在仁宗朝所有大臣中，范仲淹是一个异类。之所以说他是异类，并不是对他人格的一种否定，而是说他在北宋思潮分裂为复古主义和实用主义之时，他却超忽于党派之外，既非夏竦等人口中所说的“君子”，更非欧阳修等人抨击的“小人”，他仅仅是一个想以一己之力挽救宋朝颓势的“孤臣”罢了。
一、释义“君子”与“小人”
“君子”与“小人”是两个非常古老的概念，其来源之悠久已难确考。
“君子”一词在《诗经》和《论语》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甚至与“仁”的次数比肩，可见该词在孔子学说中的重要地位，这样一来在传统儒学中，“君子”便具有了特殊的内涵和外延，虽然实指有品德的高贵人物，但在根本上却是承担的极大容量用以构建儒家学说重要理论范畴的作用。
“小人”在最初本不是贬义，也不具备道德意义，开始与“细民”、“百姓”等词类似，在《论语》中，孔子大量采用“小人”一词与“君子”对举，如“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等，将“小人”泛指成道德情操不健全的人，是目光短浅不识大体之人，是没有自我主体或为小我所局限之人。
孔夫子对“君子”与“小人”进行了释义，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经他注解的“君子”与“小人”最后会成为政治武器，用以吹捧或者打击政敌。
二、分裂的思潮背后是党争，游离于两党之间的范仲淹。
北宋初期，由于重文轻武，文臣言事很少有从重处罚的，而文人所擅长的又恰恰是摇笔撰文，可风闻言事，可弹劾大臣，又或针砭时弊，从言论自由的角度来看，宋朝是历代王朝中最有民主风气的一个朝代。但同时这样一来，在处理政事和研究学问之时，衍生出两个派系。
第一则是实用主义学派，也被称为改革派。
实用主义学派来源于唐代的实务派，其主要特点就是不重视儒教经学，当发生政治难题之时，都会从实际角度来解决问题，往往不会以儒家“以德服人”之类的陈词滥调来处理，而是采用更为直接更有行政技术手段的措施来处理，所以在处理实际问题时，几乎唐代大臣都会采用这种方式来处理政治难题，这样的传统就是“实用主义”来作为理论支撑，而这种传统也通过王朝的对接传给了宋代的君臣。
第二则是保守主义学派，也被称为保守派。
保守主义学派则来源于唐代安史之乱后产生的古文运动。在唐朝前期，实用主义虽然给唐朝带来了巨大的发展，但政权问题显然没有得到更好的解决，如节度使制度就是实用主义学派们提出的一种比较务实的制度，但带来的严重后果完全没有预估到，带来的安史之乱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于是这个时候学者们反思到，这是国家政府极力追求实力而丢掉了信仰，这才会引起社会巨大的变乱，于是他们发起了一场意识形态方面的革命，希望通过汉朝的儒教传统来恢复中国的强盛。这一派系的代表就是著名的韩愈、柳宗元，到了宋代则被欧阳修等人继承了下来。
于是这两种思潮导致了上到社会官员，下至黎民学子们的分裂，保守派在文化上取得了优势，而改革派却在政治实务上取得了胜利，在学统道义和政治操作上，官员们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两个派系，从治国理念到治学经验不断争斗，保守派们自称为“君子”，而将改革派们称为“小人”，这让宋朝文官制度的重大缺陷——党争，终于露出了獠牙。与此同时，千古第一完人范仲淹也游离于两党之间登上大宋政治舞台。
范仲淹（982-1052），字希文，祖籍邠（bīn）州人，后徙苏州吴县，遂为吴县人，两岁丧父，母改嫁朱翰文，从其姓改名为说，朱说之名一直用到二十四岁。关于其养父历史记载不多，但就范仲淹少年便有“不做良相便为良医”的志气来看，他品格、道德、学问等等皆受其养父影响巨大，在其年少时便有非常励志的“划粥断齑”苦读史，甚至还衍生连带出一段佳话“窑金赠寺”，可见青少年范仲淹的人生价值取向已经颇具贤者之风了。欧阳修曾赞其曰：“公少有大节，其于富贵、贫贱、惠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就可证明其贤于少时。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二十七岁的范仲淹考中进士，登蔡齐榜，中乙科第九十七名，然后始复本姓，迎母归养，从此肩负两门亲情，胸怀一颗雄心，登上了历史大舞台。
三、庆历新政，范仲淹一个人的战斗。
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在福宁殿接见了一位回朝的大臣，他就是被后世推为官吏楷模的范仲淹。仁宗皇帝知道此人无私无畏，敢于直谏，只知国家利益而不问其他，又是文武全才，是以向他请教富国强兵之道，而召见范仲淹之前，大宋王朝刚刚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危机。
宝元元年（1038年），西夏人首领李元昊称帝，宋夏两国发生了严重的军事冲突。宋军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战中，消灭宋军数万人，直接将战线推至长安附近，最后在范仲淹、韩琦、文彦博等人的抵御下，在陕西建立起比较坚固的防线，抑制住了西夏人的扩张。与此同时辽国也趁火打劫，要求增加岁币，不得已的情况下，仁宗朝与西夏达成协议，宋每年输送给西夏银七万两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又与辽国达成协议，在澶渊之盟的基础上追加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在这次的危机中，仁宗皇帝深感自己内部问题更为严重，尤其是继承了从唐代到五代形成的庞大官僚阶层，又加上太祖皇帝为了赎买权力，为官员们创造的过量福利，使得国家财政一直运转不良，“三冗”问题突出，民间经济也深受影响。面对这种情况，仁宗皇帝迫于无奈，亦想变革图存。
庆历三年八月，范仲淹对仁宗皇帝的询问作出了书面答复，这就是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这十事分别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这十项改革主要针对当时的四种情况：冗兵、冗官、冗费、行政效率低下。仁宗皇帝看后颇合自己心意，于是令范仲淹主持此次的改革。
范仲淹是一个务实的人，他没有提过于宏大的目标，不像后来王安石一样想一次性变革朝廷体制，他只是想在制度的框架下，将原有制度紊乱的地方重新作出调整，可以说这次改革是一次现实主义与保守主义结合，对政府工作作出的改良。
范仲淹的改革含有几条原则：
第一、政府的税收要依法定制，政府财政应量入为出，而非量出为入，政府的工作重点是推动经济发展而非加强税收。
第二、政府推动经济的同时，不应过分参与干扰经济活动，国家也不应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来获利，政府的财政问题还需依靠税收来解决。
第三、政府面临的问题不是财政收入不足，而是政府规模膨胀，负担过重，要想正常发展，需要政府自身减负。
从以上所含原则来看，“庆历新政”的核心不是加强政府权力和民间经济运行，而是仅仅针对政府自身进行的改革。纵观历史，绝大部分改革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只有极少数的改革为了缩小政府规模而改革，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就属于后者，如果推行成功，北宋政府必然会统治得更为长久，如果失败，那将为后来的改革者提供了另一种思路：既然无法限制政府规模，那么只能增加政府的收入。后来的王安石变法便是于此而来。
那么，“庆历新政”命运到底如何呢？
范仲淹主持的改革政出多门，要想推进改革，必然要把更多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他要求监管财政和兵事。面对这样的要求，仁宗皇帝退缩了，这不仅仅涉及到大臣们的利益分配，本来集中在皇帝手中的兵权和财权有可能被相权瓜分，所以到最后，仁宗皇帝仅仅授予了他刑法的司法权。
就算这样，范仲淹仍然没有放弃，他以无限的热情投身于改革之中，运用手中唯一的司法权继续推进改革，他派出按察使出巡各地，督促官员执行改革，同时打击那些不作为的官员。当越来越多的问题被揭露出来的时候，他的改革终于激起整个官僚阶层的反对。苏舜钦很久以来一直是范仲淹坚定的支持者，但在改革一事上却与范仲淹发生了分歧，他指出范仲淹在改革之时“只抓小事，不抓大事”，所谓“君子”也已经站在了改革的对立面。
与此同时，范仲淹的政敌夏竦明着暗着反对新政，他与王拱辰以及年老的晏殊成为保守派的代表，夏竦更为老辣地抛出范仲淹借新政“结党”一说，这让仁宗皇帝更为顾忌。到目前为止，范仲淹的对手已经在实际上成为仁宗皇帝、以夏竦为代表的守旧官员，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终极对手居然是自己的队友。
庆历四年，欧阳修不知道出于何种目的写下了一篇名垂千古的文章《朋党论》，该文章被后世“君子”们奉为生活宝典，意义非凡，但在此时，却是一把斩断新政的锋利大刀。该文明确的将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列为“君子”，而反对他们的都成了“小人”，包括仁宗皇帝，从这一点看来，所谓“君子”，哪有半点高贵伟岸？于是在欧阳修的不懈努力下，范仲淹终于成为一个游离于“君子”和“小人”之外的孤臣。
范仲淹腹背受敌，已不堪重负，新政大计已不可为，再强行推进，必然是更为严重的党争，于是庆历五年一月，范仲淹申请戍边，范仲淹任河东、陕西宣抚使，此后再没进入中枢，庆历新政就此落下帷幕。
对于改革的失败，范仲淹是什么心情，史书并无记载，但其《岳阳楼记》中一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也许真实地反映了他的内心，成败不论，他只求问心无愧而已。
结语
宋朝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改革最终还是失败了，大宋王朝接着走向沉沦的深渊。但是范仲淹并没有失败，他有着自己完美的道德标准，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不成群结党，他也是北宋最后一个保守派和改革派都能接受的人物，当他主持的改革失败后，意味着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联合两派同时推动一件事情，剩下的仅仅是赤裸裸的意识形态斗争，党争这个噩梦在大宋王朝肆意蔓延开来。
参考资料：《宋史·范仲淹传》、《范文正公文集》、《宋史纪事本末》、《邵氏闻见后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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