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统治者对于汉族士大夫凭借私人关系寻求、扩张政治影响力向来严防死守，这似乎也是清代统治者吸取“明末党争导致王国”教训的必然结果。但实际上，这种控制还是会因为制度的漏洞而逐渐出现裂痕。都不用等到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将领在地方崛起，汉人士大夫们在晚清鸦片战争前就已经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宫廷政治与军事决策。
官员们多年来蛰居的这种盘根错节、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网是科举制度模式决定的。为了金榜提名，参加科举的年轻士子们当然要到学识渊博、在京城具有高声望的大学士那里建立一些特殊的关系——我们耳熟能详的“年弟”、“年家子”等词正是这些庇护与恩惠的证明。在清朝鼎盛时期，这些年轻的儒生们还在地方专门组建“文社”以促进考官们关注他们的“才华”。
在这些高中科举的精英之间形成的亲友关系网也为满清统治者发挥着监视器的作用。举例来说，在嘉庆年代，德高望重的大学士朱珪和他的北方朋党形成的一种半公开的“内集团”因与和珅进行了20余年的较量而声名大噪，所以当嘉庆皇帝想要评估官僚机制时，便会有意无意地向他们求援；各地的宗教起义爆发后，为了让官员少受一些压力、办事时能更少地被掣肘，嘉庆皇帝甚至放弃了官员评估系统的控制重点，对于他们操作官员委派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这种文人关系网和它施加的影响越来越宽容。
|黄爵滋
宣南诗社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文人利益集团在道光皇帝继位后遭到了沉重打击，与此同时，一个坦言崇敬晚明东林党的党派“春禊（读如戏）派”在京城逐渐壮大，后来因严禁鸦片而声名大噪的黄爵滋便是其中成员，他和徐宝善为走访京城的文人和诗人举办诗词会，此外他还会举办每年一度的春禊宴以及其他收小规模的仲夏、晚秋集会。
参与者似乎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全部官场失意，这也成了他们日后经常一起讨论的主题。同之前的诗社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个网络一开始就打算参与科举精英外围的政治行动，在入京城考试的举人下榻的旅馆中就已经招募成员；而一些不与世俗弹同调的反叛文人也成了春禊派的拉拢对象，这些人年轻时饱读诗书、声名远扬，但是他们那拒绝因循守旧的性格难以符合清代学术传统提倡的那套“宽容与中庸”的价值标准，龚自珍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春禊派的命运与潘世恩紧密相关，他在京城的官僚机构中争权夺势——早在1828年，他便向这个小团体寻求帮助，以争取挤掉竞争对手阮元，自己坐上刚刚去世的首席军机大臣曹振镛的位置。他利用地方学政职务之便，安排黄爵滋负责江苏、安徽两省的地方科举。又过了几年，他公开将春禊派文人的道德抗争引给他的政敌以及幕僚，潘世恩与春禊派的合作越来越紧密，春禊派的领袖也依靠潘世恩的庇护。
|潘世恩书法
在鸦片战争爆发的前十年至前五年，一系列严重的自然灾害给晚清的乡村社会造成的打击极大，在华中和华南频发极端暴力的事件。当时几乎每年都会爆发起义，国家对于用兵镇压的需求增多，因此弹劾官员的数量也是史无前例地增加。对于这些本能反对官僚的春禊派文人而言，政府回到“鼓励文人监督官僚机构”的老路子上自然是好事。1835年2月潘世恩终于担任了垂涎已久的首席军机大臣，春禊派成员自诞生以来只用了六年的时间，他们的成员便坐上了权力的宝座。他们进行的政治活动所带有的明显的抗议精神，深刻影响了19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人生活的思想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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