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万维
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理事会邀请詹姆斯·弗雷泽做年度赫胥黎讲演时，弗雷泽选择大洪水传说为题。而赫胥黎晚年研究《创世纪》时曾写过一篇随笔，他认为，如果将洪水故事看作是一场泛滥于世界并淹死过几乎所有人和动物的大洪水的真实记录，那么它与有考古证据的地质学说相违背，只能作为一个寓言被抛弃。弗雷泽声称此次讲演不支持也不批评赫胥黎的证据和结论，但是，弗雷泽承认自己的研究不涉及洪水神话的真实性问题。
有国内学者曾经论证大禹时代的洪水，和诺亚方舟洪水一样是冰期洪水，甚至是同一场洪水。这或是个无稽之谈。世界范围内有数不清的洪水神话在流传，但不是所有洪水神话都是原创的。弗雷泽发现，《创世纪》的大洪水和创世故事，可能来自闪米特人；而这个神话并不是闪米特人的创造，而是源自更早的巴比伦文明；而巴比伦的洪水传说，最早出现于苏美尔人的文献。这些苏美尔的文献，一些片断被保留在古希腊文献当中，甚至博物馆中还保存着记载苏美尔人洪水神话的实物残片。大禹洪水缺乏整体的象征意味，也没有创世纪的含义，而是一场实实在在的自然灾难，即使“息壤”等为数不多的神话元素也不能掩盖其朴实的本质。
弗雷泽本人并不愿意面对神话的真实性问题，而是强调洪水神话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已经构成一种社会文化系统。从这个意义来说，大禹洪水的真实性同样可以是不一定要去面对的。可以肯定的是，大禹的洪水神话肯定不是后人所杜撰的，也不是顾颉刚所说的起源于《墨子》的政治杜撰，更可能是从远古流传而至的一个社会综合记忆的积淀。作为上古社会记忆的集体的、综合的历史记忆，寻求它的真实性有相当的难度，但其表述却有意无意地印证了一些问题，与人类学的基本观点相吻合。科林伍德之所谓“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在这种情况下无疑非常适用。
与其他洪水相比，大禹洪水是非常独特的。之所以说它独特，是因为这场灾难的英雄不是拯救即将毁灭的人类，而是建立一个王朝；这位英雄不但是洪水英雄，更重要的他是一位政治英雄。这是所有洪水神话中罕见的个案。大禹家族启动了世袭君主政治，这个事情对中国后世文明、思想形态影响深远，不管大禹对这场洪灾的贡献是真是伪，功劳都归属于他。禹不但驯服了洪水，似乎也驯服了民意。
大约四千年前这次王权的确立，直接影响中国文化范式的形成以及样式的特点。大禹治水导致君主政治起源，并非要谴责这一历史事件的正义色彩，但是蒙昧时代打破社会利益的平衡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情却也不假，启凭借禹的声望，改变了蒙昧时代政治的基本形态，英雄的力量改变了原有的政治平衡，过早改变蒙昧时代的社会生态。世袭君主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在其他社会意识没有得到成长的时候，早早镶入国民意识，改变了尚未完全确立的公平法则，这对后来的形成的社会心理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美国学者卡尔·魏特夫甚至将世界分成两个类型：治水地区和非治水地区。非治水地区如欧洲、北美和日本，其他均为治水地区。治水地区导致专制主义，而非专制主义地区则经由封建主义而建立起现代多中心的资本主义。这个分类是很可笑的：“北美”是谁的北美？印第安人的北美还是欧洲殖民的北美？印第安人的北美记忆已经被殖民者摧毁，欧洲殖民者的史前不在北美，如何有关于北美的洪水记忆？至于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则是一个典型的君主专制社会，因为近代转型的成功，便可顺利洗刷其专制主义历史。这种以现代世界政治板块为根据来划分的洪水神化区域的做法，显然是无稽之谈。中国和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等文明，的确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君主政治，但不同的是，有一些地区的君主成为君主的时候，要受到很多约束，未能形成一个稳固的社会共识；但大多数地方，君主们都成功地将部落的和国家的财产大量占为己有，并且悄然树立起合法性。
世袭王的出现，不管是自封还是民众拥立的，都往往与一桩丰功伟绩有关，古罗马强悍的执政官，如奥古斯都、凯撒等，一旦获得较大的功劳，往往也有专制的倾向。不少人类学文献中的原始部落政治模式，要么保留着元老首长制，要么实行着世袭，没有见到过从原始民主到君主世袭的转变过程，只有古希腊的从僭主政治到民主政治的变化过程，中国古典文献中，对世袭君主政治的起源也有较多的描述。“允恭克让、光被四表”的尧的君长之位，是否受禅而来尚不得而知，但他都非常心甘情愿地让位于“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文”的舜；而晚年的舜，同样心情愉快地禅位于洪水英雄禹。但是，因为制服洪水的丰功伟绩由禹一个人来享受，他形成的社会影响力，客观上可能超过了尧舜，一个超越常态的家族实力因此形成。禹的儿子启凭借家族力量，改变了原有的政治法则，改变了后来的社会形态，影响了古代思想的内容。最后应该是洪水自行退去了，却冲掉了中国人的平等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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