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小哥的困境：既怕挣不到钱，又怕被车撞，但最怕超时！
这几天有一篇叫做《外卖骑手，困在系统中》的文章刷屏了，我们谁都点过外卖，可是恐怕这是很多人第一次了解到外卖小哥在这个系统中生存得如此艰难。上个月我在我们复旦校门口遇到一件事：因为疫情期间校外人员不让进来，所以我得到门口去等快递。这时候就有一位外卖小哥在那里发火，为什么？因为他打电话给校内的老师，校内老师还要走一会才能出来。然后外卖员说我把这个东西放在门口的窗台上，可能是电话那边不答应，所以电话一挂这个外卖员就开始在那儿大吼大叫，说怎么办，我还剩两分钟了。我当时一看，觉得“哇这人太牛了”，我从来不敢踹我们复旦的大门，所以我赶紧劝他，我说你别急，你就放在窗台上我帮你看着。因为我实在有点担心，如果他带着这种怒气去工作，很可能会释放到别人身上。后来过了几分钟，有一位女教师就款款地走来了，然后东张西望。我就问，那个是不是你的外卖？她“嗯”了一声拿了外卖就走了，都没有正眼看我。当时我还不太理解这个外卖员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火气，但是后来看了这篇报道才知道他们是真不容易。外卖员的时间在不断地被挤压，同样的一段路程，比如系统上个月给他指派的时间是43分钟，下个月就变成40分钟了，下下个月呢？又变成37分钟，越来越短。于是外卖小哥的车速就要越来越快，如果他迟了或者被投诉了，那就要罚钱，所以超时是“万恶之源”。这个算法系统，它把外卖员看做了一个纯粹的速度工具，逼着你去“飞”，不管你是不是逆行、闯红灯、横穿马路，甚至撞人，它不管。系统的算法好像变成了一种即时的法律，而且它是立即执行的，你今天该结算多少就给你，该处罚马上就给你处罚了。报道中说这些外卖小哥即使是摔倒了，爬起来也先去看食物有没有洒了。还有两个外卖小哥，有一个被一辆卡车撞了，当场撞死，另外一个小哥他只能看一眼继续前行，因为不能超时，这简直就是革命战争时期才有的那种冲锋精神。他们付出了生命，也让别人付出了生命，比如上海瑞金医院的一位泰斗级的老医生就被外卖员给撞没了。所以外卖一方面好像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一方面又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饿了么这个时间概念是怎么来的呢？因为当时饿了么要从学校区过渡到白领区，而白领对时间的概念就会比较重一点。因为他们中午总共就一个小时休息，如果说这一个小时过了以后，餐还没送到，那午餐都没法吃了。所以饿了么当时觉得40分钟送达差不多可以满足白领的需求，这个时候就提出一个概念，叫38分钟必达。为什么38分钟不是40分钟呢？是因为“38分钟”这个数字看起来更精准，像是算出来的。但其实它完全就是一个拍脑袋的数字，38分钟必达能不能达到呢？其实是达不到的。所以很多事情一开始想的是另外一回事，然后逐渐地开始变化，就像一开始这其实是一个营销概念，现在它变成了一个系统。报道中说现在这个系统压力很大，尤其比如遇到下暴雨的时候，就会爆单。因为大家都要点外卖，那外卖员就会超负荷地运转。但是专业的骑手他不许请假，因为完不成任务整个站点都要受到处罚，他就没有这样一种自由选择的权利吗？但其实并不是说不能请假，而是站点的负责人往往不会允许你请假，因为它的运力是一个平衡状态。站点的人员配置永远不够，你的人越多，系统派给你的单也就越多，所以其实外卖员基本上属于是长期不够的状态。如果说今天有一个骑手请假了，那他身上一天30单到50单的任务就要分配到其他人身上，如果再有一个人请假的话，再加上爆单那基本上就完蛋了。外卖平台的算法其实是比较复杂的，但总体来说其实它是有这样一个循环：就是根据你的均值，以及根据既有的配送路线去做规划。比如上一周的配送时间可能是44分钟，到这一周我发现好像44分钟都能送到，然后甚至可能平均42分钟就能送到，那我就可以往前推一推。但是这个推其实不是无限度地推，基本上也是有极限的。这次的报道一出，饿了么很快做出回应，它说系统是死的，人是活的，美团在它后面也做出了一个回应。饿了么的回应其实是一个相对感性的解决方案，而美团的回应其实是一个相对理性的解决方案。因为饿了么它把选择权交给用户，可能有人认为它是一个挤占用户的权益。但问题在于这个权益它并不是一个天然的权益，它其实也是饿了么赋予的权益。最早的时候大家送餐可能就40分钟甚至更长，可能一小时，这个部分其实是饿了么不停地在压缩，不停地在提高整个为客户去服务的能力。而对用户来说，其实是说我愿不愿意让渡一部分的权利来给到平台或者是整个体系。而美团给的一个回应是说，我给骑手8分钟左右一个动态时间，这相对来说其实是一个理性的解决方案。因为送餐大致是有一个均值的，比如说我从A点送到B点，正常情况就是应该在32分钟。但是有可能由于下雨，有可能由于电梯，有可能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一定的算法缺失，那现在其实是等于把这个bug给补充掉。所以这些算法往往还是在一个抽象的层面，在一个完美的数据空间里去想象怎么解决问题。但是中国的这个复杂社会给我们上了一课，现实太丰富多变了，抽象理性的算法有时候是很要命的。这是一个系统的问题，所以它必须有系统外部的力量来介入它，包括这次有媒体公众的介入。其实我认为政府不宜过度监管，因为整体来说，其实外卖平台它所建立的这个算法是市场自然形成一个动态平衡点。而政府如果介入不好的话，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它会拉低整个社会的福利。但我觉得政府需要明确一下自己在整个监管过程中是怎么样的一个角色，比如说在外卖这件事情上，像今天骑手出那么多问题，是因为很多骑手不守规则。在平台来看，平台没有能力去限制骑手是不是守规则，就是不管今天你超时也好不超时也好，骑手要赚那份钱，他就希望尽可能去快。唯一有能力去限制骑手的其实是政府，那这个是政府在整个工作中应该去承担的一个角色。但确实由于像饿了么也好，美团也好，这种平台它已经成为一个具备公众性效益的平台，那如果政府完全放任不管，也不太合适。所以我认为政府可能应该参与到整个平台的机制建立的过程中，多跟平台去沟通，但不应该过度地去监管整个平台。就整体而言来说，如果说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的话，其实无非是几个形式：第一个形式是，这件事归根结底是因为平台需要盈利，然后外卖小哥也需要养家糊口，也需要赚钱。如果说把外卖小哥的收入进一步提升，有可能他们整体用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去用违章的方式来冒险的意愿就会降低。那谁来去支付这个成本？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平台方去释放这个空间给到外卖小哥，但是整体来说在目前不是很现实。第二个就是提高用户的支付价格，通过用户更高支付价格来达到同样的生产效率上能获得更高的一个收入。但是没有人敢去开这个口子，没有平台敢去抹平收入的一个剪刀差。因为一旦抹平的话，就可能导致我在价格上没有竞争力，那我可能就会被另外平台所追上。所以我认为在这个事情的解决方案上，只能是通过政府的一些管制措施来减缓一下相应的一些问题。我有一个叫书航的朋友，他写文章说，外卖平台之所以被大家关注到，是因为外卖小哥我们都能接触到。但是其实还有很多人，他们在流水线、小工厂里面的日子可能过得比这个还要苦得多，但是我们不容易去看到它。总之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变化了，变成一个平台世界，大家都在网络平台里生存。通过这次的外卖小哥事件，我们可以更多地去透视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广阔的平台世界，这样才有一种平台的命运共同体的感觉。所以最后喊出我们的口号，理工科与文科要携起手来，共同发展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工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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