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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西方音乐文化进入国门，众多学者接受并采纳西方音乐史观的标准，也决定了中国音乐历史将由西方来指导，一切音响及行为审美将按西方标准来评判。接受了西方音乐观，人们自然会把文化中器物（技术）层面横移到观念（艺术）层面，西方工业化技术发达的艺术音乐便发展出先进标准，农业社会的音乐必然会被西方工业社会的音乐取代，别人的过去是我们的今天，别人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于是，中西音乐关系变成了新旧关系，西方的就是新的，中国传统的就是旧的。
实际上，用平等价值观念对照中西音乐的话，中国传统音乐对西方人来说也有“新”或“现代的”启示，如：中国传统音乐没用一个和弦连接和西方式的对位写法，音乐风格、音响变量方式、音色组合方式（如古琴、打击乐）、不确定性操作等都是西方和声体制资源竭尽后，作为东方音响采样组织及思维方式的现代价值才被发现，它构成了不同于西方音乐演进史观。中西方音乐有着互不包容的主流特质及文化历史背景。为何西方音乐史观能长期深入影响到众多中国音乐家的音乐观？可简单列出四点：其一，西方音乐理论“话语系统”在中国音乐教育及音乐文化中占有权威性和主流地位，这种“话语系统”不仅包含具体音乐声学、创作、奏唱、理论等各方面，更重要的是代表一种整体的文化价值体系（如宗教、哲学、语言、艺术、美学等）。其二，作为主体的中国音乐史观没能公平（平等）地与西方音乐史观对话，就被纳入了西方音乐史观（如单音至复音的历史时期划分）的理论框架内。其三，音乐与文化是割裂的，客观上看音乐是音响的（“乐音运动的形式”）,这与文化无关，所以西方音乐形式可以作为跨文化的最高形式。其四，西方音乐是基于乐理、视唱练耳、和声学等科学的学科，无民族性可言。
中西音乐关系若想获得平等地位，就必须理清上述四点。首先，不同音乐文化的“语言系统”不能置换。东西方的“音乐”甚至概念都不同，强行置换自然会对本体文化的理解产生异议，从而造成错误操作，比如对中国音乐所下“单声音乐”定义，中国音乐不科学等等错误结论，以及中国乐制调律应转向十二平均律、中国乐器要标准化、乐队编制要符合和声表现体制化等。西方音乐“话语系统”的有限性不经过主体文化的检验比较，弄清其意义，本土音乐话语系统就很难保持独立，只能依附于西方，从而失去对自我发展的考虑。其次，西方音乐史观是直线阶梯式进化机械史观，在后现代时期已被解构。中国地区性音乐风格体系属于有机史观，也有其哲学宇宙观基础。各地区音乐风格有机共存，不属于西方古典、浪漫、印象、表现的直线式的，如中国音乐不能形成像南派进化到北派的直线逻辑。其三，音乐并非纯音响的，它由文化界定，如西方的纯音乐、噪音音乐、具体音乐、无声音乐等概念离开特定文化就成立，音乐的非音响层面如“语法”、语境、思维方法、美学、心理学、哲学等是具有深层结构意义。其四，音乐与科学既相关又不同，如果从宇宙观看音乐、艺术、科学、哲学又具有统一性，从希腊毕达哥拉斯数的宇宙到近代牛顿力学的绝对时空宇宙观、欧氏几何特性笼罩了西方传统音乐、雕塑、绘画、建筑等艺术的时空特性，因此把西方的基本乐理、和声学体制概括为音乐的经典力学就很贴切。正如爱因斯坦相对论对牛顿绝对时空观的解构与重构，20世纪西方音乐及其他艺术的时空观也出现了解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学者D.贝尔指出西方音乐，艺术理性宇宙观的破裂与解构，西方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音乐家都开始注意到中国（东方）宇宙观的合理性。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认为：“中国人的思想和哲学传统在许多方面都比基督教徒世界观更与现代科学合拍。”因此，在当今知识谱系转换的背景下，我们就不能再说西方音乐就是科学的、中国音乐就不科学。
尽管以上观点有合理性，但在中国音乐教育中，西方音乐体系所具有的主体地位，学生仍以此塑造着自己的音乐观和价值观，并带着这些观念离开学校参与到各种音乐活动中，影响着知识界和日常生活中人们的音乐观念和价值取向，甚至音乐文化发展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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