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荣幸，这次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合作，开展关于上海社会身份认同的调查。
我们这项研究的总体背景是，随着中国城市化和经济发展速度加快，许多城市的外来人口都占到极高比例，甚至超过本地人口。也就是说，在不同地区，由于文化、语言、经济等诸多因素影响，导致整个社会围绕着地域产生多个维度的歧视，进而导致社会认同的撕裂。而社会认同在这种反作用下反而可能得到强化。
变化和撕裂的认同
在上海，随着传统文化衰落，本地人——或说上海人，对上海的认知或认同，变得与过去很不一样。
我们过去觉得，上海人对上海的认同，可能表现在方言或戏曲曲艺等方面。而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如今普遍的状况是，上海人对上海话的掌握程度不断下降，社会认同越来越衰落。这尤其体现在上海的中学生身上。在父母都是上海人的中学生里，竟有超过六成的小孩子几乎不会说上海话。所以，语言的衰落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我们把语言作为调查的一项重要内容。而过去的一些认同附着对象，如小说、曲艺、传统生活方式，人们对其认同度也在不断降低。
另外，现在人们对上海的认同附着对象也出现了变化，一些新兴的、容易附着民粹主义的对象出现，包括对足球俱乐部的认同，比如申花和上港。这些年还出现了其他过去没有的对上海认同的一些变化。
同时我们也知道，现在上海非户籍的人口，达到了非常高的比例，已接近一半，尤其是在工作年龄层面，外地人口已达到和上海人一样的规模。所以，现在上海人和外地人之间，不可避免地在工作和生活中有很多交流或合作。在网络上，随之出现了一些所谓社会撕裂的表现。
对外地人而言，“融入社会”的吸引力要远小于“抗拒认同”。因为，随着外来人口的涌入，本地人在经济、社会上的地位不断下降，外地人逐渐取得优势地位。大多数外来者，无意拥抱本地传统，而期待外来多元文化更快速地侵入本地，进一步将本地传统边缘化。
比如说，微博上有一些很激烈的言词。让我尤其有些感受的，是关于青年教师的。因为我自己就在学校里工作。现在，根据一些统计，在上海高校里，上海籍教师的比例大概只在10%左右；或者说，上海的大学里，有90%的老师并不在上海出生，或原本不是上海户籍。但是，当我们谈到上海的公共政策、上海的社会问题时，又主要是由这些高校老师来讨论。我们发现，绝大多数这些政策研究，是由外地老师进行的。在很多有名的网站上，会有一些严厉的声音对他们进行批评。越是涉及公共政策的学术研究，涉及文化方面的议题，冲突也就越加激烈。
反过来，作为上海人，也常有一些很失落的时候。前些年，在闵行区，有一个中学生，在回答老师问题时，说了一句上海话，然后被老师严厉批评，甚至要写检查。老师说，上课的时候，你竟然用上海话来回答问题。这个新闻在很多网站上被炒作的非常厉害——又变成一个触动地方民粹主义神经的事件。
所以，不管在上海层面还是在外地层面，社会的撕裂都表现得非常严重。本地人面临“丧失认同-加强认同”的双重压力；外地人面临“融入社会-抗拒认同”的双重压力。
对上海的认同
就此，我们想用实证的方法，检验一下，这个问题在上海到底有多严重。
我们日常生活中就能感受到一些状况。但所谓上海的排外，到底有多严重？绝大多数人只是说一说，拿不出有效的数据。我们希望，对这个现象的讨论，以及对相应公共政策的讨论，不仅建立在主观感受上，而是能有更扎实的数据，更有效地指导公共政策的建设。这是我们做这个社会调查的初衷。
这个调查一方面是出于我个人的学术兴趣，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未来形成一个公开的数据库。待数据有效整理之后，我们会向公众开放。无论学界内外的朋友，都可以和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协商，一起讨论和利用这些数据，使其变成一个公共的、真正能推动上海公共政策建设的工具。
下面简单说一下学术的背景。近些年来，对于社会歧视，在学术界尤其是实验经济学界，有广泛的讨论。实验经济学做了大量有趣的实验，来验证社会歧视。比如求职是否存在性别歧视、地域歧视；或打车时是否会给外地人多绕路等等。各种各样的研究，大多在特定环境下证明特定歧视存在，缺乏正面的、建设性的实验，来研究社会认同和社会歧视的程度。而我们的工作，正是从正面的、建设性的角度，来研究社会认同和社会歧视。
我们搜集数据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从学术的角度、统计学的角度，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随机性。我们花了大量工作，来保证随机性，一切都非常严格地按主流学术规范进行。
在此基础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得到的数据里的一些主要特征。
上图是所有样本在上海居住时间的排列。单位是年份，最突出的是“一年”，有5%左右——也就是说，在路上碰到一个人，有5%或6%的可能，是最近一年才到上海的。因此，来上海不到一年的人非常多。在上海居住时间超过20年的——大概在这个水平上，20年或18年，基本可以认为是出生在上海的上海人，至少是在上海居住时间足够长的上海人。同时，有相当多的一群人，来上海不到20年，或可定义为外地人。这一群人里也有一部分——按照我们统计，可能有20%左右，已获得上海户籍，但到上海的时间还是比较短。
对上海的认同，也是我个人非常关心的问题，即人们自认在多大程度上是上海人。我们可以看到，全部样本呈现两极对立、两极分化的状态。第一个高峰在认为自己完全是上海人那里，第二个高峰则认为自己完全不是上海人。可以这样看，对上海人来说，大多数上海人认为自己完全是上海人。而对外地人来说，非常多的人非常强烈地认为,自己不是上海人。
我认为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非户籍人口的上海认同，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也就是，非户籍人口认为自己是上海人的概率逐渐降低，且大多数人认为自己不是上海人。这和我们观察到的其他现象非常一致。同时我认为，其实这暗含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非户籍上海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上海人，也并不认为自己需要融入上海，或要变成上海人。这对整个城市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因素，在世界其他国家，都不太能见到这种情况。
我们都知道，纽约也好，伦敦也好，或新加坡也好，这些国际化大都市，有大量的人并不出生在当地，这是很正常的。对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来说，塑造个人对城市的认同、对这个城市的感情，乃至对国家的感情，是整个城市非常重要的工作——不管你出生在中国，还是墨西哥，既然你到了纽约，或在纽约生活了很长时间，整个城市的文化或公共政策都倾向于把你变成纽约人，而不是你能够坚定地认为你就是跟纽约没有关系的一个人。但我们发现，在上海目前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非户籍上海人对上海的认同非常低，对融入上海的意愿也非常低。
后面也会看到，不管是学上海话，还是其他方面，非户籍人口倾向于认为都不是很重要。甚至，问一些外地或非户籍的上海人，要不要学习上海话，他回答中潜在的意思是，现在说上海话的人越来越少，再过20年，上海就没有什么人说上海话了，将完全变成一个说普通话的城市。为什么还要学习上海话？
其实，这对上海本地人而言，是很核心的问题：未来的上海到底是何种意义上的上海？如果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能够消减掉上海在文化上的共同体，那么在户籍人口对外来人口的排斥和抵制等问题上，我们就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根源。
所以，这里包含相当复杂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当然要从很多制度性层面，如社保、住房、教育等来讨论；另一方面，也是我个人很感兴趣的，从文化等一些其他方面来讨论。我个人把身份认同当作整个问卷里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也调查了社保、教育等很多问题。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调查，提供基础性的总体性数据的平台，帮助我们更深地认识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之间的合作和矛盾，根源到底在哪里。
这是上海户籍人口说上海话的分布，所有这些人都是有上海户口的人。1是说上海话，2是说家乡话，3是普通话。当中这一段是说家乡话的，我们都知道，这肯定是所谓新上海人，过去一直说家乡话，现在获得上海户籍，仍然说家乡话。而3这一部分人群，既包含了一部分新上海人，过去说普通话，现在还说普通话；也包含了一部分人，也许过去生活在上海，但已经不太会说上海话了。
在我们的调查里，上海话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值得反反复复琢磨。在调查当中，有访员跟我说了一个情况，也出乎我的意料，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一个问题。我们在调查的时候，设定了上海话、家乡话、普通话三个选项。我认为，问一个人平日在家里到底说上海话、普通话还是家乡话，三选一总能概括所有情况。但有些人对我们的访员说，我是说浦东话。他认为，浦东话不属于上海话，但浦东话也不能算是“家乡话”，因为他觉得他还是算上海人。不仅仅是浦东话，还有松江话、崇明话、青浦话，这些话在多大程度上是上海话？我们应该怎样认识这样的问题？这都给我们提出了新的命题，我们没有想的那么深，没有把这些问题看得那么微妙。这是我们过去研究不足的地方。
主要的一些描述
下面是对调查中一些主要结论和一些我们关心的问题的描述。76%的调查对象缴纳社保，24%不缴纳社保。当询问如果可以自行选择缴纳或不缴纳社保，是否愿意缴纳时，所有缴纳社保的调查对象中，19%的人完全不愿意缴纳社保，累计47%不太愿意，36%的人非常愿意。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的结论是，社保在上海很大程度上被视作落户的手段，而非真正实现社保的目的。
还有在上海买车的问题。25%的人已买车，而且是沪牌；16%的人买了车，不是沪牌。总共41%的人有车。这个数据我们都认为比较准确，但有时会和人们的主观估计有一些偏差。有些人觉得周围几乎人人有车；而有些人，尤其一些大学生，感觉周围人人都没有车。实际上，上海拥有车的比例已达到40%左右。未来还有20%的人计划买车。有21%的人主要以私家车出行，16%的人主要以自行车、电动车出行。大多数的人都表示支持滴滴或优步这样的网约车。（当时还没有摩拜。）
计划生育问题，总体来说，在上海，大家对计划生育的看法不是很负面，仅有略微超过一半的被访者反对过去严格的计划生育。反过来，在是否支持废除计划生育的问题上，一半人支持，一半表示反对。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把有上海户籍和非上海户籍两部分人口拆开看，可以看到，有上海户籍的人群主要是支持过去计划生育，现在支持开放计划生育。而没有上海户籍的人群，反对过去的计划生育，也反对现在的开放生育。这是两部分人群的特征，这个分布其实挺耐人寻味的。
教育公平问题，在孩子的教育上，绝大部分上海的受访者都表现出显著的“过度乐观”。比如，65%的家长认为孩子能考上好的大学。实际上，根据现实的统计数据，只有20%以下上海的孩子可能考上重点大学。而在教育与成功的关系上，家长没有表现出过度乐观，有一半家长认为好的教育背景并不必然导致成功。绝大多数家长愿意承认社会不公平，不愿意承认教育不公平。大多数人认为上海充满了希望，未来还有很多机会。这也是我们在做完这次调查后一个总体的感受。虽然我们在生活中，听到很多对这个社会的负面评价，网上也有很多这样的言论。但我们真正在线下做抽样调查，发现大多数人还是觉得，在上海对生活充满了希望，觉得上海未来还有很多机会，对生活对社会都抱着乐观积极的态度。
购房问题，在上海有房无贷的比例达到50%左右，有房有贷19%，仅有22%的人群以租房的形式在上海生活。尤其是，有上海户籍的人群中，只有不到3%以租房的方式生活。我特地把这个数据拿给周围几个有上海户籍的、以租房形式生活的上海人，大家都挺意外的。我们可以从这里感受到，在上海买房的所谓刚需确实很强。上海人在结婚、生活的需求面前，对买房子格外有渴望。不管家里过去是老房子，还是很拥挤急需改善，绝大多数上海人都不愿以租房的方式生活。
户籍问题，在上海仅有12%的人群认为户籍不那么重要，55%认为户籍极为重要。有上海户籍的人更认为上海户籍重要。我觉得，上海户籍在大家心目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后面做的一些技术性分析也证明，上海户籍非常重要，跟很多因素都直接相关。但是，有57%的人认为上海户籍与上海人（或上海认同）之间没有关系。另外，有户籍的人显著比没有户籍的人更幸福——也可以说，更幸福的人更容易得到户籍，等等。但不管怎么样，在上海，户籍是决定一个人的收入、健康，甚至是幸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从户籍的角度，我们来看排外现象。从我们的数据看，上海确实有一定排外现象。但并不严重，是非常轻微的。更多的人认为，上海的人变多是坏事，有11%的人认为是绝对坏事。但这种倾向并不强烈。我们觉得，针对外地人的一种情绪是存在的，但没有那么强烈，而在微博或是那些民粹主义的网站，会把这种情绪给放大。
身份认同，在上海人，有一半人认同自己是上海人，另一半人不认同，有22%的强烈不认同。当然，文化上的认同是一种心理的认同，并不是简单的户籍，或是看的见的硬件的问题。但这种心理的、文化上的不认同，会对行为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导致社会很多负面的、不安定的因素。而政策制定者往往严重忽视这一点。
即使在获得上海户籍的人群当中，还有18%不认同自己是上海人。这个数字也很值得我们思考，把18%放在上海的数据里，有好几十万人，虽然得到上海户籍，子女可以在这里接受教育，或可以在这里买房子，但仍然不认为自己是上海人。反之，在未获得上海户籍的人中，只有10%的人认同自己是上海人。所以我个人的观察是，认同自己是上海人，比获得上海户籍还要困难。我们总在讨论，上海落户非常困难。前面的数据也说了，有一半的人对获得上海户籍已表示绝望，但在我们的数据里可以看到，要对上海产生文化上、情感上的认同，使上海变成一个团结的、真正有吸引力的城市，比获得上海户籍还要困难。
以上是我们对这次调查的一个总体描述。下面我们用这个调查，针对身份认同问题，进行两项初步的学术研究。里面还有很多技术性问题。我只是初步跟大家汇报我们的一些工作。
小研究1：财富对认同的影响大吗？
很多技术细节我也不多展开，有兴趣日后可以进一步交流。第一点，我们希望对上海身份认同做一个正面的、学术上的构建，用模型的方法来进行检验。身份认同或社会认同，是现在学术界非常热的问题，但热归热，大家发觉，真的要研究会碰到两种非常难以克服的困难。
第一种困难是，身份认同是很难被观察的。就像我说的，我们在这次调查当中，询问了一个人多大程度上认同自己是上海人。以我所见，之前几乎很少有人这样调查过，而一旦不是直接这样调查，你就根本不知道他自己多大程度上认同自己是上海人。我们查数据，可以查到他是不是有户口，是不是买房，是不是有车。但登记的数据里，并没有说自己有多喜欢上海，或多大程度上认同自己是上海人，这并不是一个外显的东西，很难观察到。
第二个困难是，决定身份认同的机制过于复杂，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认同自己是上海人，或者类似的认同，受到太多因素的影响。
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人在中国，通常意识不到自己是中国人，大多人到了美国、欧洲，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决定身份的机制受到太多因素影响，不容易确认。目前对身份认同的主要研究方法，主要还是实验经济学的学者在做，保证自然实验或实验室的实验。而这两类实验来研究身份认同，都存在很多问题。自然实验要依赖很多条件，实验室的实验对身份认同的界定是不够真实的。
对我们来说，我们希望用这次的调查的数据来进行身份认同的影响。我们回顾过去的文献会发现，一个人多大程度上认为自己是上海人，认同自己是整个社会、这个城市的一部分，主要受到三个不同渠道的影响。
第一个渠道是外在的认同，包括比如宗教、语言等可观察的因素。我们这次调查当然也关心了这样的问题。
第二个是内在的认同，有很多内在因素，比如地域。比如说，一些外地移民获得上海户籍，如果他本身是出生在江苏或浙江的，跟上海文化比较接近，地理比较接近，可能比较容易认同；如果是出生在广东，或者出生在新疆的，可能就比较困难。或者，也许他出生在大城市，对上海的文化相对比较容易认同，出生在农村可能就会觉得和上海的文化很不一样，认同感就会减低，等等。这些是内在认同的渠道。
第三个是经济因素和其他外在因素，对社会认同、身份认同也有影响。例如户籍，还有其他的因素，比如在上海居住了多少年等等。
所以，我们最后根据这三个渠道，找了一些可能影响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做了一个简单的回归。我们找到了可能的影响因素，包括年龄、出生地、婚姻、居住时间、社保、有没有买车、有没有买房、有没有户口、会不会说上海话等。在这些基础上，我们构建了一个结构方程模型。结构方程最核心的研究问题是，对上海的认同度，受三个因素的影响，内在因素，外在因素以及个人财富，就是把前面列举的十来个因素分配到三个渠道里，最终影响到上海认同度。
结构方程的很多细节不展开讲了，只看一个总体的结论。不同的因素对上海认同度的影响不一样。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肯定是更为重要的，比财富因素影响要大的多。户籍社保等因素同时会影响多个渠道，是决定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虽然这些很重要，但我们觉得，从实际的结构方程模型数据看，在上海的居住时间、使用上海话的能力、与整个城市的交流、在社区的沟通等，这些传统社会学的因素，仍然是更重要的决定全社会认同的因素。
也就是说，你在上海，即使很有钱，即使获得了户籍，买房买车了，但你不会使用上海话，不能跟别人沟通，或在上海居住时间不是很长，跟别人交流不是很多等，这仍然会影响你的整个社会认同。这些因素仍然是最重要的。
小研究2：户籍与身份认同
第二个是研究户籍和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我们都知道，获得上海户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多年前出生在上海的人，天然就获得了上海户籍。而非出生在上海的人群，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大量的时间，在上海学习工作，甚至在上海投资，还要经过打分等一系列挑战，才有机会获得上海户籍。上海户籍是一种外在指标，它与内在身份认同，并不完全一致。户籍制度对身份认同到底起到怎样的影响，从社会学或政治学的角度，我们当然希望，通过提高身份认同，来保证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那么，户籍制度是否会有效提升对上海的认同，到底是促进身份认同还是阻碍身份认同？在过去，我们并没有明确结论。这个小的研究，就希望检验户籍制度和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
我们用了一种匹配的方法，来构造对户籍的一种准自然实验，就能够有效地比较户籍与身份认同的影响。匹配有很多方法，我这里用的是一种方法，还可以用不同方法进行检验。有很多技术问题，这里先不多讲。我只讲基本的一个想法。
总体的研究是，我们寻找新上海人，即去掉在上海出生的人，和在上海生活18年以上的人。这在我们数据里比较好处理，我们调查的所有人，年龄最小的也有18岁，所以把在上海居住时间超过18年的人都去掉，剩下肯定都是来上海不到18年的人。在这些人群当中，有20%已获得上海户籍，有80%没有获得上海户籍。我们就把他们分为两组，一组实验组，一组对照组，实验组已获得上海户籍，对照组没有获得上海户籍，我们进行一些技术标准，然后匹配，比较他们对上海认同的感受。
如果不考虑内生性问题，简单比较，我们会发现，有上海户籍的人群跟上海的认同，平均值4.37，因为4是一个中点，4.37略微偏右一点，虽然偏得不多，但总体来说，位置是偏向上海人的方向。没有上海户籍的人群，身份认同平均值只有2.24。这两者在统计上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我们用了一种匹配的方法，即一些技术手段，消除了内生性。之后再来比较，发现有上海户籍人群身份平均值变成了3.12，往不认同上海身份的地方有点偏移，差距缩小，但仍有显著差异。
有了这样一个检验，我们就可以验证户籍制度对身份认同有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我们去除出生于上海的人群，只比较有上海户籍和无户籍两组群体，我们发现，有户籍的群体显著更认同上海身份，我们在技术上消除内生性，二者之间仍然存在显著差异。结论就是，有上海户籍这个制度，对上海身份认同还是具有积极影响。
总结
简单作个总结，身份认同问题，我个人认为非常非常重要，相关研究却明显不够。现在的研究，有的是脱离实际，有的是只能利用一些特殊的环境，来检验身份认同，很少能正面回应人们感受到的非常强烈的身份认同冲突的问题。
然后，我们的研究发现，上海的身份认同差异，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歧视，确实存在，但并没有那么极端。
户籍制度是影响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指标。但第一，它并不比其他社会性因素更重要；第二，对身份认同的作用也并非负面。
我们在评价身份认同问题时，当然要考虑户籍制度，考虑社保、教育等，而同时也要意识到，光考虑那些因素不够，还要考虑一些文化因素，或并不那么明显的一些社会性的因素。这样才能比较准确地理解由社会认同所导致的一些冲突的深层的因素。
（作者任教于上海财经大学，本文整理自作者9月23日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上海社会认知调查’新闻发布会上所做报告，图文均经作者过目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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