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带来了大规模的跨越城乡和区域的人口流动，形成了改革30年来蔚为壮观的“移民潮”。但是对于移民人口来说，地域的流动并不一定同时伴随着身份的转换，他们在迁入一个新的城市后，是成为了这个城市的新“主人”，还是一个随时准备离开的“过客”，或者是一个常住他乡的“客子”，这成为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而中国区域间发展的极不平衡，人口主要向几个大都市集聚以及户籍制度藩篱的长期影响，更增加了上述问题的难度。如今，以直辖市、几大区域中心城市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省会城市为代表的大都市正在成为中国主要的人口导入型城市，在这些城市中，“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正在形成最为重要的对立。那么，到底“谁”才是“外地人”呢？
一、文献回顾及问题的提出
“外地人”是一种地域身份意识。大量有关移民的身份认同、地域认同、群际关系、归属感、社会融合、偏见与歧视的研究都与此议题相关。从这些研究内容可以看出，地域这个概念不仅包括传统自然地理学指向的“纯物质”的“地理空间-地方”的内容，而且还包括发生在该地方的社会、历史、文化等“精神”的内容。总体上，关于“外地人”的研究属于社会认同的研究范畴，其中，地域认同和群体认同与之关系最密切。所谓地域认同，即对于“某人归属于某个特定地域”的回答；所谓群体认同，即对于“某人归属于某个特定群体”的回答。地域身份意识即是从地域这一空间关系上把握个体的群体身份归属和认同。
(一)“外地人”并不是一种真正的群体认同，其本质反映的是地域归属上的认同困境——“非本地人”
近二三十年来的国内移民研究主要是关于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乡-城”移民研究，也就是听到最多的“农民工”问题研究。但最近五到十年关于“城-城”移民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它与“乡-城”移民研究一样，都绕不开中国户籍制度背景下的流入地城市市民权利分享、不同人群在城市公共资源再分配上的权益之争等话题。在特定地域内对特定群体进行权利再分配是一个异常敏感的问题，由此引发出“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矛盾和对立。
这种矛盾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导致了外来移民的认同困境，他们一方面是在流入地城市长期生活或工作的常住居民，但同时他们却在市民权利的分享上面临各种障碍或来自本地人的质疑。米庆成的研究发现进城农民工存在着对流入地在地域上的强归属和群体心理上的弱归属的矛盾心理。郭星华、李飞针对北京流动人口的调查也发现，农民工相对普遍的看法是“算是北京的一员，但不是北京人”，也就是说，他们把对北京这个城市的地域认同与对北京市民的群体认同区分开来。那么，作为“北京的一员”但又“不是北京人”的农民工，他们究竟是不是“外地人”呢？郭、李认为，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仅仅是他们认同的一个方面，与市民的关系决定了他们的社会认同是存在张力的。熊易寒的研究则发现，“我不是农村的孩子，我是城里的孩子，但我不是上海的孩子”这句话经典地表达了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即这些生于上海、长于上海的孩子，已经是一群“城市化”了的孩子，但他们又是哪个城市的孩子呢？他们在群体认同上将自己归属于“城里人”，但在地域认同上，却无法将自己归属于自己成长和生活的那个城市，更进一步说他们可能在任何一座城市都是“外地人”，只有回到农村老家才是“本地人”，可他们又觉得自己不是农村的孩子，那么，他们到底是“谁”？一些学者用“无根的非市民”、“过客心态”、“游民化倾向”、“认同的断裂”、“双重边缘人”等词语来描述这种认同困境。这表明，在今天高流动的社会中存在着大量在地域归属上仍处于漂移不定、寻找自我的过程中的移民群体。
群体认同和地域认同的不一致的根本内涵是，移民对所在城市虽然有认同(或归属)的意愿，但认同结果与认同意愿却不相一致，他们想做“某地人”，但最终要么不得不继续做“农民”，要么就变成非农的“外地人”。然而，“外地人”实际上并不是一种真正的群体认同，只是有着共同生活际遇的人的集合体，内部缺乏有机的社会联系和凝聚力，仅在某些方面(例如社会经济地位)具有原子意义上的相似性。因此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外地人”争取权利的抗争往往以个体权利诉求的形式出现，具有鲜明的个体主义立场。同样，当下在一些大城市实施的居住证积分制度实际上也是一种向外来人口个体化赋权的路径。有学者敏锐地指出，“我是外地人”是一个伪装为肯定陈述的否定句，它背后真正要表达的是“我不是本地人”，这应该就是“外地人”这一地域身份意识的核心意涵。那么问题来了：“谁”，才是“本地人”呢？
(二)从移民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看“本地人”意涵的变迁：以上海为例
上海是中国近代以来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人口持续大量导入的大都市，同时也是一座开埠以来只有百余年历史，但却处于经济领先地位的移民城市。以下将以上海为例，从上海这座城市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上海人”的形成及其认同，从中寻找一座移民城市的“本地人”意涵的变迁轨迹。
多年从事上海城市史研究的学者熊月之认为，“上海人”的内涵本身就历经了四变：1843年开埠以前的上海人主要是籍贯意义上的；1843年以后、1949年以前的上海人绝大部分为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只有先后之别，没有主客之分，其特征主要为大城市人，与乡下人相对；1949年以后，特别是1958年开始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上海人变成那些具有上海城市户籍的人口；等到改革开放以后，上海人口结构再次发生巨大变化，文化特征亦随之而变。在“上海人四变”的过程中，上海城市的人口由1843年开埠之初的20万，变成今天的常住人口约2 480万。在今天2 480万的人口中，有约一半是外来人口，即便是另一半上海本地人，其中也有85%以上都是在近一二百年里从全国各地移民来到上海的，所以可以说，绝大部分上海本地人都是由“外地人”转变而来的。
近代的上海，形成了一个不是籍贯意义上的“上海人”概念。实际上，那时的上海是全国各地人的避难所和淘金地，是人们寻求发展的地方，还不是永久驻留之地，移民来了有饭吃、有工做就留下，没有就走人。彼时的上海是全国各地人口大拼盘，是一个完全开放、多元的场域，就连市政管理系统也是由两个租界和华界三个不同体系构成的，那时的上海居民并没有一个完整、统一的上海地域概念。人口从1843年的20万猛增到1949年的546万，但并无所谓本地人和外地人之分，只要有能力，谁都能以上海人的身份代表上海人的利益行事。与此同时，移民对上海的认同逐步形成。至于文化人类学或族群意义上的作为大都市人的“上海人”的真正形成，熊月之认为，大概是20世纪初的事。因此可以说，近代的“上海人”是市场意义上的“上海人”，是一群流动的、客居上海的“上海人”，大浪淘沙，适者生存，只要能在上海滩立足就是“上海人”。
真正形成特殊的“上海人”身份意识的时期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确切地说是在1958年以后，上海开始实施严控人口迁入的户籍管理制度，从此迁出容易迁入难。外地人进入上海的闸门被关闭，上海人成了固定的一群人，上海人的身份也有了固定的含义，这对于催发上海人特殊的上海意识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加之上海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上海人的心态变得优越和排外，极其珍惜自己的上海人身份。上海人对上海的认同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从原来保持的对上海和原籍的双重认同，开始演变为对上海的单一认同，尤其是移民二代，原籍变成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有学者指出，正是我国这种城乡分割的人口管理体制和相对封闭的地域政策，人为地拉大了上海和移民原籍地的差距，使“上海人”的身份价值突显。因此，真正形成具有社会隔离和排斥意义上的“上海人”身份是户籍意义上的。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上海走到中国改革开放前列，上海对全国的人才需求空前加大，移民的传统逐渐恢复，人口迁入的闸门再次打开，从世纪之交的蓝印户口制度到21世纪以来的按需引进人才，上海这座城市再次进入了高流动社会。但是，近年来上海不断增长的人口规模和相对有限的城市承载力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显，2 400万的常住人口规模对城市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2013年底提出的“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信号预示着，对于上海移民人口的行政干预力量将不断加强，上海人和外来移民之间的界限依然清晰、牢固。
(三)问题的提出：在今天的上海，“谁”是外地人？人们的态度有何差异？
作为地域身份意识的表征，本文的问题旨在辨明某一地域中的不同群体之间的边界问题。这个边界不是客观物，它涉及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社会建构，而且必然会经历一个含义发生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与城市本身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密不可分，可以说是与这个城市的“生存的迫切需要和机遇结构很有关系”，同时反过来又会影响人们对边界的追寻和认同。所有这一切，都最终以移民的社会后果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不可避免地指向偏见和社会不平等。
如上所述，“谁是外地人”与“谁是本地人”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聚焦“外地人”，有助于以一种更新的视角来理解今日之“上海人”乃至上海的城市精神。只有反观“另类”(外地人)，才能识别“自我”(本地人)。所以从本文的问题出发，我们将不会只关注外地人“是什么”，而会同时更关注外地人“不是什么”，从而辨析“外地人”和“本地人”这两个相对的类别概念。从前文对“上海人”的形成和认同过程的梳理中可以看到，用来划分这对类别概念的标准是多元的，原籍、出生地、社会化、阶层、户籍等都可以作为界定标准，各标准之间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重叠或矛盾，此时的标准也不一定适用于彼时，本文将聚焦于当下这个时点，并力求发掘不同标准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不同人群的态度差异亦是需要回答的问题。
梳理上海城市发展史和“上海人”的形成和认同过程可以看到，“上海人”的意涵历经了籍贯意义上的上海人、市场意义上的上海人和户籍意义上的上海人这三个清晰可辨的发展阶段。那么，历史走到今天，今日的“上海人”又是建立在什么意义上的呢？但是无论答案是什么，上海都是一座移民城市的标准图像，这一点没有人可以置疑。“上海人”根本上是由非上海人移民构成，今日的“外来人口”有可能就是以后的“新上海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不要把“上海人”看成是“上海”的人，“上海人”是上海这个地方在一定的开放时空形成的一种身份和认同，“新上海人”是自我更新的上海人和融入上海的各“同乡”创造的上海人，当全世界的优秀人士都能在上海进进出出，与本地居民密切合作互动的时候，一个跨越地域的“上海人”就会出现。
二、研究结果
(一)以户籍和族群为交叉的六类人群的态度差异
表4数据显示，以户籍和族群为交叉的六类人群对于“谁是外地人”这个问题确实存在着明显的态度差异。移民二代的态度是最鲜明的，在“外来民工”和“出生在外地”这两项上的提及率明显高于其他人群，对于“听不懂上海话”的提及率也是最高的，而对“没有上海户口”的提及率又是各人群中最低的。这一结果与移民二代的身份比较相符，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出生即获得本地户口，因此户口不是他们的敏感点，但作为移民的后代，他们对族群身份则相对更敏感，因此会更强调出生地；另外作为在本地出生、成长的人，他们多数都能听懂本地方言，但在家里与父辈交流的语言又不是本地方言，因此对语言的要求更倾向于能听懂但不一定会说。另外从表3的数据看，移民二代的平均年龄是47.4岁，是各人群组中最高的，根据年龄推算，他们的父辈大部分是在1958年上海开始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之前迁入上海的，与今天的落户门槛偏向精英移民的政策不同，移民二代的家庭出身处于“非中产”阶层的比例可能更高(表3数据也是佐证)，因此他们对于阶层身份也会比较敏感，作为拥有本地户口的人，希望将自己与外来民工进行区分。新上海人最强调是否拥有上海户口是识别外地人和本地人的重要指标，这也与他们主要是后天获得上海户口的特点紧密相关。回乡二代有相对更多的人认为“不会说上海话”就是外地人，这可能因为他们出身于父辈即是上海人的家庭，因此与移民二代不同的是，他们更擅长说上海话而不仅仅是能听懂，而且作为从上海出去又回到上海的人，方言是他们标识自己是本地人后代从而获得相对优越感的重要表征，但回乡二代的有效样本量比较低，只有18人，因此数据的意义仅做参考。“上海人”这一群体强调“外来民工”就是外地人的比例也是比较高的，占到近7成，这可能是与上海文化中习惯将外地人唤做“乡下人”的传统有关，显然“外来民工”作为从农村到大城市打工的人是与“乡下人”最接近的群体。
外地户籍的人群的答案则比较分散，没有任何一项内容的提及率是处于各组中最高的，在“听不懂上海话”这一项上，他们的提及率相对较高。另外，从居留时间看，来沪10年以内的外地户籍者比来沪10年以上的外地户籍者更强调“没有上海户口”的意义，而后者比前者更强调“不会说上海话”的意义。
(二)以户籍和阶层为交叉的四类人群的态度差异
表5根据户籍和阶层两个维度的交叉结果将人群分为四类：外来中产、外来非中产、户籍中产和户籍非中产。数据显示，非中产阶层无论是否拥有本地户口都更强调“外来民工”是外地人，这清晰地表明了阶层身份对非中产阶层的敏感性。关于“没有上海户口”就是外地人的认同率，支持率最高的人群是“外来中产”和“户籍非中产”，这一结果鲜明地佐证了户籍对于身份认同的重要性。户籍非中产阶层虽然在阶层身份上处于非优势位置，但拥有本地户籍让他们获得了身份上的相对优越感，而外来中产阶层的情况正好相反，他们虽然在阶层身份上处于优势位置，但却没有本地户籍，使他们在市民权利上处于相对弱势的位置。而户籍中产阶层相对其他人群更强调族群意义上的外地人概念，他们对方言和出生地的重要性的认同率是各组中最高的，尤其是方言的重要性。另外，外地户籍者比本地户籍者更认同“来上海时间短”可以作为识别外地人的指标。
(三)对“谁是外地人”的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那么，是哪些因素会影响人们的态度差异呢？表6是对人们态度的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每个回归模型都引入了户籍、阶层和族群三组自变量，同时将年龄和性别作为控制变量。
首先，在户籍维度的两个变量中，只有城乡户籍类型对人们的态度有显著影响。数据显示，农村户口者认同从族群意义上来区分外地人和本地人的概率比只有城镇户口者的40.9%(在0.001水平上显著)，农村户口者认同从阶层意义上来区分外地人和本地人，更确切地说是将“外来民工”作为定义外地人的关键指标的概率比只有城镇户口者的52.9%(在0.01水平上显著)，而农村户口者认同从户籍意义上来区分外地人和本地人的概率比却是城镇户口者的1.601倍(在0.1水平上显著)。也就是说，农村户口者更认同从户籍意义上来区分外地人和本地人，而城镇户口者更认同从族群或阶层意义上来区分外地人和本地人。
其次，阶层维度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学历指标，职业指标没有显著影响，收入指标的影响只在0.1或0.05水平上显著。学历指标的影响显示，中低学历者比高学历者更认同从阶层意义上来区分外地人和本地人，前者认同度的概率比是后者的1.8倍之多。另外，低学历认同从户籍意义上来区分外地人和本地人的概率比只有高学历者的0.536倍(在0.05水平上显著)。
再次，族群维度的变量对人们态度的影响是最显著的，除了身份证号码开头的数字这一项没有显著影响，出生地和方言的相关变量都有显著影响。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移民二代(即父母非土生、本人土生)的态度与父母和本人均土生的本地人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移民二代更认同从族群和阶层意义上来区分外地人和本地人，更不认同从户籍意义上来做区分。他们认同从族群意义上来区分外地人和本地人的概率比大约是本地人的2倍(在0.01水平上显著)，认同从阶层意义上来区分的概率比大约是本地人的1.9倍(在0.05水平上显著)。关于日常语言使用习惯，以“上海话为主”的人更认同从族群意义上来做区分，而以“普通话为主”和“普通话与上海话共用”的人更认同从户籍意义上来做区分，数据大体上在0.001水平显著。而“上海话水平”的影响，则未表现出明显的线性规律，“听不懂上海话”和“能熟练用上海话交流”的人与“上海话是母语”的人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而“能听懂上海话”的人与“上海话是母语”的人的态度则未呈现出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个中原因还有待研究。总的来说，“上海话是母语”的人更认同从族群意义上来区分外地人和本地人，而“非母语”的人更认同从户籍意义上来作区分。但是，“上海话是母语”的人与“非母语”的人对于是否应该从阶层意义上来区分外地人和本地人的态度没有显著差异。
三、结论与讨论
综合以上分析结果，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大都市居民对“外地人”的界定主要有三个基础：(1)以户籍为代表的制度性基础；(2)以职业阶层为代表的市场性基础；(3)以文化或社会化为代表的族群性基础。近年来，大都市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对外来人才和劳动力的需求结构正日益改变着包括原居民和新移民在内的所有都市居民对“外地人”身份的认同，以职业阶层为代表的市场性基础和以户籍为代表的制度性基础变得日益重要(认同率均在2/3左右)，而以文化或社会化为代表的族群性基础的重要性被不断削弱(认同率最高不超过4成)。这预示着，只有同时拥有本地户籍和高职业阶层的人才是大都市中最大的赢家，而缺少这两者中的任一项的人则难免会处于相对弱势的位置，比如外来中产和本地非中产就是代表。
第二，地域身份意识作为一种主观态度和社会心态的反映，实际上是由人们各自所处的制度和结构性位置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个体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们与别的群体相比拥有了一些相对的优势和劣势，这些相对优势和相对劣势对于他们建构自我和他人的身份边界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正如本研究中所发现的，户籍非中产和外来中产都对是否拥有本地户口这一点非常敏感，因为前者虽然处于阶层劣势位置但仰赖本地户口获得了相对的身份优势，而后者虽然处于阶层优势位置但因为没有本地户口而处于相对的身份劣势。又比如，移民二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群体，他们是移民的后代，但又在本地出生和成长，这种身份上的交叉性和矛盾性使他们在地域身份意识上的态度具有不同于其他群体的鲜明特征，比如更强调族群身份的不可替代性，出生地和方言都是重要影响因素，因为也许在移民二代的潜意识里，仍然能觉察出他们与父母也是本地人的同龄人的微妙差别，但同时与移民一代相比，他们对本地的认同度要高得多。回乡二代是另一个矛盾群体，他们也同样标识自己身上所具有的先天的族群基因，比如会说上海话。
第三，户籍对人们态度的影响依然受到城乡差异的深刻影响。农村户口的人更不认同从族群或阶层的意义上来区分外地人和本地人，而更认同从户籍意义上来区分外地人和本地人。这是否提示我们，对于农村户籍的外来人口，与能熟练使用本地方言与本地人沟通以及不再从事人们传统认为的“农民工”的工作相比，获得本地户籍更能让他们产生地域归属感？
第四，方言对于人们的地域身份意识或地域归属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可以说是形成地域身份意识的最核心指标。使用同样的方言，能迅速拉近不同人群的社会距离，促进人群间的融合。这对于高流动社会背景下建设和谐的新“土客”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