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之娇子到天朝弃儿，中国民主化的进程竟如此曲折和艰难！
清朝末年，朝庭破天荒地第一次派出留美幼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开眼看世界的大事，是古老中国向现代世界主动迈出的重要步伐。但是，在首批留美幼童踏上美利坚大地九周年之际，一道旨令从北京通过越洋电报送达远在美国的幼童出洋肄业局：所有幼童一律撤回国内。中国的民主和改革进程嘎然而止！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但由此取回的星星之火，却开始在华夏大地燎原。“幼童留美”这件事情，首先有赖于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美学生——容闳的努力推动。
容闳（1828年－1912年），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人。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因创设幼童留美计划，被誉为“中国留学之父”。1847年，容闳赴美国麻省预备学校就读。3年后，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被称为“近代中国留美第一人”。容闳深感祖国落后、迫切需要对外开放，曾经试图劝说太平天国派人留美，但未果。后来因缘际会，成为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的幕僚。曾国藩晚年热心洋务，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1870年，容闳在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时，向其提出由官方派遣学生赴美留学的建言:“使予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藉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1871年，曾国藩和李鸿章联名上奏《拟选子第出洋学艺折》，提出：“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肄业，实力讲求，以仰副我皇上徐图自强之至意”。不久，垂帘听政的慈禧居然批准了奏请，决定派遣幼童前往美国求学。从1872年开始，挑选120名10-16岁幼童，每年派30名，至1875年派完。预计留学时间15年，将在美国完成从中学到大学的学业，主要学习科技、工程等洋务急需的学科，经费一律由清廷支付。由于这些男孩出洋时的平均年龄只有12岁，因此，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留美幼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1872年8月11日，在准备了长达一年的时间后，清廷终于派出第一批平均年龄只有12岁的30名幼童前往美国求学。▲ 第一批留美幼童在上海轮船招商局合影
这张照片的背景是晚清著名的轮船招商局。大门前，一群孩子头戴小帽，身着崭新的长袍马褂，脚穿厚底靴，脑后拖着长长辫子。几乎全都表情呆板，眼神里流露出胆怯和疑虑，对即将来临的命运感到迷茫。日后在第一批幼童中出现了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清朝外务尚书梁敦彦等著名人士。1873年6月、1874年9月、1875年10月，又各有30名中国幼童赴美留学。其中涌现了海军元帅蔡廷干、清华大学校长唐国安、交通大学创始人梁如浩、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等大咖。留美幼童乘坐刚刚贯通北美的大陆蒸汽火车，到达美国东部的新英格兰，被分散居住在40多户美国家庭中。他们刻苦学习，以惊人的速度越过语言障碍，迅速成为成绩优异的学生。同样是这些孩子，几年后的照片上，绸衣小帽变成了西装革履，长辫子变成了小分头，胆怯和疑虑变成了自信与达观。当同龄人还在中国式的阴暗私塾里，随着冬烘先生的戒尺，摇头晃脑地大声朗读之乎者也、子曰诗云时，留美幼童们接受的是另一种无异于霄壤之别的新教育。留美幼童迅速爱上了异国文化，脱去长袍马褂，换上运动装，学会划船、溜冰、跳舞，活跃在各项体育运动的赛场上……留美幼童之一的梁敦彦，后来官至清朝外务大臣。留下了一幅拍摄于留美期间的照片：西装，皮鞋，鸭舌帽，手里拧着一根欧美绅士最爱的文明棍，叉腰站在开满鲜花的原野上。那种精气神洋溢的范儿，很难相信它的背景竟然是130多年前的清朝。倘若这些幼童没有远涉大洋，没有去接受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文明的春风化雨，而是继续留在古老的中国，怎会发生如此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容闳内心深处的一个美好愿景：将留美幼童培养成从生活习俗到个人素质，从人生观到价值观都完全西化的一代新人，并通过这些新人去影响亿万同胞，以此挽救正在走向末路的帝国。然而，在一个识洋文、用洋货，与洋人打交道都会被士大夫和大众切齿为汉奸的国家，容闳的思想无疑太过超前，几乎一开始就注定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尽管留美幼童先后有曾国藩和李鸿章两位晚清巨擘的力挺，但随着曾的去世和李在政治斗争中的屡受攻击，终于，1881年6月28日，清政府下达了撤回所有幼童的旨令。其理由是：“该学生以童稚之年，远适异国，路歧丝染，未免见异思迁。”清政府之所以中断他们的学业，真正原因是这些幼童到了美国后，开始彻底放飞自我，一股脑地接受了美国最为先进的民主思想，而这点是清政府无法容忍的。清政府送他们出国是为了让幼童学习先进的知识，然后为清朝效力的，而不是让他们学成后来反对清朝的。封建卫道士们一再表示过的担忧：幼童们没把洋人的技术学好，反倒受了洋人思想的蛊惑。即便学成了技术，也将是满脑子叛逆思想的危险品。与其这样，不如连技术也不必学了。当时《纽约时报》一篇社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清）政府认为这些学生花的是政府的钱，就应该只学习工程、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对周围的政治和社会影响要他们无动于衷。这种想法是非常荒唐可笑的”。社论指出：“中国不可能只从我们这里引进知识，科学和工业资源模式，而不引进那些带有'病毒’性质的政治上的改革。否则，她将什么也得不到。”于是乎，在美九十余名幼童，分批撤离了他们已经熟悉并敬仰的美利坚，启程返回已经因为分别久远而变得模糊的、如同概念一般的祖国。其时，留美幼童陆续在美国的中学毕业以后，120位幼童中，至少有50多人考进了美国的大学。其中22人考入容闳的母校耶鲁大学，8人进入麻省理工学院，3人考入哥伦比亚大学，2人进入哈佛大学。但是，仅有两位幼童大学毕业，一个是詹天佑，一个是欧阳庚。后来，一个成为家喻户晓的工程巨匠，一个则毕生献力于中国的外交事业。在途经旧金山时，幼童组建的棒球队应邀和美国屋克兰棒球队比赛，比赛结果：幼童队获胜。棒球乃美国国球，而中国人居然获胜，这在当地引起不小的轰动。同时也说明，幼童在美国的生活已经深入到这个国家和这种文明的骨髓。▲ 1878年，留美幼童组成的棒球队合影。后排左起：蔡绍基、钟俊成、吴仲贤、詹天佑、黄开甲；前排左起：陈巨溶、李桂攀、梁敦彦、邝咏钟比赛的获胜对离别的忧愁和学而未竟的悲愤作了一次有效的减压。随着中国的临近，幼童们心中升腾起的，是对故国的热望和想象中的同胞们盛大欢迎。毕竟，他们抛家别亲，不远万里奔赴异国，正是为了改造这个积贫积弱的老大帝国。现在，终于拥有一技之长――虽然还远远说不上完美，但祖国不正在渴望他们的归来和拯救吗？当这些已然西化的学子回到祖国时，却意想不到地成了传统的异端和同胞眼中的另类。
当幼童甫一抵达上海，立刻领教了祖国的冷漠与警惕，迎接他们的是国人怪异的眼神和官兵严密的看管。幼童下船后先是被送往上海海关道台衙门，然后又被看管在已经荒废许久的求知书院，并遭到官吏们粗暴和轻蔑的对待，形同囚犯。其情其景，就像孩子热切地投入经年不见的母亲的怀抱，母亲却闪身一旁，命令仆人搜查你身上是否暗藏利器，企图行刺。幸好，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还能清醒地认识到幼童的价值。这位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封疆大吏，将大多数幼童安排到了辖下的机器学校、天津水师和鱼雷学校。在幼童们回国直至大清灭亡的三十年间，绝大多数没有受到清政府的重视和重用，有的用非所学，有的屡遭挫折。但是幼童学问扎实，精通外语，聪明能干又有报国之心，特别是晚清洋务运动、清末新政和民国初年都急需外交、军事和建设人才，因此他们大多得以脱颖而出，成为国家栋梁之材。其中不少人成为清末民初中国政界、军界、外交界、科技界和教育界的著名人物，为国家贡献了聪明和才智。有的还在反侵略战争中，为保卫祖国壮烈牺牲。当幼童们大展宏图之时，他们曾经效忠过、但对他们的效忠视若无睹的大清已经划上了句号。时代翻开了新的一页，进入了天地一新的民国。大清的失败与日本的成功，深层次原因是多重的，但从这两国政府在对待留学生的做法上，就能清晰地判断得出，到底哪一个国家将在中兴的赛道上获胜。就在容闳紧锣密鼓地为幼童留美活动时，日本派出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耗时近一年之久，遍访欧美各国。代表团有五十多位青少年随行，他们陆续在欧美发达国家留了下来。在出发之前，明治天皇甚至亲自接见了留学生代表。而在中国，留美幼童启程前，所能接触到的最高官员也不过四五品。明治维修后，日本派往欧美各国的留学生数量激增，当中国才向美国派出两批幼童时，日本派出的留学生已多达一千人以上。令人郁结的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参与这场战事的双方军官中，都不乏留学欧美者。但那场决定了近代史上中日各自国际地位的海战，结果令国人一直怀恨在心：中国如同马尾海战那样，又一次遭遇惨败。这场海战中，中方共有十一名留美幼童参战，阵亡三人，负伤一人。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定远舰大副谋吴应科，后来成为民国第一任海军司令。时任定远舰中校顾问的英国人泰勒，回忆：“（吴应科）在硝烟弹雨中，他本可以藏身在炮塔之中，但他挺身屹立在甲板上，正当其时，他身旁的一位水兵被炮弹轰毙，血肉横飞惨不忍睹”。但是，尽管吴应科们如此英勇，却依旧无法改变失败的定局。就像再强大的愿力，也无法挽住一个国家滑向深渊的车轮。战后，吴应科因作战勇敢，被授予巴图鲁称号。但他愤怒地把清政府颁发的勋章扔进了浊浪滔天的大海。甲午战败，老臣李鸿章满怀屈辱地担任全权代表赴日议和。多年以来，李鸿章常被加以汉奸和卖国贼之类的骂名，其实，作为彼时帝国最清醒与最开明的官员，他焉能不知这个肉食者们只知痛饮漏舟之中，高歌危屋之下的帝国已经完全不可救药吗？但除了割地赔款，难道这个罪孽深重的国家还有其它前途可言吗？与李鸿章随行的，有一位叫林联辉的留美幼童，在日期间，亲眼目睹了年迈的李鸿章如何在谈判中受尽折辱，甚至被激进的日本浪人行刺，差点命丧异国。同样是到海外吸取过另一种文明养份的留学生，当日本留学生们高歌猛进，叱咤风云时，林联辉却只能在悲怆中为命悬一线的李鸿章包扎疗伤。比较中日留学生在各自国家的命运，或许会给我们提供以史为鉴的机会。留美幼童长时间被看作是夷人化育的异端和杂种，不重不用，或控制使用；而日本则当作国宝，当作改良民族素质的急先锋，尽力给他们以表现的舞台和实施才华的空间，他们为日本的脱亚入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此泾渭分明的做派，说到底，不过是中国希望留学生仅仅限于学习西方技艺，而日本则希望全盘西化。与清政府日夜担忧留美幼童会因身处异乡，在异族的文化背景下数典忘宗，甚至沾染上美国人的激进思想不同，日本从明治天皇以下，全体脱下和服，改穿西装，至于他们派出的留学生，更是无人对他们在异乡的思想是否合于传统，是否离经叛道而忧心忡忡。清政府派出幼童留学也好，实施洋务运动也罢，其实质，都只是希望学习洋人的技术，至于洋人的思想，洋人的生活方式，必须视为可怕的超级细菌，全体臣民都得拒腐蚀，永不沾。大清的梦想一言以蔽之，就是张之洞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然而，就像严复强力反驳过的那样：“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也就是说，把一种文明分为体与用两部分，只吸取它的用而抛弃它的体，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事实证明，严复的预言何其具有先见之明：只要西方技术而不要西方体制的清朝走向了穷途末路，既要西方技术更要西方体制的日本则迅速跳出困境，一跃而为列强之一。或许可以说，是大清自已拒绝了这些满怀赤诚的拯救者，拒绝的结果是，作为拯救者的幼童报国无门，而作为拒绝者的大清则轰然倒塌——这个日暮途穷的帝国最反动之处就在于：它宁愿选择死亡，也要断然拒绝来自另一种文明的急救。 因为您的陪伴，岁月更加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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