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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老王是一个“不幸者”

为什么说老王是一个“不幸者”

                      丁兆存

《老王》(语文教材人教版八年级上册)一文的最后一句话说:“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实际上,这句话也是全文的主旨句,内涵丰富,耐人寻味。作者为什么说“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结合全文来看,杨绛(实际上应该包括她全家)是“幸运的人”,也是一个有着人道主义温情的高级知识分子。说自己“幸运”,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她们一家人在遭遇最“不幸”的时候,遇到了老王这样的好心人,尽自己的最大努力,给了她们全家以帮助,因而是幸运的。其次是全家人尽管遭遇了一些不幸,但已经顽强地挺过来了,这是很大的幸运。再次是杨绛的社会地位、物质基础、精神世界都是老王所无法企及的,更是幸运的。这里不去详细探讨,而重点谈一下老王为什么是一个“不幸者”。

作者笔下的老王,是一个生活在现实社会中最底层的劳动者,是社会上弱势群体中的一员。在社会关系方面,是一个“单干户”,因为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进不了三轮车组织,所以“有失群落伍的惶恐”。 在经济来源方面,“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以此艰难维持生计,没有固定的收入。在家庭状况方面,他孤独寂寞,是一个“老光棍”,“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有什么亲人”。在生理健康方面,有严重缺陷,“瞎掉一只眼”,另一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见”。在生活环境方面,居住在“荒僻的小胡同”,“破破落落的大院”,“几间塌败的小屋”。总之,从各方面来讲,老王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不幸者”。

也许上天有眼,就是这样的“不幸者”却与杨绛相识了:“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当然,这种相识是不对称的,老王蹬三轮车,杨绛坐三轮车,双方之间的交流只是为了打发时间,闲聊而已。但是老王却特别珍惜这种相识,这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出:一是表现在他送冰一事中。“每天清晨,老王抱着冰上三楼,代我们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二是表现在他送先生去医院一事中。文革期间,杨绛的丈夫先生“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她让老王送钱先生上医院,而老王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先生看病,不要钱。”尽管最后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老王的这些举动,博得了杨绛一家人的好感,使他们感受到一种从没有过的温暖,得到了心灵上的平衡与寄托,缓解了自己孤独寂寞的悲凉情怀。

但是,老王毕竟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而杨绛一家人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之间在物质基础、精神世界、社会地位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形成了近乎不可逾越的鸿沟,二者之间的隔阂永远无法消除掉。杨绛是可怜他、同情他,故而采取这种方式来帮助他(后来载客三轮取缔后,“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也是这种情况),让他维持生计,能够生活下去,这就是杨绛思维的方式。而老王太过于单纯和善良了,甚至有点幼稚,错误地把杨绛的可怜同情当成了友情来看待,也许是借此来弥补自己失群落伍的孤独寂寞,这就是老王的思维方式。因此,当老王知道自己不久将离开人世,拿着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蛋和香油送给杨绛,借此来看看她,想近距离接触、交流时,杨绛还是以固有的思维方式来对待老王,以至于误解了老王的本意,结果仅仅成为一种简单的钱与物的交换,而且也“没请老王坐坐喝口茶水”。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错位不衔接,给了老王致命的精神打击,彻底摧毁了他内心的美好“友情”,使他成为了一个精神完全崩溃的“不幸者”(第二天就去世了)。老王也许至死都不会明白,他和杨绛一家人的接触只能停留在物质层面上,精神层面是永远无法沟通的,二者的隔阂实在太远。

可见,物质基础、社会地位的悬殊,必然会造成精神上的隔阂,这是无法沟通的,也是老王作为一个“不幸者”的深层原因。尽管杨绛是一位有着良知的高级知识分子,并且勇敢地自责反思,但是这种差距是永远存在,无法填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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