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往衍林讲堂去听《大秦帝国》的作者孙皓晖先生讲座时，想到曾经读过易中天先生关于那个时代的系列讲坛作品，并没有购书的打算。讲座接近尾声的时候，果断决定要买一套好的版本的《大秦帝国》来读一读，跟着孙先生的作品回到中华文明阳光灿烂的源头去，探寻民族基因。
孙先生说：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强烈的历史癖好。与印度、古希腊、巴比伦、埃及文明相比，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古老而漫长的历史带有很强的神秘性，可神秘在哪里？好像谁也说不清。写历史作品写的是历史理念，中国文人有代表性的历史理念是有缺陷的。一种是悲观虚无的理念。像“荒塚一抔草没了”，功劳再强大，一旦死了什么都没有了，陷入历史的虚无和悲观。而乐观、发展的历史观比较难得，像《三国演义》“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还算不错的了。一种是没有明确的历史文明坐标。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值得传承的价值观，历史坐标人物及历史坐标事件，人类应该是有共识的。像美国人对华盛顿、俄国人对彼得大帝，他们的民族为之推崇与骄傲，没有人会否定他们。而我们对统一文明的奠基者秦始皇，却骂了两千多年。
听到这里，我想，孙先生的《大秦帝国》，想必是以乐观发展的历史理念，帮读者建立中华文明的坐标人物与坐标事件，让人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明白我们文明的由来。
文明的发展都经历过生长、发育、成长、成熟的过程。原生文明如同人的生命基因，不能改变。中国的原生文明在前三千年，主要在六百年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西方国家有一个轴心时代，指公元前800到前200年三大宗教形成年代，而春秋到秦帝国在公元前700年到前221年，与西方轴心时代几乎同步。这个时代，文明大爆发，秦帝国建立了统一文明，从此，中国以统一文明的方式延续。
而对于中华文明的原生时代，史书、史官对前三千年认识很混乱。史书上有文化理念，没有文明理念。只用文化理念分析历史结构，而不用文明理念分析历史结构。文明是一个民族生存、社会制度的基础，文化是具体可见的文明方式。文化是文明的创造物，根基是文明。文字、婚姻、生活方式、对战争的态度都是文明。因为不以文明史的价值观评判历史人物，就导至对秦帝国的否定。无文明理念的历史，对历史不会有深度的总结，不会界定价值观、历史观，对文明的分歧难有定论。五四运动把国家潺弱归因于儒家思想，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就是文化历史观的结果，儒家思想有一部分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当然，我们不是责怪历史。
听到这里，我想，以文化的理念探寻历史结构，相对狭碍，不容易找到中国历史公认的坐标，对人物事件的评价格局就小器，抓小辫子。而以文明的理念探寻历史结构，就可以大历史、大文明、大哲学的眼光鸟瞰历史的长河，看到各个时期或灿烂发展、或衰败没落的过程，找到我们文明发展的坐标。
近代两大认识缺陷制约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一个缺陷是历史结论政治化。典型的就是把马克思对欧洲历史总结的各个时期，硬是因为政治的需要而套在中国历史上。中国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奴隶制社会，有奴隶，但规模不及奴隶制社会。古代战争讲究师出有名，战败国人民成为战胜国人民，没沦为奴隶。封建社会也应该是诸侯割据时代，却张冠李戴。用西方历史体系框定中国，经不起历史检验。另一个缺陷是历史结论绝对化。例如人类历史发展就是阶级斗争，中国历史就是农民起义，改朝换代。绝对的、简单的历史研究，是对客观认识中国文明的障碍。 革命化、政治化、绝对化，导致没有国家社会公认的历史语言。我们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应该有共识，没有共识，文明就没有高度。对哪些时代值得继承和发展，坐标在哪里，就没有正确的认识。
我们的历史名人都是文化人，历史问题人物，问题事件有记载，但没有确切评判。历史研究没有突破技术，孤立地研究人物、事件、时代。断代史不通联，不能鸟瞰历史，找到文明进程的高原、低谷、门槛，对历史的阵地（？）不清楚，不能回答中国五千年文明为什么发展至今？历史中锤炼了怎样的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
听到这里，我想，服务于意识形态的历史是可以翻云覆雨的历史。绝对化的历史是肤浅的历史。唯有从文明的高度看待历史，研究历史，才有一个历史的真实与历史的客观，才能体现历史的价值。
文明理念是立足历史实践，历史实践是检验历史的标准。历史实践不是历史书本，历史书本是当时史学家的认识，不是历史的全部。写出历史的实践才勾画历史的基础，没有实践的历史站不住脚。就拿太史公的历史来说吧，他是古典历史最优秀的作家，但他对人对事的评价有自已的认识局限。他赞扬功成身退、激流勇退的人，对为国牺牲、国家的功臣则贬低。对自己受刑不用事实的合理性与否来辩护，而是用刑不上大夫的观点来申诉，就是他的局限。
不立足历史实践，历史上有些人物就搞不清。典型的代表即孔子、秦始皇。孔子一直认为是中华伦理文化创始人，秦始皇则一直被看作暴君。事实上，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人格魅力、功劳最大、历史地位最高的帝王。他建立了统一的中华文明，创建了制度健全、结构合理的现代化国家。他合并六国，六国民众皆平等称为黔首。他的战争理念也不同，春秋战国常打歼灭战，以战争为手段扩展空间，残酷的历史有时有辉煌的进步意义。秦国不打歼灭战，只摧毁别国政治根基、国家制度，实现统一。
秦始皇政治品格高尚，他封赏合理，没有杀过一个功臣。唯吕不韦用春秋战国思维治国，妨碍秦始皇推崇的变法，因此秦始皇贬他离开政治权力中心。可吕不韦还在交接外使名䆠，这即使在现代社会，一个离休的人不退出政治舞台，也是不容允的，而秦始皇还是再贬他去更偏远地区，吕布韦自己绝望自杀了。除此之外，秦始皇对每一个臣子都无辜负。他逝世时，功臣名将济济一堂，个个健在。始皇的政治品格是在战国大时代形成的，管仲主张阳光政治是春秋战国良性的历史土壤，战国是法制社会，开创了很多空前绝后的方面。民众有迁徙自由，这国不好我去那国，秦国政策好引很多民众投奔。
听到这里，我特别想了解大秦帝国的历史实践，了解有政治品格、人格魅力的秦始皇。想改变过去一提到秦始皇，就想到孟姜女唱的黄梅小调《十二月调》，那个只从文化层面看待秦始皇的历史眼光。我赶紧请刘衍红老师帮我把最后一套《大秦帝国》定了下来。
最后，孙先生总结说：写历史小说看中国历史，要树立文明的理念，历史实践的理念。文明理念让人鸟瞰历史；历史实践不是历史书，要在历史实践而不是历史书中看人物的功过是非。克服历史灰色心理，摒弃写历史不悲伤显得没有胸怀旧识。毛泽东最伟大之处就是乐观和勇往直前。人类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要认识到人类有希望，虽然在宇宙中人类很渺小，但人类的智慧能够让人类从渺小到强大。
听完讲座，我几乎迫不及待地问：您给了我全新的历史观，让我对历史前所未有地好奇。您说要用历史实践来看待历史，实践不是历史书，可您的历史实践不从历史书中来又从哪儿来呢？孙老师说：他通过大量历史典籍阅读与研究，把历史的断点粘合起来，还原历史实践。他举例他从《水经注》中了解古代河流分布及其流域的历史事件，从中发现古代地理。他还从《齐民要术》、《天工开物》、《梦溪笔谈》中了解古代人生产、生活，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中国史籍浩如烟海，记人物、记思想、记事件不胜枚举，大量了解，沉淀、总结、复原。大量读书的作用，真正知道那个时代的人怎么生活。记载本身有实践性，不虚无。通过历史实践认识历史真相是艰难的，但是可能的。不敢说完全还原历史事件的真相，但经研究是可以无限接近历史实践真相。这番回答，让我对《大秦帝国》更加期待，忙问刘衍红会长：我等一会儿就能把一套书带回家不？
有一住同学问：我们如何对待历史文明（仿佛是这样子问）？孙老师说，可参照西方走出中世纪进入文艺复兴时期的路子，很多时代无文明建树，无所谓，直接和古希腊对接。我们也可以越过从西汉到清朝这段文明不断衰变的历史。说近两千年文明不断衰变原因有三：一是独尊儒术，多元被阉割独秀被推崇，导致僵化、独裁。巩固多元特质，才走进民主文明。春秋战国到大秦帝国值得歌颂的就是多元，文明大暴炸，各个领域成就辉煌，是一个充满阳光、光荣和梦想的时代，我们应该发现历史的光荣为未来寻找方向。二是魏晋清谈、玄学之风盛行，丢掉了实干精神，遗留下肮脏、落拓、颓废、不负责任的风气。三是宋明理学盛行，把莽莽的文明森林变成一棵树，扼制人性的冲动，使精神委靡。对于人们对中华文明的非议，有的是有道理，但说中华文明从根上就是烂的这就不对。所以我们要挖出中华文明的根，与前三千年健康阳光地对接。
听完了孙先生的回答，心情特别好。虽然，我懂得历史常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但孙先生的历史眼光是高瞻远瞩的，历史情怀是阳光温暖的，他笔下的历史实践一定是生动活泼的。相信他的历史故事，会让我们生长更多的历史智慧，让我们更阳光积极地面向民族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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