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24岁妇女和她的两个孩子出现甲状腺检查异常，TSH异常增高。在两个不同的自动化平台上，母亲的TSH水平分别为58和79 mIU/L。她没有甲状腺功能减退的临床症状，用L-甲状腺素治疗导致甲状腺功能亢进。抗甲状腺球蛋白、抗甲状腺过氧化酶和抗TSH受体抗体均为阴性。她的女儿出生于2010年，在第3天，干血片检查发现TSH水平升高（222 mIU/L）。在出世第12天，用其它的分析方法在血清中也证实了这种高TSH水平。B超和I扫描显示甲状腺正常。她接受了L-甲状腺素治疗，但没有考虑她的FT4水平。几个月后，孩子甲状腺机能亢进，因此停止了治疗。她的儿子出生于2012年，和他姐姐一样，在第3天干血点的TSH（296 mIU/L）水平非常高，但在同一天采集的血清中，TSH水平（24.43 mIU/L）却降低了，并用不同的技术进行了测量和其FT4值正常（表1）。他接受了L-甲状腺素治疗（治疗时间未知），但与他姐姐不同的是，没有观察到甲亢状态。母亲的血液样本被送到里昂南方医院临床化学实验室，以调查甲状腺检查的异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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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对母亲的血清进行了一系列稀释分析，观察到使用贝克曼IRMA试剂盒时，随着稀释增加到1:100，TSH回收率增加。同时，根据Donadio Andrei等人的描述，我们测量了TSH水平,，进行了两次内部分析。试验1的结果与贝克曼IRMA试剂盒相似，而试验2，稀释没有效果。这些结果表明母亲血清中存在干扰分子，这可能导致方法间变异性高（数据未显示）。TSH水平的升高可以解释为稀释后TSH免疫球蛋白复合物的分离，从而漏出免疫分析所针对的抗原表位。当这些靶向表位不被免疫球蛋白掩盖时，稀释不会影响TSH测量。
异源抗体的存在一直被认为是常见的干扰源。即使商业分析通常包括阻滞剂以抵消杂性干扰，但在某些样品和/或某些试剂盒中添加此类阻滞剂并不能完全消除这种干扰。我们检测了异种封闭（Scantibodies，Santee，USA）和HAMA封闭试剂（Fitzgerald IndustriesInternational，Acton，USA），但在母亲血清中未检测到异种抗体。
抗TSH自身抗体也会干扰检测。在某些情况下检测到这些抗体，导致形成“巨促甲状腺激素”（抗TSH自身抗体和TSH之间的免疫复合物）和促甲状腺激素异常升高。我们进行了聚乙二醇（PEG）沉淀试验，处理后TSH水平显著下降（数据未显示），表明TSH可能与母亲血清中大分子结合。然而，临床生物学家应该意识到PEG沉淀法的某些局限性。Ram等人研究表明，血清球蛋白浓度的增加可以增加PEG沉淀的单体PRL的数量，从而对单体PRL作出错误的估计。Ellis和Livesey认为PEG可能干扰某些免疫分析中的抗体-抗原反应。母亲和儿子（4.5个月）的血清样本通过凝胶过滤色谱法进行分离，并在10-29组分中测量TSH（图1）。来自母体的95%的TSH在第一组分（12-15）内被找到，表明存在大分子TSH（约200 kDa）。对于儿子，29%的测定TSH在第一组分中洗脱，而71%的测定TSH在正常组分中洗脱。我们解释他母亲转移了抗TSH免疫球蛋白到他儿子体内。母体免疫球蛋白的胎盘转移可能导致新生儿甲状腺机能亢进症和新生儿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错误诊断。在婴儿出生的头几个月内，TSH下降到正常水平，与母亲IgG的正常消除率一致。
总之，这个病例说明了一位母亲和她的两个孩子TSH升高的罕见原因。当观察到TSH水平、FT4和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值等生物学指标与临床症状之间存在差异时，应考虑是否存在外源性抗体或巨TSH。如果怀疑新生儿存在巨促甲状腺激素，也应在母亲身上进行甲状腺功能检查。由于巨促甲状腺激素具有低生物活性，巨促甲状腺激素患者可能不需要甲状腺激素替代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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