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汪郎和大家探讨了李自成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失去了明末官绅们的“民心”，大顺政权在汉族官绅和满洲贵族的勾结下遭到阻击和扼杀。
不得不说，李自成是一位悲情的人物。
当然，除了因为他无法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方向，导致失去汉族官绅的“民心支持”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也使得他根本无法站稳脚跟，即：缺乏全局性的军事战略眼光！
大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后金之主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由誓师反明以后，辽东战事就成了明朝最为头疼的外患。
事实上，明朝是在内部阶级斗争和外部民族战争的双重打击下，消耗了国力，一步步走向了灭亡。
也就是说，明末农民战争并不是孤立的，它是和明清之间的民族战争同时进行的。
盘踞在辽东的满洲八旗贵族，是明末一个新崛起的阶层，他们的目标，和以李自成为代表的明末农民领袖们一样，都想成为中原的新主人。
只是八旗贵族们非常清楚，他们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可以单独吞下大明，毕竟此时的大明还是一个强大的对手，只能一点点地从大明的身上撕下肉来喂饱自己的肚子。
这一点，从崇祯二年的“己巳之变”、崇祯七年的“甲戌虏变”，崇祯九年的“丙子虏变”、崇祯十一年的“戊寅虏变”，崇祯十五年的“壬午之变”中就可以看出，皇太极前后五次带着八旗兵入塞，都是以掠夺人口、牲畜、财宝为主，充实自己的力量，削弱明朝的国力。
为了抵抗后金军进犯，明廷曾多次从陕、豫等省调兵遣将，尤其是崇祯七年的“甲戌虏变”曹文诏被调往大同抗金，崇祯十一年的“戊寅虏变”孙传庭、洪承畴等被调往辽东防金，李自成才能两次都从明军的包抄中求得一丝生机，否则早已被碾灭。
按常理说，能前后两次在自己可见的被官军消灭的绝望中逃得生天，并由此成长起来的一方领袖，李自成应该具备对事态发展变化的判断能力和敏锐嗅觉，从而拥有全局性的战略眼光。
然而，从目前的史料上来看，一直到山海关大战前，李自成都没有意识到辽东的八旗贵族是他争夺天下的最大对手。
这一点，如果说此前他在明军的打击下只为了谋求生存而没有考虑长远还说得过去，但崇祯十七年正月已然称帝的李自成，在做出东征以推翻明朝的决定时，也没有把八旗贵族划归到自己的对手行列，这是值得玩味的。
而且在他进军北京城的途中，收到多尔衮提议瓜分明朝的书信后，依然对八旗贵族的战略意图毫无察觉，对即将可能迎来和八旗军的恶战没有足够的重视和警醒。
大清国皇帝致书于西据明地之诸帅：朕与公等山河远隔，但闻战胜攻取之名，不能悉知称号，故书中不及，幸毋以此而介意也。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如何耳。惟望速驰书使，倾怀以告，是诚至愿也。---《明清史料.丙编.清帝致西据明地诸帅书稿》
这是李自成的第一条战略失误。
正因为如此，崇祯十七年三月，已经继承明朝“遗产”的李自成，在京师地区集结的军队是无法抵御八旗军大规模进攻的，而关键还在于，他居然还实行分兵驻防的军事部署战略。
甲申年的春天，山海关大战前，李自成已经控制了包括京师、山海关在内的黄河流域的全部大明疆土。
为了巩固大顺政权的统治，也为了进一步实行追赃助饷的政策，威慑由明朝投降过来的文人、武将，在东征前，李自成就已将大部分的主力部队部署在西北的陕甘、湖广荆襄地区四府（荆州、承天、德安、襄阳）、河南等地，在东征途中和攻破京师后，他又在山西、山东等地部署兵力，强化对大明“遗产”的吸收。
但是，这种分兵驻防的军事布局，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大顺政权的局部稳定起着积极作用，但也造成了京师顺天府一带的兵力不足。
只是李自成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反而又因为地主官绅的反扑，在急于求得后方稳定的情况下，导致主力部队被牵制，以致在山海关大败后也无法驰援。
比如驻防西北的大顺绵侯袁宗第，是大顺军的右营制将军，他的部队是李自成用来攻城拔寨、野外对抗的五大主力之一，最应该调往京师驻防，以稳定局势。
但就因为明宁南伯左良玉攻打荆襄四府，以及地主武装的反扑呼应，颠覆了大顺部分地方基层政权，李自成对荆襄地区的白旺部的战斗力评估不足，他在没有深思熟虑和慎密分析的基础上，就急迫地将袁宗第部调遣到湖襄之地参与平叛，以致右制营无法参与决定大顺政权命运的山海关之战。
而实际上，白旺只要采取游击战就可牵制住左良玉，也能顺手消灭地主叛乱武装，这也是大顺军在最开始反明时的战术。
今天看来，确实可惜，而这恰是李自成的第二条战略失误。
当然，有人说，如果没有山海关的战败，李自成是可以坐稳龙椅，并真正建立一个汉族新王朝的。
其实汪郎并不否认这一点，但实际上，山海关战败，主要责任取决于李自成的思维僵化，完全陷入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再不济也不是对手”的错误思维中。
李自成的敌人是谁？站在他的角度上看，毫无疑问，是以崇祯帝为首的大明王朝，而大明王朝的敌人是谁，除了他李自成就是辽东的八旗贵族了。
只是夺取了京师的李自成没有看得更远，换句话说，他已经沉陷在推翻明朝，获取了自己人生目标的巨大幸福中，没有意识到八旗贵族已经成为他最大的对手。
汪郎认为，也许在李自成的潜意识里还天真地认为自己和八旗贵族之间的目标一致，都是为了反抗明朝的统治，而没有任何的利益冲突（他没有从多尔衮的信中看出八旗贵族的言外之意，反而错误理解多尔衮的意思，确实可惜），这一点，从他在大明原来的九边重镇的军事部署上，采取厚此薄彼的策略就可看得出来。
如：大同镇由大将张天琳驻防，真定镇由后营右果毅将军马重僖驻防、太原镇由文水伯陈永福驻防、宣府由权将军黄应选驻防、蓟镇由平南伯刘忠驻防等，这些北疆重镇的主官都是他的“老本”嫡系将领，辅助副官才是明朝地方降将，但唯独山海关一带的驻防主官，却是刚降了大顺没几天的明定西伯唐通。
当然，不是说唐通一定会反，李自成的容人之量还是有的，但山海关是辽东和京畿之间最便捷的通道，一旦此关被八旗贵族夺取，那么八旗军就可长驱直入，直扑京师，而不用如崇祯年间那样数次都是绕道蒙古，由张家口、宣府、大同一带入塞。
如此重要的边防重地，居然不派自己的亲信嫡系坐镇，实在是匪夷所思。
不仅如此，李自成还将吴三桂和他的关宁军调往京师接受朝见，不再参与对辽东清军的防御，这实在是很难理解他的思维。
由此，汪郎以为，李自成对八旗贵族的野心是毫无防范的，也许站在他的角度，八旗贵族们在崇祯朝时的数次入塞，那都是大明朝自己的事，和他李自成无关。
相反，自己却因为八旗贵族的入塞，两次均化解了被官军剿灭的危机，从而壮大了军事力量，后在潼关一举击败了孙传庭，扭转了战局，夺取了大明的天下。
故而，他李自成和辽东的八旗贵族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朋友”呢，因为他们之间都有大明这个共同的敌人，也没有直接的军事冲突，双方都相安无事。
可以说，正是因为李自成的麻痹大意，忽视了山海关对大顺政权的重要性，也忽视了人心，以致于在前往京师途中的吴三桂突然变卦，在他转身击败唐通重新夺取山海关后，迅速投入了清朝阵营，继而成为八旗贵族逐鹿中原的先锋和利器，这是李自成所意料不到的。
而唐通也毕竟不是大顺军的嫡系部队，面对吴三桂的变卦，在乱世之中军队就是立身的资本，自然不会和关宁军拼死相抗，让出山海关也是情理之中。
没有一支战斗力极强的嫡系部队坐镇山海关，并做好一切的战争准备，这是李自成的第三条战略失误。
汪郎说：
李自成的败是极为可惜的。
有人问，即使李自成的军事战略部署没有问题，就一定能够抵御住八旗军的攻击吗？当时的八旗军可是东北亚战斗力最强的军队。
诚然，八旗军的战斗力不可忽视，但不要忘了，明朝虽然丢了辽东，但始终控制着关外和关内的关口重隘。
皇太极眼中的明朝已是一位得了重症而无法治愈的病人，但他五次入塞也只能借道蒙古劫掠，却无法在关内驻军。
以朕度之，明有必亡之兆，何以言之？彼流寇内讧，土贼蜂起，或百万、或三四十万，攻城略地，莫可遏止。明所恃者，惟祖大寿之兵，并松山、锦州之兵，及洪承畴所领各路援军耳，今皆败之以尽，即有新募之兵，亦仅可充数，安能拒战？明之将卒岂但不能敌我，反而自行剽掠，自残人民，行贿朝臣，作为己功。朝臣专尚奸谗，蔽主耳目，私纳贿赂，罚及无罪，赏及无功，以此观之，明之亡昭然矣。---《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五》
但即使是这样的大明朝，依然让入塞的八旗军吃了不少苦头，如皇太极最后一次入塞的“壬午之变”，八旗军损失惨重。
（沈）城内外，哭声连屋，以此推之，则（满人）死亡甚多之说，似非虚语。---《沈馆录》
那大顺军呢？虽然整体的兵员素质不如八旗军，但他们纪律严明，朝气蓬勃，尤其是李自成实行军事改制后，更是有力地提升了大顺军的战斗力。
山海关大战时，李自成的败，一是没有援军，二是多尔衮的八旗军突然出现打乱了他的步伐，毕竟李自成并没有意识到八旗军已经成为吴三桂的后盾，否则，结局真的不好说。
当然，成王败寇，自古如此，李自成的败，被清朝史学家们打上了“流寇”的标签。
但前有推翻明朝的功绩（作为明粉的汪郎，虽然不太愿意接受这个历史的事实），后有坚决抗清的事迹，在明清易鼎的风云时代，李自成没有失去应有的脊梁，没有选择向清朝统治者妥协，从这方面来说，他还是值得后人尊敬的一代人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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