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传佛教 源于邺都
文/董家亮
佛教何时传入中国？历来有多种说法。过去普遍认为东汉明帝“夜梦金人”后，天竺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于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来到洛阳在白马寺译出《四十二章经》，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始。近年来，学者们依据《三国志．魏书卷三十》记载认为，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zhi）国使者伊存把佛经口授给博士弟子景卢，为佛教传入汉地起时，并于1998年举行佛教传入中国二千年纪念活动。
“佛教何时传入中国” 和“汉传播佛教的源头在哪里”是二个不同的概念。本文以史实、僧传和今人考证为依据，简要说明汉人传播佛教，源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后赵国都邺城，以求大家指正。 一、东晋十六国以前，历代皇帝都不允许汉人信佛出家 1．三国以前，历代皇帝不允许汉人信佛出家。南北朝时南朝.梁代僧人慧皎(497～554年)撰《高僧传卷第九·佛图澄传》记载：“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ting:接受、允许）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xun:遵守、依照）前轨。”
2．西晋承袭曹魏而建立，对待佛教也依照前代制度。《高僧传卷一·晋长安帛远传》记载：西晋惠帝（290--306年在位）末年，河内郡（今黄河北岸一带地区）帛远、法祚（zuo）弟兄俩，因信奉佛教而被地方官杀害。
其文曰：帛远的弟弟法祚“年二十五出家，深洞佛理，关陇知名。时梁州刺史张光，以祚兄不肯反服，辅之所杀。光又逼祚令罢道，祚执志坚贞，以死为誓，遂为光所害。”意思是：法祚的兄长帛远信奉佛教不肯还俗，被秦州刺史张辅所杀。梁州刺史张光又逼法祚，令其罢修佛教。法祚保持坚贞的志向，以死为誓，于是被张光杀害。
唐朝总章元年(668)，道世撰《法苑珠林卷二十八.晋抵世常传》记载:“太康（西晋武帝年号：280—290年）中,禁晋人作沙门”。这和《高僧传》的记载相同，都是说西晋政府不允许汉人出家信佛。
以上记载说明，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佛教传入中国，历西汉、东汉、三国、西晋至东晋初年（317年）300多年间，中国历代皇帝都明令禁止汉人出家奉佛，只允许天竺、西域来的僧人在大都邑立寺，以翻译佛经、或祀奉他们的神灵。
3．东晋以后，才有了汉人看得懂的佛经。北朝史学家魏收（507～572年）于北齐天保五年撰写的《魏书.释老志》记载：“晋元康中(西晋惠帝年号，291--299年)，有胡沙门支恭明译佛经《维摩》《法华》《三本起》等，微言隐义，未之能究。后有沙门常山卫道安，性聪敏，日诵经万余言，研求幽旨。慨无师匠，独坐静室十二年，覃（tan：深）思构精，神悟妙赜（ze：精微、深奥），以前所出经，多有舛驳（chuan bo：差错、混杂不清），乃正其乖谬。”
意思是：西晋时，胡族僧人支恭明译出《维摩》《法华》《三本起》等佛经，但佛经的深义却隐约埋没，汉人看不懂。后来常山人姓卫，名道安（314—385年），天资聪敏，日诵经万余言，慨无师匠研求佛经深义，独坐静室十二年深入思考，钩取深藏的幽远之意，体悟深奥的奇妙之理，认为以前天竺、西域来的僧人尽管译出许多佛经，但多有差错、混杂不清，便为之纠谬正误。从此才有了汉人看得懂的佛经。
总之，在道安之前佛教传入中国已300多年。在此期间，历代皇帝都不允许汉人信佛出家，也没有汉人看得懂的佛经译本，没有为汉人建立的寺庙，没有广大汉族百姓信奉佛教并参加佛事活动，所以说东晋十六国以前没有汉传佛教。其间因战争、商旅等原因，偶有汉人把佛像、佛经带入中原，但不是有意识地在传播佛教。偶尔有皇帝或上层贵族知识分子信奉佛教，或和外国僧人有交往，但他们的活动只是在皇宫或贵族知识分子之间进行，广大汉族百姓并不知晓。 二、汉人传播佛教的源头在后赵国都邺城 1.邺城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后赵、冉魏、前燕三国的都城。公元265年，司马炎取代曹魏而建晋、都洛阳，280年灭东吴统一全国，史称西晋。291～306年，西晋皇族内部为争夺政权,进行了长达16年的内战，史称“八王之乱”。在八王之乱中，匈奴贵族刘渊于304年起兵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北），反晋建“汉”，称“汉王”；西晋永嘉二年（308）称帝。永嘉四年，刘渊死，其子刘聪杀兄夺帝位。永嘉五年（311）刘聪派刘曜（刘聪的叔伯兄弟）、石勒（羯族）、王弥等攻破洛阳，俘晋怀帝，杀太子官员及士兵百姓三万余人，史称“永嘉之乱”。西晋愍（min）帝建兴元年（313），刘聪的部将石勒派其父养子石虎攻破西晋邺城，让石虎任魏郡太守镇邺。西晋建兴四年（316），刘曜又攻占长安，俘晋愍帝，西晋遂亡。西晋从265年建国，到316年灭亡共51年，而且战争不断，给人民带来无边的痛苦。
公元317年，逃到建康（今南京市）的西晋贵族拥立司马睿称帝（晋元帝），史称东晋。319年，刘渊的侄子刘曜称帝，迁都长安（今西安西北），改“汉”为“赵”，史称前赵。328年（刘曜 光初11年），刘曜率大军攻打石勒被杀，前赵灭亡。330年，赵王石勒称帝，都襄国（今河北邢台一带），史称后赵。333年，石勒称帝3年后去世，其子石弘继位。334年，石虎杀死石弘即天王位；335年石虎称帝，改年号为“建武”，将后赵国都从襄国迁至邺城，统治地区在今河北、河南、山西、山东、陕西、甘肃、江苏、安徽和辽宁的一部分。从石虎建武元年（335）--太宁元年（349年），后赵建都邺城15年。之后“冉魏”又都邺3年，“前燕”都邺13年。
2.在邺城后赵皇帝第一次把佛教上升为“国教”“国家祀典”。《高僧传卷第九·佛图澄传》说，佛图澄（231—348年）西域人（《魏书·释老志》说是天竺人），79岁时,即西晋永嘉四年（310年）来到洛阳，志在弘扬佛法。当时，前赵大将石勒布政猛烈，淫刑酷滥，以杀戮树威，屯兵葛坡（今河南新蔡），准备攻打洛阳。佛图澄为仰制其凶残的锋芒，拯救一方苦难，便以“神咒、道术等神异的力量来教化，凡应被诛余残，蒙其益者十有八九”。苦难是宗教的温床。大批汉人、胡人由于感激佛图澄的救命之恩，转而信奉佛教。石勒对佛图澄“军国规谟（mo：国家政治军事的计划、策略）颇访之，所言多验。”石勒称帝后对佛图澄更加崇信。
335年石虎称帝，将后赵国都从襄国迁至邺城。石虎“倾心事澄，有重于勒，下书曰'和上国之大宝，荣爵不加，高禄不受。荣禄匪（fei：不）及，何以旌德（彰显道德）？从此以往，宜衣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和上升殿，常侍以下，悉助举舆，太子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上至！众坐皆起，以彰其尊⑴’。”从此“和上”“和尚”之名在中国流行至今。
在佛图澄的推动劝说下，石虎在邺城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准许汉人出家的国家法规。书曰：“朕生自边壤，忝（tian:谦词）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古代西部民族）神，正所应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则，苟事无亏，何拘前代？其夷（古代东部民族）、赵（指中原汉族）、百蛮（古代南方民族）有舍于淫祀，乐事佛者，悉听为道⑴。”
明朝 赵用贤绘 佛图澄法师像
意思是：我出生在边远的地方，现在承应天命，做了中原的皇帝。至于祭祀，本来就应当依从我本族的风俗。佛是西部民族的神，正是我应奉祀的。国家的制度由皇帝制定，作为永久的准则。如果我祭祀佛神是应该的，又何必受前代皇帝规章的束缚？东部夷族、后赵汉人、南部百越蛮族，凡愿意舍弃没有国家诏令而祭祀的神灵，乐意奉佛出家的，一律允许出家为僧。
后赵皇帝以诏书的形式，颁布全国祭祀佛神，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佛神上升为“国家祀典”、“国教”，公开鼓励汉人出家，所以后赵汉人“民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竟出家⑴。”
3.道安：汉人传播佛教之始。《高僧传卷第五·道安传》说：“道安（314—385年）汉族，“姓卫，常山扶柳人（今河北冀县一带）”。后赵建武年间，道安游学邺都，见到被石虎皇帝深深崇信的佛图澄，“澄见而嗟叹，与语终日”。在邺城，佛图澄“讲说之日，止标宗致⑴”即佛图澄讲经只说出大致意思。“即安后更复讲，疑难锋起，安挫锐解纷，行有余力”。佛图澄讲出佛经大致意思后，道安再次讲述。由于道安“家世英儒”，对中国道家、儒家的典籍十分熟悉，所以对众人提出的许多疑惑问题，都能轻松地释疑解惑。这就是汉人传播佛教的开始。宋朝祖琇说：“法源滥觞（lan shang:指佛教传播之初）之初，由佛图澄而得（道）安，由安而得远公（慧远）。然道安不依佛图澄还是道安，而慧远不依安则不成慧远。”意思是说，道安虽“事澄为师”，但对佛法的理解却不是从佛图澄学得，而有一套独特的理解和认知。《高僧传卷第四·竺法雅传》说，在邺城，河间人（今河北献县东南）竺法雅“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意思是他们把佛经中的事数,如四谛、五阴、十二因缘等名词，与“外书”即《老子》《庄子》《论语》中有关概念相比配，进行分析比较，以便弟子们理解,后人称之为“格义”。这是佛教初传中原，汉人高僧讲述佛经的主要方法。道安与竺法雅、竺法汰等经常对“外典、佛经，递互讲说”，“每披释凑疑，共尽经要”。意思是他们经常凑在一起，研究佛经和中国原有经典含义的关系，相互讲说、共同探讨佛经中的要点和疑难问题。法雅弟子昙习、师法其道，予以继承，为后赵太子石宣所敬重。
后赵建武四年（338）鎏金铜佛坐像
4.后赵：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佛教兴盛期。十六国时期，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在后赵皇帝和一大批中外高僧推动下，大批汉人怀着各种不同目的纷纷出家奉佛，佛教在后赵国蓬勃兴起。汉人道安、竺法汰、竺法雅、康僧会、僧朗、比丘尼安令首等跨山越关来到邺城，或研测幽微，或收徒讲说，或听其讲经说法。生在天竺、康居（故址在今巴尔喀什湖和威海之间）等国的竺佛调、须菩提、单道开等数十位外国僧人，也涉足流沙不远万里来到邺城，聚集在佛图澄门下传法布道。仅佛图澄“受业追随，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所历州、郡，兴立佛寺893所。宏法之盛，莫与先矣⑴”。 三、道安等在邺城和邺西太行山一线传法30余年⑵ 1.佛图澄去世后，道安被尊为中国北方佛教领袖。348年（石虎建武十四年）十二月八日，佛图澄卒于邺宫寺，终年117岁。349年后赵皇帝石虎病死，少子石世继位。同年，石虎另一子彭城王石遵，在石闵等人支持下回师邺城，杀死石世母子即帝位，“请道安入华林园，广修房舍⑶”。石遵皇帝对道安的尊崇，说明道安是继佛图澄之后邺都的佛教领袖。
2.道安率僧众到“牵口山”一带传法。道安没有接受石遵皇帝请“入华林园”的安排，“安以石氏之末，国运衰危，乃西适（shi:往，到）牵口山⑶”。
“牵口山”就是今安阳县水冶镇周围的山。《魏书·食货志》：“其铸铁为农器，兵刃所在有之。然以相州牵口冶为工，故常炼锻为刀，送于武库。”又，《邺乘·地理志》：安阳县“水冶，周回二十步，在县西四十里。旧经曰：后魏（北魏）引水鼓炉，名水冶，仆射高隆之监造”。当代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第二编第二章注释中说：后魏相州牵口冶，即今河南省安阳县水冶镇。据此，本文作者认为《高僧传卷五·道安传》中道安“乃西适牵口山”，即指今安阳县水冶镇周围的山。
“牵口山”就是今水冶镇南面的九龙山。今水冶镇南9里有九龙山（安阳八大景之一）。九龙山之阳（南麓），曾有北齐文宣帝（高洋）为僧稠修建的寺院，名“云门寺”，隋唐名“光严寺”，即今安阳县善应镇天喜镇学校所在地。道宣在《续高僧传卷十六·僧稠传》中说，唐朝贞观初年，他亲自到光严寺访问。又说，时“尝有客僧，负锡初至，将欲安处，问其本夏（问来僧是哪个寺院的？），答云：吾见此中，三为伽蓝（qie lan:梵语“僧伽蓝摩”的简称，中文译作佛寺），言终而隐。既而掘地为井，果得鴟吻（chiwen:古代建筑屋脊上的一种装饰)二焉”。作者认为道宣所说，光严寺“三为伽蓝”：一是隋唐时名“光严寺”；二是南北朝 北齐时名“云门寺”；三是东晋十六国时，道安“西适牵口山”时建的寺院。这里东北距古邺城40公里。
石遵在位183天，其间石虎养子石闵，获悉石遵欲加害于他，派人捕其于邺城南台，拥立石鉴为帝。350年石鉴又想击杀石闵，事败后反被杀。之前石闵发布《杀胡令》和《讨胡檄文》致书各地宣布：“内外六夷，敢称兵杖者斩之”！于时，石闵杀石虎子孙28人，并亲率后赵国汉人视高鼻多须者尽行诛杀。史载：仅邺城就有20余万胡人被杀。石闵遂据邺城即皇帝位，国号大魏，仍都邺城，史称“冉魏”。
石闵本姓冉，魏郡内黄人（内黄县，今安阳市的属县）汉族，12岁时其父冉瞻被石勒俘获。石勒命石虎收冉闵为义子。冉闵取得政权后宣布：“与官合则留，不合则去”。一夜之间，邺城周围百里的汉人争相入城，城中的胡人全部离去。《晋纪》：“自季龙（石虎）末年，石闵尽散仓库以树私恩。与羌胡相攻，无月不战。青、雍、幽、荆州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
由于道安僧团曾受石虎父子崇信，所以冉闵即位后，对他们态度淡漠。“安乃谓其众曰：今天灾旱蝗，寇贼纵横，聚则不立，散则不可⑶”，遂率众入飞龙山。
3.道安僧团到河北飞龙山、恒山等地传法。约352年，道安率同学竺法汰等从牵口山向西北，投靠先前因避后赵皇室之乱而到飞龙山（今河北省石家庄市西南）的僧光、道护等，相见甚欢。在飞龙山一年多，大家议论说：不能“居静离俗”，“独步山门”，应各尽其力，弘扬佛法，以报佛恩⑷。
约353年，道安率僧团继续向北到达恒山，即今河北省阜平境内，在飞龙山北100多公里，“于太行恒山创立寺塔⑶”，广泛进行传教活动，时河北地区一半多僧人以他为师。慧远、慧持、慧永等不远千里来到恒山投道安为师。《出三藏记集》称：“四方学士竞往师之，受业弟子法汰、慧远等五百余人。”时太守卢歆苦苦邀请道安到武邑（今河北武邑县）讲经，结果“名实既符，道俗欣慕⑶”。
4.道安僧团又回到邺城。352年，前燕慕容俊乘冉闵消灭后赵残余势力之机率兵南下，俘虏并杀死冉闵，在邺城称帝，史称“前燕”，年号元玺，357年前燕迁都于邺城。中原归前燕统治后，社会暂时相对平稳。道安“至年四十五（即356年，前燕元玺五年）复还冀部，住受都寺，徒众数百，常宣法化⑶”。“冀部”即邺城，因后赵、冉魏时，国都、冀州治所都在邺城；前燕称帝5年后才迁都于邺城。前燕迁都以前邺城只是冀州治所，所以称冀部。道安又回邺城传法四年左右，足见他对邺城一往情深。
5.道安僧团到山西阳城一带传法。360年，前燕宫廷内讧局势混乱，道安又率僧团离开邺都，避难潜于今山西省阳城西南王屋女休山的濩（huo）泽（西距邺城100多公里）。当时前燕与东晋的战争经常在周围发生，但道安仍潜心研习经论、传播佛教。他在这一时期所作的经序有的至今还能看到。
6.为避战乱道安率僧团南下，到东晋统治区传播佛法。约364年，为避北方战乱道安僧团离开濩泽，渡河南下来到东晋统治区的陆浑（今河南嵩县东北）。这时他们没饭吃，没地方住，到了“山棲木食”的地步。不久前燕攻陆浑，有席卷河南南部之势。道安僧团又南下到南阳（今河南南阳）。365年四月，道安收到东晋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名士习凿齿的信件，邀请他们到襄樊传法。行至新野，道安谓从众曰：“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咸曰：随法师教。乃令法汰诣（yi：去）扬州，法和入蜀，安与弟子慧远等400人渡河⑶”投襄阳。从此道安僧团结束了在邺城及邺西太行山一线传法30多年的历史，开始在中国南方东晋统治地区广泛传法。
图为2012年，在襄阳举行道安诞辰1700周年公祭，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王文元，与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一诚，为道安像揭幕。 四、东晋佛教及古人相关论述 317年，东晋承袭西晋而建立，是汉人统治，因此也继承了“汉人皆不得出家”的文化传统。从东晋建立到365年,道安僧团到东晋统治区传法，其间近50年内，东晋虽也有皇帝或贵族知识分子信奉佛法，但多在皇室和贵族知识分子之间谈说，普通百姓并不了解佛教。
《高僧传.义解篇.论曰》在总结汉人传播佛教时说：先有“士行寻经于于阗……爰次竺潜、支遁、于兰、法开等……中有释道安者，资学于圣师竺佛图澄，安又受业于弟子慧远，惟此三叶，世不乏贤”。以上所列8人，除佛图澄外都是汉人，都是汉传佛教先锋，《高僧传》对他们的传法事迹均有传记。
士行即朱士行，三国时颖川人（今许昌市东），“尝于洛阳讲《道行经》，觉文意隐质，诸未尽善……遂以魏甘露五年（260年），发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阗，果得梵书正本凡九十章”，遣弟子送至陈留（今开封），士行终于于阗。
于兰、法开是师徒关系。于兰是高阳人（今河北蠡县），《高僧传卷四.于法兰传》对其生卒年月没有记载，只是说“时人以其风力比庾（yu）元规”。庾元规是东晋明帝庾皇后的兄长，咸康六年（340年）薨。由此知于兰传法的年代在340年以后。其“远适西域，欲求异闻，至交州（今越南北宁仙游东）遇疾，终于象林（今越南维川南茶桥）”。从《高僧传》记载知，士行、于兰、法开对传播佛教的贡献，主要是到西域寻经。
支遁，字道林，“陈留人，或云河东林虑人”，“年二十五出家”，“以晋太和元年（366）闰四月四日，终于住所，春秋五十有三”。由此知其生于314年，339年出家。本文作者认为支遁是林虑人。林虑，即今河南安阳市林州，东距邺城50多公里。支遁339年出家，而道安等335年受后赵皇帝支持，就在邺城大张旗鼓地传法。由此推想支遁是在邺城出家，跟道安等学习佛法，后到了江南。
竺潜即竺法潜，字法深，琅琊人，是东晋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宰相王导的弟弟。其传法的主要事迹：一是，在西晋末和东晋初年，利用其特殊身份在皇宫和贵族知识分子中传播佛法；二是，340年以后“隐迹剡山”（shan,在今浙江新昌境内）30余年等。他“优游讲席30余载，或畅《方等》，或释《老》《庄》”，“以晋宁康二年（374年，东晋孝武帝年号），卒于山馆，春秋八十有九”。他隐迹的地方是“山馆”，而不是“山寺”；隐迹时既讲佛经，又讲《老》《庄》，所以说竺潜很像一位汉人贵族学者，不是一个纯粹的佛教传播者。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朱士行、于兰、法开、竺潜等虽有早于道安的传法事迹，但他们传法没有政府的支持，也没有建立寺院，更没有广大汉族民众参加，
其法脉也没有延续下来。其传法对广大汉族民众影响很小。直到365年（东晋哀帝兴宁三年）道安率僧团南下，才开创了东晋汉传佛教新局面。
“惟此三叶，世不乏贤”。意思是只有佛图澄、道安、慧远三位高僧，师徒相传，使后代传播佛教的贤人层出不穷。而佛图澄、道安最初是在邺城传法；慧远是佛图澄去世后，道安培养的弟子。所以说汉传佛教源于邺城。
我国佛教历史学家、唐朝道宣在《续高僧传卷第21．齐邺下大觉寺释慧光传》说：“自正道（佛教）东指，弘匠於世，则以道安为言初”。道安初传佛法的地址在邺城。又，唐开元三年三月，前太子校书金崇文、兼左卫率府兵曹参军张伯仁撰《相州邺县天城山修定寺之碑》说：“觏（gou：迂见）止澄（指佛图澄）、什（指鸠摩罗什），翻然降次，悠悠中寓，初闻象佛，眇眇（miao：瞎眼）舍氓，始知深法。”意思是道安在邺城遇见佛图澄；弘治三年（401年）鸠摩罗什又来到后秦长安译经。他们三人使中原汉人“初闻”、“始知”佛法。但是，鸠摩罗什到长安译经时，道安已去世16年。这些记载都说明汉传佛教的源头在邺城，古人早有论述。
379年（东晋太元四年、前秦建元十四年）前秦攻克东晋襄阳，道安等被苻坚送到前秦国都长安传法，从此结束了他在东晋传法15年的生涯。从379年到384年去世，道安又在前秦传法6年。道安在前秦所作《经序》中多次提到邺城；71岁时（即382年，去世前两年）道安又特意从长安回到邺城，祭祀佛图澄陵墓，重游当年传法的寺院。这说明直到晚年道安都没忘记初传佛法之地邺城。这些记载都说明汉传佛教的源头在东晋十六国的后赵国都邺城。
汉人传播佛教的开始，也就是佛教中国化之源。所以也可以说佛教中国化源于邺城。古邺城在安阳旧城东北20公里（即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当今学者一致认为安阳是殷商，曹魏，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后赵、冉魏、前燕，南北朝时的东魏、北齐七朝故都，所以也可以说汉传佛教源于安阳。
注释：⑴引自《高僧传卷第九·佛图澄传》⑵《高僧传卷第五·道安传》对道安传法地点的先后顺序记载混乱，有的不符合逻辑，所以本节主要依据1999年7月出版《中华佛学报告》12期，方广锠《道安避难行状考》145—174页记述。⑶引自《高僧传卷第五·道安传》⑷引自《高僧传第卷五·僧光传》（此文发表于《安阳史志》2015年总第22期）
后 记
安阳是殷商、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七朝故都。殷商给我们留下了青铜器、甲骨文、《周易》等，人们称之为殷商文化。曹魏给我们留下了建安文学、《三国演义》安阳高陵等，人们称之为曹魏文化。从公元313年后赵大将石虎攻取并镇守西晋邺城，到581年隋朝统一中国北方共268年，中国北方基本上一直是少数民族统治，其间东晋十六国时的后赵、冉魏、前燕，南北朝时的东魏、北齐先后建都于邺。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留下了安阳修定寺塔、小南海石窟、灵泉寺；林州的洪谷寺、黄华寺；河北邯郸的响堂寺、水浴寺以及梁朝的《高僧传》、唐朝的《续高僧传》等相关记载，人们称之为佛教文化。
安阳的殷商文化、曹魏文化、佛教文化是照耀中华文明的瑰宝，举世闻名。现在人们对安阳的佛教文化认识含糊，了解甚少。深入挖掘、研究、宣传安阳的佛教文化，对提高安阳知名度，促进安阳旅游事业的建设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希望更多的朋友加入到研究安阳佛教的队伍中来，为继承、传播安阳文化作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
2014年9月于安阳
作者简介：
董家亮，1951年生，安阳县许家沟乡前西岗村人，大专学历，曾任安阳县委政研室副主任、伦掌乡乡长、安阳县文化局副局长等职，2011年退休，为中国宗教学会会员。
1986年，撰写《唐代选拔官吏制度的得失对当今的启示》，获省人才研究学会优秀论文奖，省委组织部来函“致谢”；1988年省委书记杨析综来县视察，为县委书记撰写汇报稿，其中《实行土地有偿转让 实现土地规模经营》部分，在 12月23日《河南日报》头版头条刊登，还作为《河南省县级改革经验交流会典型材料之31》印发；2002—2007年，在国内唯一正式出版的佛教纯学术刊物《佛学研究》（年刊）发表论文三篇；2004年市社科联《殷都社科》2期封三专页介绍其成为中国宗教学会会员的事迹；2011年，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中国建筑史论》第四辑（年刊）发表《修定寺塔 中国之最》；2015年，在《中国文字博物馆论文集》中发表《高陵石牌 文字解读》；2017年，被聘为安阳市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 成果评审专家组成员；2018—2019年，主编《湖北省恩施市第二中学志》。其学术观点受到专家学者的赞誉，被多家书刊媒体引用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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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董家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