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言：下文选自美国医生里昂·汉默所著的《中医药——沈鹤峰医师方剂》一书，并由丁一谔、余信编译。
《中医药——沈鹤峰医师方剂》[美]里昂·汉默 著
里昂·汉默医师“沈鹤峰传”的译文：
以下这段历史是我们合作的这27年间，沈医生告诉我的，特别是在我们开始变得越来越亲密的最初8年之中。文章是沈老的儿子Paul编辑的，我和他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沈医生于1914年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可以说是全中国最富有的家庭里，他在这家的九个孩子中排行第八。家里的第一个和第四个孩子在很年轻时就天折了，这可能发生在沈医生出生之前，所以他总是被认为是七个孩子中排行第六的。沈医生的祖父从前是清朝的官员，在1911年清王朝倒台的时，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私人银行，并出任总裁。
沈医生曾描述说他家的后院和纽约的世纪公园一样大。沈医生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是他一生崇拜的对象。在她临终前，她让沈医生向她保证每周日都会去天主教堂做礼拜，而在我跟着他工作的期间，他一直都真心诚意地履行着自己的这个诺言。
青年沈鹤峰
沈医生有几位兄弟姐妹被送到国外学习。他们全体在他在世时我都见过。他唯一的妹妹进入到巴黎音乐学院学习，是一名才华高超的钢琴演奏家。有一个兄弟在德国，是一名技艺娴熟的工程师，还有一个弟弟是精通12种语言的语言学家。根据沈医生的说法，另外还有几位都获得过欧洲名牌大学的学位。而沈医生并不是这样，他没有机会到国外学习。他的妈妈履行着一个传统中国母亲应尽的责任，从他出生开始，他妈妈就发现他肺气虚十分严重。因此，他一直都被要求在家里接受教育，并且直到15岁那年，他从来都不允许自己穿衣服。他的母亲在他一生中，一直是他生活的中心。当他17岁时，他母亲又开始害怕他有变成他那不负责任的父亲的倾向，于是坚持让他成为一名西医医生或者中医医生。沈医生把西医和中医的书籍都翻阅过后，发现他学习西医的话需要下很大的功夫，而中医看去已经比较熟悉了，而且对他来说，学起来也比较简单，所以就选择了后者。
1935年，沈医生从上海中医学院毕业，然后在著名的中医丁氏家族的操办下，他开了一个诊金低廉的诊所为贫民看病。他每天都要接诊200个左右的病人，这为他提供了大量的临床经验。在1935年，他的校长兼老师丁济万先生，也就是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创始人丁甘仁的孙子，开始教给他古代脉学的秘密。这是一种只在家族内部代代相传的脉法，最早可追溯到15世纪。丁济万只把这种脉法教给少数几个最富有的学生，并且要求他们支付非常高昂的费用，而沈医生就是其中之一。
沈鹤峰曾任上海国医院院长
1937年，日军入侵上海，他和丁济万一起飞往香港避难，脉法的学习在那时也一直持续着。他继续跟随着丁济万，但他只能在每天“午休”的时候向他提问。在那时，他们俩躺在同一个房间里两个分开的小床上，分享着同一个鸦片烟枪，他提一些问题，然后得到解答。当时，吸食鸦片在中国的上层阶级中是十分普遍的消遣。丁济万的长子丁景春死于一场车祸，沈医生娶了他的遗孀为妻。所以，他在丁家的职责还包括照顾婴儿和其他一些家庭责任。
直到1941年日本入侵香港，他一直是个抽鸦片的瘾君子。有一次，他和两个烟友一起沿街走着，他走在中间，另外两个人分别走在他的两边，后来那两个人被在山上的日本枪手射杀了。他把那次事件看做是神迹 (或许来自他的母亲)，并且从那时起决定戒大烟。就是在那时，他开始进行冥想，直到他在66年后因患肺癌去世为止 (他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因肺癌去世 )。他总是把他的过目不忘和心理洞察力归功于他的冥想。
随着日本在1941年对香港入侵，沈医生被迫再次逃难。他追赶着最后一班去重庆的火车，他拉着车厢外的把手，在车厢外挂了很长时间才被一个乘客拉进去。战争期间，他在那个城市为许多人进行诊治，并且从病人那里认识到心理状况在康复中的重要性。他曾经提到过他的一个患肺结核的年轻女性，他每天都会花好几个小时去倾听她的心声、和她谈话。
常熟中医院戴祖铭（左），沈鹤峰（中），常熟“得一堂”余信（右）
抗战结束后，他回到了上海，开了一家米厂跟政府做生意。到1949年，为了躲避追捕，跳河游到一艘前往台湾的船上才幸免。他那一段的私人生活并不明晰，他在大陆时可能留下过三个孩子。在台湾期间，他与丁济万长子的遗孀，育有几个孩子。鉴于当时他妻子对他的不满，他鲜有机会陪伴妻子和他的孩子。他那时的病人比较少，所以他有大量的时间花在每个病人身上。他说在这十二年里他完善了他的脉诊体系。他还说他并不以中医作为自己的职业，而是作为自己的兴趣。在他的社交圈子里，同样有着一批各行各业中把中医或其他传统文化作为业余兴趣的朋友，他们每每在下午相聚，时而打麻将，时而饮茶，交流白己的心得。他精湛的“面相”技巧就是在这时学会的。事实上，“面相”也是他在美国得以执业为生的重要技能，成为了他脉诊等一系列精准的诊断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沈医生在1965年去东南亚多国行医，他说他需要去贿赂官员才能在当地行医，在他停留的那几天里，每天要为百余名患者诊治、处方。他行医多年后，娶了一位有广东血统的越南妻子。1971年，他在他姐姐以及在美国生活的孩子 (大陆的三个孩子之一）的帮助下，他携妻子一起前往美国生活。
我与沈医生相遇在我的家乡纽约汉普顿东部的另一位医生的诊室，沈医生在那里每周出诊两次。当时我看见一位中国人坐在桌前给一个男病人诊脉，然后他将我和另一位医生拉到一边说这人在1943年杀了一个人并被传染了性病。这位医生私下询问了这位盲人患者，患者说他曾是戴高乐将军1943年在北非的法国志愿军的一员，在美国的入侵战之后与法国维奇人的战斗中他曾杀过一个人，并在那同一年得了性病。这一刻，我下决心必须要学习这看似神奇的技艺，然后开始了历时27年的艰苦历程, 而另一位医生则并没有兴趣学习下去。
1977年，沈鹤峰在波士顿讲课
起初在我高强度的跟诊学习中(每周2—3次)，沈医生告诉我“你可能一无所获，但是会吃得很好”，这件事正如他所说。而且他同样还说“你们西医大夫现在要忘记你们所学的一切”。如果我能帮他在波士顿开一个诊所，因为他需要一个医学博士做他诊所的主管，虽然我可能让他出了许多岔子，最终导致了许多复杂问题的产生，但他还是信守了自己的诺言，并不情愿地分享了他的一些医学知识，特别是在我学习他的脉诊和望诊的技艺方面，当然需要我自己不懈的努力与钻研。沈医生是一个杰出的诊断学家，而且他的中药处方也十分有效。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沈医生有稳定的社会精英病人群体之前的八年间，我一直和他在纽约中国城的一间简陋的小公寓里接诊。从那个阶段之后，他高超的诊断技术和处方能力持续闻名于美国和欧洲。当然他的成名也离不开在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他的几位学生，他们在这些地方为他安排讲座。
由于我58岁的身躯难以胜任冬季驾车行驶在大多山路的道路时，我搬去了离纽约6小时车程的新家，这样我和沈医生密切的师生关系也在此时戛然而止。他大我十岁，在他临终前，我们互相称对方为“医生”。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周时，我一直在与他的通话，他那时几乎已经没有办法说话了，但他坚称他只是“气虚”。尽管我们都深知是因他长期重度吸烟后引发的肺癌带走了他的生命。
1987年11月，沈鹤峰在伦敦出席会议
下面的故事是由他的儿子保罗讲述给我听的：“他希望回到他出生并成长的故乡——上海度过他生命最后的那些日子。他住进上海一家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的大医院里，而我的父亲看过那些处方后，称那些医生给他开的中药处方是垃圾，并拒绝服药。在他离世前的那个夜晚，他跟我的Mary阿姨说他可能熬不过今晚了，让她和Peter叔叔多多保重自己的身体。接着他让他国内的助手买了一些中药咳嗽药水来缓解他咽痒难耐的咳嗽。这让我清晰地感知：即便在生命结束前的那一刻，他相对于西药依然更青睐于中药。最后在凌晨4点，他在意识尚清楚的情况下离开了人世。我的一位阿姨当时不断问他诸如 “你还好吗?”这些问题，尽管他已不能说话，但仍会点头或摇头示意。”
沈医生是一个独特的人，也是一位中医大师。我以前说过“几乎没有人能像他那样，而且再也不会出现他那样有智慧的人。我能幸运与他如此熟识，我要感激他，是他教会了我现实中的许多方面的知识。”
作者简介
余信，出生于中医世家，近年专注中医文史抢救工作，建有常熟“得一堂”中医史料藏展室。市建公司退休医师，曾发表文学性文章、册子，并数次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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