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是佳酿，也是腐肠膏。酒所具有的两面性，使人们对酒的态度，也大为不一。无酒不能欢，纵饮又乱性。于是为了让人们喝酒有度，古人想出制约的办法，设置监酒官，监管酒宴上喝酒无度之人；制定酒令，依令喝酒。
古往今来，佐酒助兴的酒令五花八门，但规则基本只有一个：输者喝。这酒等同于罚酒。为此我疑惑了很久，酒若是佳酿，就该胜者喝，以表敬意，美酒敬佳人嘛。让输者喝，岂不是奖励后进？不合常理。若认为酒是毒药，让输者喝，以示惩罚，那这个惩罚岂不属于有意加害？因为多喝，则醉，醉了必出洋相。
这个推论似乎有漏洞，有人肯定会反驳：让赢者喝，若是总赢而多喝、喝醉，也会出洋相。确实如此。但是，人可以不赢，不赢就可以不喝。不赢，是一种选择；不输，则是能力所致。故而很难做到不输。若是可赢却故意输的，那属于个人主观意愿，而不是规制强迫。
罚酒是为了惩罚输者以令其多喝而后乱性？这个推论显然也没有说服力。如此，用心就太险恶了，一时一人有如此用心可能，几千年以来的中国人都怀此用心不可能。
可是为什么要罚输的人喝酒呢？我仿佛钻进牛角尖了，为了一个在旁人看来毫无探讨价值的问题。
一切从原点开始求索吧。原点是：最早的酒令和酒令规则。
最早的酒令游戏当属投壶。投壶乃酒令中的赌赛令，产生于春秋早期，又衍化于商周时期上层社会的射礼，即射箭礼仪。
最初投壶游戏的规仪比较复杂，诸如主人要三请，宾客要三辞；投壶时要奏节拍不快不慢的音乐《狸首》；双方弟子在观看时，不得怠慢，不得骄傲，不背对堂前站着，也不要大呼小叫。宾主赛者各执4杆箭，宾一支、主一支的轮流将手中的箭投入壶中，以投中壶者多为胜。在《礼经·投壶》里有这样的描述：“胜饮不胜者。”——胜者让不胜者饮。当比赛结束后，被罚喝酒的人都手捧酒杯跪下说：“赐灌”——承蒙赐饮，而后胜方也跪下道：“敬养”——敬请取用。
寥寥两句颇为生动，但仍未道出输者喝酒的理由。看来只有到射礼中寻找，因为射礼的规则也是负者喝。
众所周知，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是儒家倡导的一个贵族所应掌握的本领。射，即射箭。在以狩猎为重要生产方式的时代，一个男子必须善射，以狩猎，以杀敌。因此以考核、比赛、展示射艺为目的的射礼，就极为重要。按历史学家杨宽的观点，它是“借用狩猎来进行的军事训练”，同时具有选拔人才的目的。《礼经·射义》则说得更为简要：“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
区区射箭，怎么就能分别出人的德才高下呢？
《射义》是这么解说的：射箭之人，前进、后退、左右转动，一定要合乎礼。内心意志坚定，身体挺直，执弓搭箭，瞄准箭靶，才可以射中目标。所谓身正、人正、心正。因而从这一系列动作，可以看出一个人的道德表现。
射箭时有音乐节拍，天子用《驺虞》，《驺虞》是赞颂百官齐备的；诸侯用《狸首》，《狸首》是赞颂诸侯按时朝见天子的；卿大夫用《采苹》，《采苹》是赞颂能依循法度的；士用《采蘩》，赞颂的是尽职尽责。用内含各自职守要义的音乐做射箭的背景音乐，其作用不言而喻。因此，射礼实际上是用来建立、检查并考核道德行为的一种礼仪。如果诸侯射箭时面容、体态不合礼，节奏不合音乐，成绩不佳者，就不能参加天子的祭祀。祭祀是古代国之大事，多次参加祭祀者就能得到褒奖，多次得到褒奖者就可增加封地，相反亦然。所以“射箭就是射做诸侯”等等。
《射义》还说，“射”就是“释”，是抒发志向。因此射箭就是射志向，当箭射出的那一刹那，理想抱负就都已定格。那么身为人父，就要把靶心当作自己的人生目标——做一个好父亲。做国君、诸侯、臣子，也均如此。如此一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间的纲常就被确定，大家各司其职，各守其位，社会即能稳定、安宁。
原来“射”承载了如此多的含义，输赢当然至关重要。孔子说：只有贤德的人才能射中目标，不肖之人怎能射中？输，就意味着道德的失败、事业的失败。因此赛前，一般人都会发个愿。儒家经典《诗》的号召是：对准那个目标去射，祈求射中，以免受罚酒。
为什么不愿喝罚酒呢？《射义》说：酒是奉养老人和病人的。喝罚酒，就意味着要接受奉养，有德才的人怎能接受或争求他人奉养？故而赢者辞，输者受。我终于寻到答案。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
脱胎于射礼的投壶一直流传至清，但从西汉起，投壶中的礼仪成分就日渐消失，成为一种玩技巧的游戏。至于罚酒的要义，更不为人解。孔子若知，又该慨叹“礼崩乐坏”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