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唐代，陆羽著《茶经》，卢仝作“茶歌”（即《走笔谢孟谏仪寄新茶》，简称“茶歌”，下称“七碗茶歌”）。陆羽称“茶圣”，卢仝誉“茶仙”,“陆卢遗风”史传美谈。陆羽和卢仝这两位茶界比肩的巨人，如耀眼的双子星座，彪炳在人类茶文化史上。卢仝人以诗名，诗以茶名，“七碗茶歌”彪炳为茶文化的经典之作，使其千古留名。本文对卢仝茶文化形成的原因陈述陋见。
卢仝茶文化形成的历史背景
1、茗茶吟诗为唐代文人尊崇
我国是茶之故乡，诗之国度。早在1700年前，茶就渗进诗词之中，历代的文人墨客品茗吟诗作赋，留下了数以千计的佳作。
唐代是我国文学繁荣的一个鼎盛时期，诗风盛行尤甚。当朝把诗文列为科考的主要内容，为律诗登峰造极、盛极难继的局面推波助澜。人们受利禄驱动，攻诗为上，以诗中第成为士人的终极目标。诗人们在饮茶作赋中发现，饮茶可以使人心静，唯有心静，远离喧嚣、摈弃浮躁，才能对事物、对生活、对人生的诸多问题有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感悟。饮茶可益智提神，致使文思泉涌、笔下生辉、妙语连珠、论理深邃。故诗人写诗作赋多饮茶，养成嗜茶习惯。诸多文人雅士，如韩愈、贾岛、孟郊、白居易、李白、苏轼、柳宗元、温庭筠、杜牧、刘禹锡、李商隐等对亲朋好友馈赠的好茶视若珍宝，常聊以自慰。由此可见，茗茶吟诗成为唐代文人的习惯，受到尊崇。
2、高额茶税使茶叶身价倍增
史学家普遍认为：我国唐代关于茶叶最有影响的有三件事，一是陆羽著《茶经》，二是卢仝作“茶歌”，三是赵赞收“茶禁”（茶税）。中唐之前，茶叶贸易不需要缴税，故为是时暴利行业之一。白居易诗《琵琶行》中有：“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意思是甘愿把美貌娇妻扔在家里也要去贩茶，茶叶利润可见一斑。唐人杨华《膳夫经手录》亦记载：“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竟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
安史之乱后，国家财政捉衿见肘，为了增大税收，开始把目光投向茶叶贸易。公元782年，我国第一次征收茶税。户部侍郎赵赞建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公元793年，茶税成为定制，当年财政收入即增加了约40万贯。《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开成年间，朝廷收入矿冶税，每年不过七万余缗(每缗千文)，抵不上一县之茶税。”朝廷看到巨额的茶税收入，又索性实行茶叶专卖制度，由国家垄断。茶叶实施专卖，茶税不断上涨，茶税在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仅茶税一项，政府每年大约获利一百万贯，以至于“茶、盐”并称为当时国家的两大财政支柱。与此同时，茶叶的价格水涨船高，随之成为时下的奢侈品，同时也引起社会各界对茶叶的关注。
3、名茶进贡滋生社会腐败之风
除了茶税，唐代官府还征收各地名茶做贡品，开创了“贡茶制度”。社会对贡茶趋之若鹜、垂涎三尺。政府增加茶税、征收贡茶的举措，使茶农身不堪重负。茶叶生产不同于普通的大田农作物，一些品质特异的“山颠之茶”、“山涧之茶”均都生长在高山绝壁之上或人迹罕至的沟壑之中，不易采摘，数量极小。而地方官员往往阿谀奉承、拍马溜屁，挖空心思、强取豪夺，弄来稀奇古怪的茶叶朝贡，取悦朝廷，而茶农的劳动生产环境险象环生。难怪卢仝在“七碗茶歌”中发出“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巅崖受辛苦。便为谏议问苍生，到头还得苏息否？”的请命疾呼。
4、饮阳羡茶激发创作“茶诗”灵感
饮茶吟咏已经成为唐代文人墨客附庸风雅、表现个人情趣的一大嗜好。咏茶之作繁若星辰、比比皆是，但大多注重的是泡茶和品茶的过程。在唐代，饮茶已经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解渴，而是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以饮茶为雅事。
“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既明示阳羡茶的昂贵，又抨击了封建帝王的奢华。阳羡茶经过陆羽、卢仝等人的举荐、吹捧，成为当时首选的贡茶，为皇室王公独享。宋代大文豪苏轼曾留下“雪芽我为求阳羡，乳水君应饷惠泉”的吟咏名句。而孟谏仪差军将把阳羡茶送至卢仝的山野人家，享受皇家待遇，自然欣喜若狂。于是，一首“七碗茶歌”以神逸的笔墨，描写了烹茶的过程、饮茶的意境，为世人称奇。更难能可贵、振聋发聩的是“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颠崖受辛苦”和“便为谏议问苍生，到头还得苏息否？”的两句诘问，凸显其忧国爱民的思想情怀。卢仝视天子杯中的氤氲之气乃茶农的血泪和汗水，质问统治者是否能体会一下天下百姓生活的艰辛？又问孟谏议：你身为谏议大夫，天下百姓的这等苦难何时才到尽头？卢仝的“七碗茶歌”，从茶饮联想苍生，把茶饮的物质享受升华到精神追求，思维通达、酣畅淋漓、妙曲神功。
在卢仝存世的《玉川子诗集》中，还有《忆金鹅山沉山人》诗云：“君家山头松树风，适来入我竹林里，一片新茶破鼻香，请君速来助我喜……。”在松风竹林里，好友相伴，一道品尝新茶扑鼻的香味，实在是人生至乐。《客谢行》诗云：“扬州驳杂地，不辨龙蜥蜴；客身正干枯，行处无膏泽。太山适不远，相庇实无力；君若随我行，必有煎茶卮。”卢仝所处的时代正好是唐朝国势由盛逐渐转衰之时，权宦干政，朝纲紊乱，可能是卢仝不愿入朝为官的原因之一，诗中传达了他对当时政治环境的不满。身处世局不明，不辨良寙的时代，寄情山水之间，似乎不失为卢仝的一种明哲保身之道。
总之，唐朝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佛教的盛行、诗风的兴盛、贡茶的产生和科举制度的引导，使中华茶文化在唐朝达到第一个高峰。卢仝的“七碗茶歌”把茶道的精髓用诗的语言阐述得珠联璧合、水墨交融、出神入化、淋漓尽致，开拓了品茶的意境，把饮茶由物质享受升华到精神享受，堪为中国茶文化中的经典。
实践创新是卢仝茶文化形成的基石
卢仝从事茶文化研究的实践，雄辩地证明了一个重要的命题：一切创新都始于创新问题的提出，如果没有问题意识创新，创新实践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问题意识创新为创新实践投石问路。它诠释了“实践出真知”深奥哲理。
茶道博大精深，它是中国茶文化的核心。卢仝茶文化思想彰显茶道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备茶的技艺、规范和品饮方法；二是通过饮茶陶冶情操、修身养性，把思想升华到富有哲理的境界。也就是说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把当时社会所倡导的道德行为规范寓于饮茶活动之中。
呈现卢仝茶文化的“卢仝煎茶技艺”已被列入河南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它以“煎”“喝”“咏”的烹茶方式、方法特点，晓喻中外茶界。其唯一性、普遍性、创新性，凸显我国北方茶文化的鲜明特征。
“煎”，亦称煮。即把茶叶用清水洗净，放到锅或壶里煎。旺火、微火搭配，使茶的精华完全释放出来，有别于南方的“泡”或“沏”。
“喝”，亦称饮。即喝茶用大碗喝，大口饮，有别于南方的小碗饮，小口品。
“咏”，亦称歌。即饮茶后便吟诗作赋。诗仙李白有“斗酒诗百篇”之说，茶仙卢仝却有“七碗诗千行”之传。
需要提及的是，卢仝饮的茶大都是当地普遍具有防病、治病、保健之功效的山野药茶。这些山野药茶漫山遍野，四季呈现，信手可采，无需花钱，这不但解决了唐代“茶是奢侈品，百姓喝不起”的难题，而且为人们的身体保健另开了一扇门。
卢仝一介草民，终身布衣，但他志向宏大、忧国忧民。“入仕则宰相，匡扶社稷，济世黎民；为民则良医，救死扶伤，济世活人。”是他展示自己理想的遗世名言。卢仝一生命运多舛、仕途不畅，但他采茶、种茶、饮茶、研茶，完成了济世活人的夙愿。
1、灵山秀水为卢仝研究茶文化提供了优质的水资源
济源秉天地之灵气，承日月之精华，山清水秀，资源丰腴。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民风淳朴，人杰地灵。卢仝对茶文化研究占据了天时、地理、人和，接了“地气”。
“待客远寻岩下蕨，烹茶满酌洞中泉（见《正统道藏》本杜光庭《天坛王屋山圣记》）”。陆羽在《茶经》里写到，烹茶用水“泉水为上，河水为中，井水为下。”济源东接豫北平原，北依千里太行，西接名山王屋，南靠绵延丘陵，济水、沁河、黄河呈“川”字穿境东流，故有玉川之雅称。太行、王屋二山，在济源境内纵横交错，层峦叠翠，山高谷幽，溪流潺潺，泉水甘甜。青山秀水为卢仝对茶文化研究提供了优质的水资源。
2、遍地野茶为卢仝研究茶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茶资源
济源地处黄河流域，气候温和，境内陆形复杂，高山、丘陵、河流、平原错落有致，交相辉映，昼夜温差大。适宜生长的植物繁多，性能特殊、迥异。
王屋山有一座药柜山，相传是神农尝百草的地方。汉代《神农本草经》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荼，即药茶。高山峡谷中至今仍散落生长着古老的参天茶树，山区平原生长有冬凌草、小石茶、蒲公英、何首乌、车前子、野菊花、白蒿苗（茵陈）、豆荚根、金银花、五味子、山葡萄、枸杞、丹参、连翘、枳壳、山楂、山药、生地……等。这些林林总总的“绿色”野山茶，经过卢仝和劳动人民的长期甄别鉴定，分别具有解渴生津、清热解毒、消炎镇痛、降压降脂、安神明目、醒酒消食、去腻利痰、利水通便、治瘘治痢、益气怯风、坚齿疗疮、延年益寿等防病、治病、保健之功效。请看脍炙人口、广为传唱的地方茶歌谣：冬凌草茶防百病，清热解毒蒲公英。茵陈二花润肝肺，凉血菊花紫地丁。丹参银杏降血压，红娘山楂消食灵。枸杞山药健脾胃，大黄泄叶肠道通。
由此可见，遍地野茶为卢仝研究茶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茶资源。
3、得天独厚的地方茶文化奠定卢仝茶文化基础
从春秋战国起，勤劳朴实、虔诚好客的济源人就以茶施舍路人，行善积德。在济源通往山西的轵道沿途设有多处茶店、茶坊，古称“茶道”。至今“茶店”、“茶房”的村落在济源犹存，这佐证古代济源民间饮茶习惯的普遍存在。《新唐书·地理志》载：“怀州河内（济源古属河内郡辖）土贡平纱、平紬、枳壳、牛膝。”这又说明济源古代不仅产茶、而且产有贡茶。千余年来，济源不分城乡，工人上班、农民下田、学生上学，大都会提上一罐（或瓦罐或瓷罐）或装上一瓶，根据个人喜好的药茶水，已成人们的习惯。济源民间煎茶、饮茶习俗，为卢仝煎茶技艺的生成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卢仝茶文化正是民间煎茶、饮茶习俗的集成和升华。
4、坎坷的生活经历促使卢仝吃茶、研茶
人跟奈何走，环境改造人。卢仝一生嗜茶如命，对茶情有独钟，源于自身的生活经历和生活环境。
茶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与宗教有不解之缘，秦、汉、魏、晋时期各派宗教相继产生，唐朝时期举国信奉佛教。佛教源于印度，起初以天竺佛教为主流，而天竺佛教的教义与我国固有的道教、儒教都发生过冲突。到唐代，随着人们思想的转变，各种文化相互渗透交融，出现僧、道、儒合流的趋势，产生具有兼容性的禅宗佛教。禅宗主张静心、自悟、和谐,重视坐禅修行，要求参禅之人心无旁骛、跏跌而坐、过午不食。而茶有提神、养心之功用，既能助思，又能解困，于是茶与禅宗完美结合。僧、道、儒对茶倍加青睐，茶道由此盛行。卢仝早年读书武山石榴寺，对禅宗茶道甚为推崇，颇有研究，他主张弃旧扬新，尊孔崇儒，笃信佛老，消极处世。寺内僧人的饮茶对卢仝潜移默化，促成他的饮茶习惯，也促成了他独具特色茶道思想的萌生。
卢仝虽具清高、性狂的思想性格，但作为诗人、儒者、社会名流与高人隐士，也走不出“物以类聚”“文人相惜”的圈子。卢仝常以文会友、以茶会友，不乏达官显贵、士农工商的“过从甚密”者，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卢仝由于生活所迫，16岁离家出走，往来于洛阳、长安、苏杭、边塞等地，游历甚广，阅历丰富。他经常与上至高官名流，下至搬夫走卒，兼收幷蓄百家之长。卢仝与社会各界的交往之中，常因无酒款待宾客而处境尴尬，“以茶代酒”成为其托词。“玉川先生真可怜，一生耽酒终无钱。”（苏轼的《安国寺寻春》诗）可做佐证。卢仝经历“农不耕收，财粟殚亡”的辛劳，目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景象，深感社会底层阶级生活的艰辛。特别是自己家十余口人，“宿春连晓不成米，日高始尽一碗茶”的拮据窘境。这一系列生活经历使卢仝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他开始用犀利的笔触、愤世嫉俗的情感、激扬奇崛的格调，针砭时弊，讥讽社会。由于思想认识的局限，卢仝对人民生活的凄苦、权贵们的专权与荒淫无道，难以从制度上去分析，追根溯源，所以苦闷、孤寂、彷徨，其茶诗凸显对现实生活的极度不满且兼有“富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
结束语
13年来，为研究卢仝文化，笔者学习吸纳了郑慧霞、孔庆茂、项楚、杨恩成、陈燕等国内专家学者研究卢仝文化的优秀成果，拜阅了《卢仝综论》《卢仝诗赏析》《茶仙卢仝》《卢仝文化研究》等专著以及互联网载的关于卢仝的一些文章，结合卢仝后裔对先祖的轶事趣闻的传承，赘述了我对卢仝茶文化思想形成的浅陋感悟，在此一并致谢。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