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怡(？-1749)，字在泾（一作在京），号拙吾，又号饲鹤山人，清代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家贫而笃学，工诗善书，淡泊名利，曾鬻字于佛寺，与同郡顾秀野、沈德潜等为挚友。学有渊源，少时曾从师马元仪学医。马有医名，从游者甚众，得尤怡而喜甚，谓“吾今得一人，胜得千万人”。尤怡业医，初不著于时，而晚年医术益精，为人治病多奇中，遂名噪三吴。然不求闻达，欲晦姓名，乃隐居花溪，著书自得。所著除《伤寒贯珠集》八卷外，还有《金匮要略心典》三卷，《金匮翼》八卷，《医学读书记》二卷，《静香楼医案》一卷。怡颇有诗名，著有《北田吟稿》。沈德潜编《清诗别裁》，内收尤怡诗词九首，并云其写诗“不求人知，而重其诗者，谓唐贤得三昧，远近无异词”。又据《吴县志·艺术》载，尤怡亦“间作古文时文，绝类唐荆川”（唐荆川，名顺之，明代文学家）。由此可见，尤怡于医学之外，兼擅诗文书法，为一多才多艺者。尤怡平生于仲景学说致力甚深，最有心得，同时师法百家，广采博取，融会贯通，故临证有奇效。其临证经验，后经江阴名医柳宝诒择其精者十之四五，录入《柳选四家医案·静香楼医案》刊行于世。
《伤寒论》是一部重要的经典著作，自金代成无己以下，历代有关《伤寒论》的注本和研究性著作有数百家之多。尤氏对仲景学说的研究倾注了几十年的心血，编撰了《伤寒贯珠集》《金匮要略心典》和《金匮翼》三书。而《伤寒贯珠集》是其中备受推崇的佳作，被视为学习《伤寒论》的津梁，后世学者“由是而进，则义之可疑者始明，理之难晓者自显”，可从而穷本溯源。《伤寒贯珠集》根据《伤寒论》六经分篇，以法（如正治法、权变法、斡旋法、杂治法等）重新编次《伤寒论》条文；于每经之首均列“条例大意”，以阐明本经证治之大要，从而使《伤寒论》辨证施治精髓如雪亮月明，令后学一目了然。《伤寒贯珠集》一书，上承柯韵伯的《伤寒来苏集》及钱天来的《伤寒溯源集》。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在编排结构上突出治法，以法类证。《金匮要略心典》《金匮翼》是尤氏集十年寒暑的心得之作，是针对杂病辨证施治而编写的专著，对《金匮要略》中所载疾病进行了重新归类和补充，集中表现了尤氏研究杂病的心得体会和临床治疗经验总结。
尤氏作为清代杰出医家，“自轩岐以迄近代诸书”（《医学读书记》），无不博览，但其最为尊崇的是仲景学说。正如柳宝诒所说：“先生博极群籍，尤服膺仲景之书，所著《伤寒论》《金匮》两注，上溯仲景心传，独抒己见。”（《增评柳选四家医案》）。其医案中案语重议论，或推阐病源，或明辨治法，皆能依据经典理论对病情做出分析，阐明自己的观点。尤氏一生所治验案无数，临证思维严谨，形成自己独特风格。其注重以法类证，以证论治，论病则源流俱澈，辨证精当，切中脏腑病机；论治则善用经方，又能灵活化裁，绝不蹈袭成方。同时博采众长，功力深厚，不同凡响。
一 以法类证，以证论治
尤怡对于外感伤寒的辨治，自有其独到之处，他在《伤寒贯珠集》中“略引大端于前，分别纲目于后”，将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六经按正治法、权变法、斡旋法、救逆法、类病法、明辨法、杂治法、少阳刺法及少阴清法、下法、温法等分列，以便提纲挈领，掌握各经病变及治法。如太阳、阳明、少阳各有正治法，“审其脉之或缓或急，辨其证之有汗无汗”，从而解之汗之，为太阳正治法；阳明经病有传变自受之不同，腑病有宜下宜清宜温之各异，为阳明之正治法；用小柴胡汤一方和解表里，为少阳之正治法。太阳、少阳各有权变法，太阳篇内以“人体气血有虚实之殊，脏腑有阴阳之异”，虽同为伤寒之候，不得竟从麻桂之法，而分别有小建中汤、炙甘草汤、大小青龙汤等，是为太阳权变法。少阳有汗下之禁，而和解却兼有汗下之法，如柴胡加桂枝汤、柴胡加芒硝汤、大柴胡汤、柴胡桂枝汤之类，是少阳的权变法。太阳还有斡旋、救逆、类病三法，若汗出不彻而传变他经及发黄、蓄血，或汗出过而并伤阳气，乃有更发汗及用真武汤、苓桂甘枣汤等，是为斡旋法。或当汗而反下，或既下而复汗，致有结胸、痞满、协热下利诸变，乃用大小陷胸汤、诸泻心汤等，是为救逆法。至于太阳受邪而见风温、温病、风湿、中湿、湿温、中暍、霍乱诸证，形似伤寒，而治法迥异，是为类病法。阳明尚有明辨、杂治法，如经腑相连，虚实交错，或可下或不可下，或可下而尚不能下，及不可大下，故有脉实、潮热、转矢气、小便少等之异，以及外导润下之别，是为明辨法。如病变发黄蓄血诸证，非复阳明胃实及经邪留滞之可比拟，或散或下，当随证而异其治，是为杂治法。太阴病有经脏之分，故有解表温里及先里后表法。少阳厥阴，亦各有温清诸法。各经诸法，不一一列举。总之，是以治法为纲，证方为目，这种方法，尤怡自谓可令“千头万绪，总归一贯，比于百八轮珠，个个在手矣”。
二 善用经方，灵活化裁
尤怡一生倾注了几十年心血研究仲景之学，殚精研思，颇有心得。尤氏精研仲景，尊崇仲景，在临证中更是善于灵活应用仲景经方，出神入化。《静香楼医案》（以下简称《医案》）充分体现了尤氏善用经方，灵活化裁的特点。该书共计收录200余案，大多为应用经方或化裁经方者。案中应用肾气丸、桂枝汤、理中汤、旋覆代赭汤、麦门冬汤、橘皮竹茹汤等方的案例颇多，其中有用原方者，如用麻杏薏甘汤治肺气壅滞的肿胀喘息，八味丸治肾阳亏虚的阴缩、精出、汗泄，麦门冬汤治虚劳失音、胃弱便溏。然而更多的是化裁经方而不离古方之义的，如肾气丸方《医案》中广泛用于肿胀、中风、哮喘、咳嗽、痰饮、虚劳、遗精、黄疸、齿痛等病。如尤氏治“久咳喘不得卧，颧赤足冷，胸满上气，饥不能食。此肺实于上，肾虚于下，脾困于中之候也。然而实不可攻，始治其虚；中不可燥，始温其下”，方用金匮肾气丸；“两寸浮大，关尺沉小，气上而不下，喘咳多痰……宜以肾气丸，补而下之”；治“肿胀之病，而二便如常，肢冷气喘，是非行气逐水之法所能愈者矣。当用肾气丸，行阳化水”；治黄疸，“面黑目黄，脉数而微，足寒至膝，皮肤爪甲不仁。其病深入少阴，而其邪则仍自酒湿得之及女劳也”，方用肾气丸；治杂病，阴缩、精出、汗泄，认为是“真阳气弱，不荣于筋则阴缩，不固于里则精出，不卫于表则汗泄。此三者，每相因而见，其病在三阳之枢，非后世方可治。古方八味丸，专服久服，当有验也”；治“中年以来，内聚痰饮，交冬背冷喘嗽，必吐痰沫，胸脘始爽。年逾六旬，恶寒喜暖，阳分之虚，亦所应尔……肾气丸减肉桂，加北五味、沉香”。其运用肾气丸的变化规律：一是去附子加味，一是去肉桂加味。引火归原时，认为附子走窜而不能收纳，故去之，而加五味子、牡蛎、牛膝等药；补肾纳气、摄降冲气时，酌加沉香、牡蛎、菟丝子、补骨脂等味；补火生土，则去肉桂，加沉香、椒目；若有水饮、痰湿者，则增车前子、椒目等渗化水湿。综上所述，尤氏对肾气丸的应用，真可谓得心应手，出神入化。而对其他经方之运用也是游刃有余，如《医案》下卷呕哕门治疗呕不能食、反胃、食入则噎、食格不下等多用旋覆代赭汤、橘皮竹茹汤加减化裁。如胃虚有热之呕不能食，用橘皮竹茹汤酌加石斛或芦根、粳米以清养胃阴（呕哕门）。胃虚而痰浊上逆则宗旋覆代赭汤，中气大衰而脉涩者用人参、麦冬益气阴；气郁痰凝者，多去人参、甘草，加郁金、川贝母、枇杷叶以开肺郁，用二陈汤以化痰浊。治蛔厥则宗乌梅丸之苦辛酸法，苦如川楝子、黄连，辛如桂、椒、姜，酸如乌梅，不用乌梅丸原方而仲景之立法之义已明（脘腹痛门）。案中处方用药轻灵，配伍精当，始终注重在以法治病，深得仲景辨治心法。
三 辨证论治，圆机活法
尤氏深受仲景之影响，辨证精当，丝丝入扣，又能圆机活法，论治精辟。其治病立法，首重辨证。强调“必知前哲察病机，宜与治疗之方法”。故凡寒热虚实疑似之间，必细揣病机，求责有无盛虚，“从而损益之”。其对血证、中风、痰病之论治，颇有见地，灵活多变，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1 论治血证
尤氏治疗血证，其强调辨证论治，重视审证求因，而以正本清源为要。如论吐血，则分为风热、郁热、暑毒、蓄热、气逆、劳伤、阳虚、伤胃等八种，详考前贤方论得失，参以己见。一般认为，失血后阴血大亏，当先行补涩。尤氏则明辨其非，圆机活法，决不滥用收涩止血之品，而注重“先其所因”。如郁热失血者，主张“勿用止血之药，但疏其表，郁热得疏，血亦自止。若表已解而热不消，血不止者，然后以清热降血之药治之。若肺气已虚，客热不去，咳嗽咽干，吐血嗽血者，宜以甘润养血为主，而以辛药凉肺佐之”；气逆失血者，“必有胸胁满痛等症，宜芍药、陈皮、枳壳、贝母之属，行其气而血自下。或肝火因气而逆者，宜芍药、生地、丹皮、连芩之属，降其火而血自宁”。可见尤氏在血证治疗过程中，重视以祛瘀血为先务。瘀血之为物，不仅可作为失血的原发因素，也可由于其他因素致失血后，离经之血未尽排出，瘀滞于体内而成为新的致病因素。如对于蓄热吐血者，“热蓄血中，因而妄行，口鼻皆出，热如涌泉，膈上热，胸中满痛……或血是紫黑成块者”，主张用“生地、赤芍、茜根、丹皮、三制大黄、滑石、桃仁泥之属，从大便导之”。尤氏认为，瘀血不去则新血不守，所以正气虽虚，仍当以祛瘀为要。他说：“凡呕吐血，若出无多，必有瘀于胸膈者，当先消而去之。骤用补法，血成瘀而热，多致不起。”这种“以祛瘀血为先务”的思想在《医案》里有具体反映。
2 论治中风
尤氏论治中风，有三个特点：一是认为中风之为病，有外感之风，亦有内生之风，而“无论贼风邪气从外来者，必先有肝风为之内应，即痰火食气从内发者，亦必有肝风为之始基。设无肝风，亦只为他病已耳”，强调肝风在病发中风时的重要作用。故临床治中风，或平肝息风，或镇肝息风，或清肝息风，或豁痰息风，总以治肝风为首要。二是认为风气通于肝，“诸风掉眩皆属于肝”，故“中风之病，其本在肝”。而“虽五脏各有中风之证，然风在他脏，则又显他脏之证矣。岂如今人之所谓中风哉”？明确提出五脏各有中风，并于其后拟治疗之方，如肾风苁蓉丸、肺风人参汤、脾风白术汤、心风犀角丸、肝风天麻散等。三是认为中风为病，尚有脏腑经络浅深之异，须临病详察，以辨正邪虚实之故，决治法通塞之宜。即如：口眼歪斜，络病也，其邪浅而易治；手足不遂，身体重痛，经病也，邪差深矣，故多从倒仆后见之；卒中昏厥，语言错乱，腑病也，其邪为尤深矣。大抵倒仆之候，经腑皆能有之，其倒后神清识人者在经，神昏不识人者在腑耳。至于唇缓失音、耳聋目瞀、遗尿声鼾等症，则为中脏，病之最深者也。然其间经病兼腑病者有之，脏病连经者有之，腑脏经络齐病者有之。
尤氏论治中风，不但强调按病期、症状及所在脏腑运用相宜治法，而且重视论治所见诸症，分析各症的病机特点而治之，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3 论治痰证
尤氏治痰，从病机处着眼，大法分明，纲举目张；法中有法，入细入微。其治痰共有七法，如消导法、攻逐法、和法、温化法、温补法、清化法、清润法等，体现其临证圆机活法之特点，不仅开拓了医家治病的视野，而且深化了中医痰病治疗学说。
四 博采众长，融会贯通
尤怡不但师法仲景，深得其妙，且博极医籍，广采百家之长，是善师前贤的典范。其著作《金匮翼》《医学读书记》广征博引达70余家，又能在临证中融会贯通，而集诸家之大成。其《伤寒贯珠集》注释，共采集十二家之说，尤氏从中吸取精华，又有所发挥。
如大陷胸汤证和大承气汤证是伤寒实证的典范，初学者容易混淆。尤氏曰：“按大陷胸与大承气，其用有心下与胃中之分。以愚观之，仲景所云心下者，正胃之谓；所云胃中者，正大小肠之谓也。胃为都会，水谷并居，清浊未分，邪气入之，夹痰夹食，相结不解，则结成胸；大小肠者，精华已去，糟粕独居，邪气入之，但与秽物结成粪而已。大承气专主肠中燥粪，大陷胸并主心下水食。”此论述言简意深，对仲景之论融会贯通。尤氏《医案》虚损门中治虚劳，取法罗天益“邪伏血郁”之说，而不胶执阴亏之一端。如失血门案：“劳伤失血，心下痛闷，不当作阴虚治，但脉数咳嗽潮热，恐其渐入阴损一途耳。”此案患者虽因失血阴亏，出现脉数、咳嗽、潮热，有延入阴损虚劳的可能。但心下痛闷，是胸中瘀血停滞之象，所以尤氏说“不当作阴虚治”，处方用生地、桃仁、山楂炭、郁金、赤芍药、制大黄、甘草、丹皮等活血祛瘀为主而佐以止血之品。总之，正气虽虚，仍当以祛瘀为要，否则早服补涩，瘀血化热，恐生他变。尤氏治失血在血止瘀消之后，参用葛可久独参汤法，加入生地、沙参、阿胶、牛膝，既能安神定志，又无上升助热之害。治疗“气结在上，津不运行，蒸变浊痰，由无形渐变有形”者，用徐之才“轻以去实”法，用药轻、清、灵，颇有特色。治疗“心疼背胀，引及腰中”的肾厥，宗许叔微香茸丸以温通督脉，开泄浊阴。可见尤氏极善于博采众家之长，灵活运用于临床。
（原文载于《伤寒论思维与辨析》，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年3月，第270～274页，现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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