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桌

　作家冯骥才曾写过一篇《书桌》的散文，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如果讲缘分，我觉得特别幸福、特别感人的故事不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而是人与别的什么之间的一种遭际和感悟。比如，就一张桌子。
　　日瓦戈医生和拉拉母女避居到瓦雷金诺，一张书桌令他兴奋不已。
　　“他们起床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一清早便对那张诱人的书桌看个不停。他的手想写东西已经想得发痒了……”这就是一张书桌的魔力。
　　我也对桌子情有独钟，随便一张桌子，也会让我有在上面写两笔的冲动。哪怕桌面坑坑洼洼，蒙着一层厚厚的尘土，我也会二指并拢，在上面写两手。我总觉得桌子最大的功能就是在上面写字。能被作为书桌用，才是一张桌子的幸运，也是做桌子那棵树的幸运。
　　小学课堂，课桌是砖石砌垒而成，桌面就是水磨石板。冬天的早读课，一盏盏墨水瓶做的煤油灯，一簇簇跳动的火苗，映着一双双闪亮的眼睛。教室寒冷的像冰窖，画面温馨地像童话。那时就想，如果是木桌面就好了，至少胳膊搁在上面不会冰凉。
　　学校至少有课桌，家里写作业是在一张有点年代的椅子上进行。老椅子大，人坐在门槛上，趴在椅子上写作业好像正好。但还是希望能有一张桌子，任我在上面写写画画。
　　同学建军家就有一张桌子，那不知是通过什么途径和手段弄到的一张木课桌。虽然破破烂烂，支在墙角摇摇晃晃，但那毕竟是一张桌子，幸福地履行着一张桌子的使命。
　　每次到建军玩，不是他爸趴在桌边写毛笔字，就是建军在写。我们也凑过去，手攥着毛笔，一触到纸上就战战兢兢，不知所措。字写得没有建军好，一团一团的墨猪在打滚，让小小的自尊心很不安。
　　终于父亲点头了，可以做一张书桌。我当然很高兴，而且自认为那是我的私人物品。做家具的匠人是我表姐未来的女婿，一个长得高高大大，很精干的小伙子。人都说他的家具打得好，好像很有本事。
　　大约在三十多年前，在农村，木匠就是艺术家，也是工程师。木匠，好像无所不能，小到一个板凳，大到一座房子，他都能干。干不了的人，当然也不能称为木匠。在电动工具没有运用的木工行业之前，木匠也是最幸劳的职业，锯、削、刨、凿、钻等工序全凭体力，所以人说，木匠都是累死的。
　　过去的家具，全是卯榫结构，在装配前要抹胶。胶像是放干的牛皮，要在胶锅里化开。寻常的胶锅有三只腿，类似于鼎的砂锅。匠人干活，我有空就蹲在旁边看。一次他让我看着胶锅，别溢了。我顿时感到责任重大，郑重地点点头，一眼不眨地盯着被火苗子舔着的胶锅。眼看着胶开了，我没来得及喊，胶水就溢了出来。匠人走过来，一把将胶锅下的柴火拨开，又径自干自己的活。我觉得没趣，灰溜溜地走开了。
　　好几日我很忐忑，怕这位未来的表姐夫瞧不起我。前几年，表姐夫到兰州来，已经谢了顶，但人还是那么精干。我在感觉上总是陌生，没能说几句话，但有关表姐夫的事情却是知道不少，现在也还记得清楚。
　　不知大姨出于什么考虑，当年早早给表姐许了人家。表姐自小人长得俊俏，学习也好，所以有别于农村的一般女孩子，一直读到高中，考上卫校。在她上学的期间，表姐夫家可能有所资助吧，再说表姐夫也是一表人才，在表姐完成学业分配到县医院工作之后，他们就喜结连理了。能吃上商品粮，在当年可是不得了的事，是身价百倍的城里人。我很高兴表姐没有当陈世美，没有像有的人那样一变阔就变脸，悔婚不认人。
　　当年走亲戚到大姨家，大姨总要和母亲说到表姐的事。姐俩个在厨房里一边做饭，一边唠叨。我躺在旁边屋的炕上，就听得她们一会高兴的哈哈笑，一会长吁短叹，一会互相劝慰，觉得有趣。那就是生活的味道，也是亲情的味道。来兰州时，表姐夫打得书桌不知道送给谁了，只记得那桌面上人工油漆出的木纹特别漂亮。
　　今天，太阳特别好，我独自在家无聊之极，就打起桌子的注意。我一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笨重的书桌搬到客厅，然后坐在阳光里，信手打下这几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