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丧事最为俭薄的时代，给人以一种革故鼎新之感，所以它在中国丧葬史上也格外引人瞩目。这一点，之前的文章已经有所提及。
曹魏的统治者曹操和曹丕父子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薄葬的先导和楷模。作为封建帝王，曹氏父子的薄葬言行，在中国丧葬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曹操是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许劭评论他“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他颇有政治抱负，为了完成梦寐以求的统一大业，他以一匡天下的雄心壮志，对当时社会的许多流弊进行改革，厚葬风气便是他改革的重点。
建安十年（公元205年），曹操在平定冀州后，马上下令革除厚葬，并严禁墓前立碑。
他以身作则，率先薄葬。建安二十三年六月，曹操自己选定墓地，并确定了墓地的基本格局，诏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因高为基，不封不树”。未及两年，曹操便在洛阳去世，死前遗诏“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葬毕便除服。其将兵屯成者，不得离部”、“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葬事均按曹操的遗愿而办。
曹操的薄葬言行对儿子魏文帝曹丕等人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在父亲的带动之下，曹丕也力主薄葬。
黄初三年（公元222年），他选择都城洛阳的首阳山东麓作为陵地，并留下终制说：“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身为帝王，说什么“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这样大煞风景的话，推行薄葬，确实有明君气度。
同时，曹丕也清醒地认识到厚葬之事往往是由君臣双方共同造成的，因此吩咐将终制诏书抄成数份，分别藏于宗庙和尚书、秘书、三府中，以防阿谀拍马之徒有所变更，于此可见曹丕薄葬之心之坚定。
黄初七年（公元226年），曹丕四十而亡，“葬首阳陵，自殡及葬，皆以终制从事”。
魏明帝曹叡，生前虽崇尚奢华，但在葬事上同样提倡薄葬，“未遽营陵之制也”。
上行而下效，曹家人言行对曹魏的葬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约束作用。曹丕妻郭皇后的外甥孟武欲厚葬其母，郭后止之曰：“自丧乱以来，坟墓无不发掘，皆由厚葬也；首阳陵可以为法。”郭皇后本人亦以曹丕终制薄葬行事。
曹操子陈思王曹植和中山恭王曹衮也皆遗令薄葬，依父兄终制。
一些大臣贵族纷纷效法曹氏父子，实行薄葬，其中，韩暨更是在临终遗言中提出了“生有益于民，死犹不害于民”的主张，与前朝“棺厚墓大”的思想相比实属可贵可嘉。
蜀汉、孙吴三国的丧葬虽然明显奢侈于曹魏，但也不乏薄葬之人。如蜀汉先主刘备有节葬短丧的遗诏，实行薄葬之制。名相诸葛亮身行薄葬，遗命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散骑常侍谯周亦葬身俭薄。
孙吴也有一些大臣贵族实行薄葬，如大司马丹岱、辅吴将军张昭、尚书仆射是仪、大将军诸葛瑾、南郡太守吕蒙等人。
晋袭曹魏之风，以薄葬为尚。晋宣帝司马懿去世于曹魏嘉平三年（公元251年），预作终制，“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作《顾命》篇，敛以时服，不设明器。后终者不得合葬”。景、文二帝皆遵奉成命，没有厚葬。
景帝崩，其“丧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晋文帝妻文明王皇后和晋武帝妻杨皇后卒，也均承前制，实行薄葬。
东晋帝后的葬事大多依遵西晋的制度。《晋书》载：“江左初，元、明崇俭，且百度草创，山陵奉终，省约备矣。”
从史书的记载来看，东晋时期皇室的丧事只有元帝葬其琅邪悼王焕颇为奢侈外，其余都是实行薄葬。
晋明帝司马绍遗命薄葬，“一遵先度，务从简约；劳众崇饰，皆勿为也”。
成帝司马衍葬其妻杜皇后，诏曰：“今山陵之事，一从节俭，陵中唯洁扫而已，不得施涂车刍灵。”
康帝司马岳陵中，始用宝剑、金舄二物，即被后人视为有违祖法，引以为戒。
南朝淫侈之主颇多，然在葬事上未闻有奢侈之事。这说明，春秋战国以来（尤其是汉代）的薄葬思想已开始深入人心，为封建统治者所接受。虽然，这些封建统治者还没有跳出无神论的窠臼，但他们已经放弃了传统的死后继续享受的幻想，只求避免“戮尸地下”的悲惨结果，“使魂灵万载无危”，这无疑是一种比较明智的举动。
在帝王的带动下，士大夫自为终制，遗命薄葬，蔚然成风。
《晋书·王祥传》：气绝但洗手足，不须沐浴，勿缠尸，皆浣故衣，随时所服。所赐山玄玉佩、卫氏玉块、绶笥皆勿以敛。
《晋书·石苞传》：石苞豫为终制，自今死亡者，皆敛以时服，不得兼重。又不得饭噙，为愚俗所为。又不得设床帐明器也。定窆之后，复上满坎，不得起坟种树。
《晋书·杜预传》：杜预先为遗令曰……故遂衣树开道，为一定之制。至时皆用洛水圆石，开隧道南向，仪制取法于郑大夫，欲以俭自完耳。棺器小敛之事，皆当称此。子孙一以遵之。
此外，如西晋时期的宗室安平王司马学、征南大将军羊祜、谏议大夫庾峻、凉州剌史张轨、儒士徐苗以及“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等人，都是临终遗命薄葬。东晋时的车骑将军庾冰、散骑常侍孔愉和颜含、国子祭酒杜夷等人也皆遗令丧事从简。
至于南朝，薄葬之风更是盛行。
顾宪之临终为制敕其子，“不须常施灵筵……用牲牢”。
刘杳临终遗命，“敛以法服，载以露车，还葬旧墓，随得一地，容棺而已”。
姚察遗命薄葬，“以松板薄棺，才可容身，土周于棺而已。葬日，止粗车即送厝旧茔北。不须立灵，置一小床，每日设清水，六斋日设斋食菜果，任家有无，不须别经营也”。
王微遗命薄葬，“施五尺床为灵，二宿便毁，以常所弹琴置床上，何长史偃来，以琴与之”。
诸如此类的薄葬例子，在当时不胜枚举，俯拾即是，堪称一次丧葬风气对厚葬风气的激烈反攻，并且还是大获全胜的反攻。至于原因为何？谜底留待下期文章揭晓吧，欢迎读者们评论发表自己的猜想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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