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晚唐，朝纲紊乱，内有宦官专权，朋党争斗，外有藩镇割据，外族侵凌，唐王朝日薄西山，整个社会处于大崩溃、大动乱、大变化的前夜，王朝无可奈何地走入末路。
在这动乱的时代里，科场困顿、辗转幕府、避世隐逸，是晚唐文人鲜明的集体命运。科场困顿源于科考环境不好，藩镇对中央的分割使得名额减少，权贵与宦官也力图垄断科举名额，因此，晚唐文人多半屡试不第，即便勉强进入仕途也大多沉沦下僚、碌碌无为；为了维持生存，文人们选择寄身幕府，但这种生活是不稳定的，需要经常投靠新的幕主，小李杜均有很长时间的幕府生活；避世隐居是晚唐文人的无奈选择，盛世时代的隐居是终南捷径，而在乱世晚唐，隐居却是避祸全身的选择。
即便他们困顿如斯，然而，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传统的读书人总会有一种天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对时局与社会也保有热切的关注，晚唐文人也不例外。
他们带着一种“补天梦”步入了艰难的时局与社会，然而却遭受一次又一次的打击。热切的心因梦想的破灭而变得伤感与悲愤，随着这种负面情绪的持续的深入，他们的价值观、立场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作为传统文人，他们本来对帝王、朝廷、帝都有一种天然的向心力，而在此环境下、在此经历下，他们却对外部世界产生了某种“敌意”与对抗，他们开始指桑骂槐、辛辣讽刺、出言不逊，甚至超出了传统的“温柔敦厚”的诗教范围。这在那些以咏史面目而充满讽刺与批判意识的诗篇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提及咏史诗，首先需要厘清咏史诗与怀古诗有何区别。这二者都是追溯过往的历史，吟咏历史上的人与事。而区别是什么呢？古人早已有了清晰的说明。《文镜秘府论·文意》中称咏史诗为“读史见古人成败，感而作之”，怀古诗是“经古人之成败（之地），咏之”；《瀛奎律髓》中的解释：“怀古者，见古迹，思古人，其事无他，兴亡贤愚而已。”
由此可以看出，咏史诗以读史感事而起兴，而怀古诗是诗人被历史遗迹触发而感。今人大抵也是按照触发诗思的媒介为区别，不过诗歌创作的实际当中又有一些例外情况，还要参考诗人自己的定位。本文所选咏史诗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异议的作品。】
其中，尤以李商隐的咏史诗最为突出。李商隐主要的讽刺对象就是帝王，他尤其热衷于讽刺帝王的穷兵黩武与求仙好色，即便那些历史上公认的有作为的明君贤主，也难逃成为他批判、讽刺的对象。
这些君王并不冤枉，一来君王们本来就对国家的兴衰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二来历史上的确存在不少的君王有这两大癖好，并因此误国。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来自于现实方面。
晚唐王朝摇摇欲坠，本应该冲在前线的君王们却治国无能，倒是在求仙好色上初心不改。大致列举一下：宪宗晚期求仙吃药宠信宦官以致被杀，爱玩的敬宗为宦官所杀如，年仅18岁，穆宗、武宗因纵欲无度、服食丹药而亡……最高统治者所为如此，国事可想而知。李商隐耳闻目睹，痛感其非，却又难以明责，遂一腔悲愤托咏史而发。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咏史》）这是李商隐对历朝政权兴亡的理性总结，他写的一系列讽刺吴王、北齐后主、陈后主、隋炀帝等的诗篇皆以此为指导思想。
如，批判吴王的《吴宫》：
龙槛沉沉水殿清，禁门深掩断人声。
吴王宴罢满宫醉，日暮水漂花出城。
这首词表面上写的是吴宫酒宴散后的安静场面：日暮时的吴宫，冷清地似乎没有人，只有御沟流水缓缓流淌，瓣瓣残花由此流出宫城。细想之，实则为反衬当时宴饮时的热闹。而这种安静，似乎就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讽刺隋炀帝的如《隋宫》：
乘兴南游不戒严，九重谁省谏书函。
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
隋炀帝乘船南游是后人常用的题材，而李商隐则通过制作锦帆这一细节突出炀帝之骄奢淫逸。
李商隐的有些咏史诗还刻意突出帝王与文人的对立，展现帝王对文人的冷漠与不屑，而这种不珍惜人才的态度，让人感受到李商隐对王朝的背离感。
如“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汉宫词》），这首诗前面两句写的是某位君王对成仙的执迷——“青雀西飞竟未回，君王长在集灵台”，面对虚幻世界君主心心念念，而面对实实在在的人才却视若无睹。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这种表面上的重视，实质上的忽视，讽刺的意味更浓了；“满宫学士皆颜色，江令当年只费才”（《南朝》），陈后主嫔妃、学士都姿容艳丽，而身为尚书令，位当宰辅的江总，满腹才华才华却只能用于歌咏享乐中的各种人物，何等可悲！
这些咏史诗中有着李商隐对历史的洞见与对现实的体察，刘学锴先生在其《李商隐传论》中指出李商隐的咏史诗具有“强烈的讽时性”“（对荒淫昏顽之君）基本情感倾向是辛辣尖刻而冷峻的讽刺和揶揄挖苦，而不是充满感情的劝诫讽喻或惋惜遗憾”。他的见识、他的耿介性格，赋予了诗歌以深刻与尖锐。
要说晚唐文坛上咏史诗写得好的，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的杜牧也必须拥有姓名。他的一些些咏史诗呈现出更多的个性化色彩，晚唐咏史诗中有很多突破传统观点的翻案之作，其中最著名的就数杜牧的咏史诗了。
如《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他认为是一场东风成全了周瑜；
《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杜牧别有新意地指出项羽如若重整旗鼓，也许会赢得胜利；
《题商山四皓庙》：“吕氏强梁嗣子柔，我于天性岂恩雠。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诗人认为被人称颂的辅佐太子刘盈而安刘氏天下的商山四皓，如果不是机缘巧合，那么天下反而归吕氏所有，四皓的“安刘”反而成了“灭刘”，这又何功之有！
杜牧对周瑜、项羽、商山四皓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关键人物都做了不同于传统的评价，体现出深刻的个人化的思考。
而小杜的那一类关于帝王的咏史诗的尖酸刻薄之处不逊于李商隐，其《咏歌圣德远怀天宝因题关亭长句四韵》里这么说：“广德者强朝万国，用贤无敌是长城。君王若悟治安论，安史何人敢弄兵。”诗人对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认为唐玄宗若能“广德”与“用贤”，安史之乱就不会爆发。
恰如鲁迅先生所言：“讽刺，是讽刺普遍大众的人性，若对一人而发，便是刻薄。”此处，可以看作杜牧有意针对唐玄宗，不过，他的这类作品着实不少，如著名的《过华清宫绝句三首》：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新丰绿树起黄埃，数骑渔阳探使回。
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
万国笙歌醉太平，倚天楼殿月分明。
云中乱拍禄山舞，风过重峦下笑声。
关于第一首中的“一骑红尘妃子笑”，骑马飞奔、一刻也不敢耽搁送鲜荔枝的差官的紧张感却在贵妃嫣然一笑中失掉了严肃性，这一“笑”字讽刺力度可见一斑。
关于第二首中的“破”字，顾随先生有看法：“‘破’字用得损，曲到‘入破’则紧张、精采，‘破’为音乐上名词；小杜‘舞破’乃破坏之破。”（《论“小李杜”——顾随<驼庵说诗丛稿>之一》）
说杜牧“破”字用得损，也可以理解为说杜牧的讽刺是相当有力。不过从上述的看法中，倒是可以说明一个问题，杜牧李商隐们的这类咏史诗在讽刺上确是尖刻而无情的。
尖酸刻薄的晚唐文人，可不仅仅有李商隐与杜牧。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在咏史诗中，常常还形成了许多固定用法。比如“玉树后庭花”与“汴河”“汴柳”，它们本来与陈后主、隋炀帝的荒淫享乐的生活相联系，后来逐渐成了荒淫享乐的代名词。
南朝陈后主与妃子、大臣终日饮酒作诗、狎戏享乐，最终导致亡国。其创作的《玉树后庭花》也成了晚唐诗人们反复书写的符号，如：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泊秦淮》）
地下若逢陈后主，色宜重问后庭花。（李商隐《隋宫》）
不知即入宫中井，犹自听吹玉树花。（胡曾《咏史诗·陈宫》）
后庭一曲从教舞，舞破江山君未知。（孙玄晏《陈·后庭舞》）
宁知玉树后庭曲，留待野裳如雪枝。（温庭筠《鸡鸣棣曲》）
看看打破东平苑，犹舞庭前玉树花。（汪遵《破陈》）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为其游幸扬州提供便利，大运河也因此成为隋炀帝的污点。在河南的起始段“汴河”及河边的垂柳则成为承担罪恶的化身。这些典故增加了批判的典型性，写“汴河”或“汴柳”的有：
广陵花盛帝东游，先劈昆仑一派流。（许浑《汴河亭》）
隋家力尽虚栽得，无限春风属圣朝。（薛能《杂曲歌辞·杨柳枝》）
还待春风锦帆暖，柳阴相送到迷楼。（汪遵《汴河》）
千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胡曾《咏史诗·汴水》）
柳色纵饶妆故国，水声何忍到扬州。（罗隐《汴河》）
古人已逝，这些讽刺自然不能使之有感觉，这种写法无非是借古讽今。离开了“今”的立场，这些咏史诗也就失去了现实的价值。
可以说，晚唐诗人写咏史诗指桑骂槐是很普遍的现象，这也折射出了晚唐文人一种对长安的背离、一种集体性的逃亡。
也许单说“内外交困”四字，不足以说明晚唐文人这种心态，压死文人最后一根稻草那一定是——甘露之变。唐文宗与郑注、李训合谋诛灭宦官，事败，郑、李被害，文宗被幽，宦官由是大杀朝臣，一日间已“鬼箓分朝部”。这种恐慌是每个在长安的文人都能感受得到的。
长安，帝都，初唐时期是无数文人挤破脑袋想在此有一番作为的地方，中唐时期也是无数热血青年联起手来力图中兴的战场，而到了晚唐，长安这所城市，只想让文人们远离。
甘露之变后，长安城的凝聚力进一步消失，文人对帝都的疏离感，不仅表现在那些尖酸刻薄的咏史诗上，也表现在行动上：杜牧一再要求远离长安，李商隐一次次从长安出走，皮日休、陆龟蒙归隐于江湖草野间以唱和自娱，韦庄留蜀，韩偓奔闽，罗隐依吴越，司空图隐居于中条山，并于 908 年在获知唐哀帝被杀的消息后绝食而亡。
但，不论哪种形式的背离，这都是他们谁也不想要的结局。或许，还有救呢？
面对从外而内溃烂的晚唐社会，文人们知道必须下猛药了，委婉的讽谏不行，他们必须要刻薄地讽刺！其实，那些咏史诗中的讽刺也可从侧面传达出诗人们的家国关切之感，所谓爱之深，责之切，在这讥讽的背后实深藏着对时事的关心、忧虑与悲愤。同时，这种刻薄的讽刺也清楚地显示出在晚唐文人与封建统治阶级之间已经出现了一道深刻而难以愈合的裂痕。
这种讽刺的精神，这种与统治阶级的疏离感，由罗隐、皮日休、陆龟蒙、孙樵等人所继承，他们创作的小品文，在“唐末诗风衰落”到“一榻胡涂的泥塘里”，放出“光彩和锋芒。”（鲁迅《小品文危机》）。咏史诗借古讽今，终究比较含蓄，“犹抱琵琶半遮面”，那么皮日休、陆龟蒙们则是用小品文这个如同匕首般的文体毫不留情地揭露统治阶级丑恶的嘴脸与行径。
比如皮日休在《鹿门隐书》中批判晚唐统治阶层嗜杀成性：“古之杀人也怒，今之杀人也笑。”也在此文中表达了对当时官吏横征暴敛的深恶痛绝：“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古之官人也，以天下为己累，故己忧之；今之官人也，以己为天下累，故人忧之。”
陆龟蒙在《送小鸡山樵人序》中借小鸡山樵人之口指出当时赋役之重：“百役皆在，亡无所容。”等等。动乱的时代，所有文人都是历史的见证者、记录者。
自古以来，文学都难免沦为“润色鸿业”的装饰品，或腐朽阶级的“遮羞布”，但这群晚唐文人，显然不理会那一套“成规俗见”。
晚唐的命数，恰如无限好的夕阳，更如风中惨淡的残烛。诗人们对此无可奈何，没有任何补救措施，只能一篇又一篇地写着咏史诗，以求刺痛病入膏肓的晚唐的神经。即便，不会有明显的改观。
那些刻薄的诗语，是文人们对当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矛盾反映：他们虽然远离了长安城，却不敢忘却曾经的梦想；他们虽然恨生不逢时，却也时时期盼能有转机；他们虽对当朝失望，却挥毫笔墨，做出细微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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