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为高足
临写右军
褚遂良是欧阳询、虞世南的晚辈，相差近40岁，他们是初唐书坛上齐名的三大家。“初唐”这个时段，宽泛一点说，指武则天篡唐之前的高祖、太宗、高宗三朝，共60余年。这三家的书法特点，盛唐书家徐浩有个形象比喻：“虞得其筋，褚得其肉，欧得其骨。”虞、欧去世之后，褚遂良独擅大名，成为唐朝新生代书家的翘首。清朝帖学家王澍认为，褚遂良的影响力贯穿整个唐朝，“稍险劲则为薛曜，稍痛快则为颜真卿，稍坚卓则为柳公权，稍纤媚则为钟绍京，稍腴润则为吕向，稍纵逸则为魏栖梧，步趋不失尺寸则为薛稷”。刘熙载《书概》干脆把褚遂良称为“唐之广大教化主”。
他是褚亮的次子，生于长安，入唐时23岁。26岁出仕就在李世民秦王府做铠曹参军，管理武器装备。太宗贞观年间，由秘书郎做到中书令，以直谏著称，骨鲠风采，是魏征一流的人物。太宗临终托付后事，委为顾命大臣。高宗朝官至宰相，高宗废王皇后改立武昭仪（武则天），他执意劝谏，到了“解巾叩头流血”的程度，得罪高宗的神圣爱情，被逐出朝廷，贬到地方任职。初贬潭州（今湖南长沙），再贬桂州（今广西桂林），最终贬到当时唐帝国最南端的蛮荒之地爱州（今越南清化），63岁客死该地。他的子孙因受牵连也流放爱州，高宗临死前发慈悲，下诏“放还本郡”，这本郡不是褚氏汉代祖籍河南阳翟（今河南禹县），而是自东晋以后定居的钱塘（今杭州）。
褚遂良 黄绢本兰亭叙
作为书法家，褚遂良的转折关口在43岁那年，顶虞世南去世后的空缺，开始兼任唐太宗的“侍书”。举荐人是唐太宗都要敬畏三分的魏征，推荐词是：“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在皇帝身边做侍书，俨然首席御用书家。那时，宫廷里还有一批擅长书法的“供奉搨书人”，如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之流，太宗赏赐皇子和朝贵的王羲之《兰亭序》摹本，都由他们复制，赵模还写过昭陵大碑。他们无学识，不过是宫廷里的工艺匠人。贞观年间，殷令名、于立政等官员也写碑，却非皇家钦点之制；太宗的近臣长孙无忌和杨师道写过《唐太宗登逍遥楼诗碑》，但是书法不如褚遂良专业。
唐太宗留心翰墨，推崇右军，褚遂良做他的“侍书”，写写画画，闲聊书法，当然围绕王羲之。《旧唐书》有一段记载：“太宗尝出御府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当时莫能辨其真伪，遂良备论所出，一无舛误。”史家记下这件事，表示褚遂良不仅能写“王书”，而且具备随疑剖析的学养。褚遂良鉴定御府的藏品，编过“王书”真迹目录，按正书、行书分门，每卷节录各帖前一两行文字，注明行数，名为《右军书目》，被晚唐学者张彦远编入《法书要录》，至今仍是研究王羲之书法的重要文献。
褚遂良的书法师承有些复杂，不专一家。唐朝李嗣真《书后品》称褚遂良“首师虞（世南），后又学史（陵）”，而且是唐太宗也“受之于史陵”。张怀瓘《书断》说他“少则服膺虞监，长则祖述右军”，也提到师从史陵。因为父亲褚亮与欧、虞同僚的关系，褚遂良与这两位书法前辈早有交往。唐朝《国史异纂》记载了褚遂良向虞世南请教书法的一段对话，他攀比两位书家，一位是虞世南的老师智永，一位是欧阳询。
被“追认”到褚遂良名下的《倪宽赞》
褚遂良的传世书作，有些是后人“追认”到褚遂良名下的古代书迹，例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楷书《倪宽赞》、《临王献之飞鸟帖》，行书《临王羲之兰亭序》，草书《临王羲之长风帖》。世间流传一卷楷书墨迹《大字阴符经》，笔法结构很像褚遂良晚年风格，却是后人所写。刻本《文皇哀册》、《枯树赋》写得都像褚遂良，前者可能出自米南宫的临本，后者是赝品。
可信的褚遂良书迹，唯有五通楷书碑铭，中年两通，晚年三通。最早写的碑铭是《伊阙佛龛碑》，又名《三龛记》。“佛龛”是太宗第四子魏王李泰为母亲长孙皇后而造，雕刻在洛阳龙门山宾阳洞内，不如龙门山卢舍那佛那样巨大。题记铭文刻在“佛龛”旁边石壁上，作用类似造像题记，因为仿制碑形，铭文篇幅又长，所以称为“碑”。《伊阙佛龛碑》写于贞观十五年十一月，85岁的欧阳询正在这一年去世，大概老一辈凋谢之后，46岁的褚遂良才开始书写碑铭，在社会上亮相。
褚遂良46岁写的《伊阙佛龛碑》
他写《伊阙佛龛碑》，笔画求其挺，骨格外耀；架构求其方，字形周正。虽然不如欧字紧结高耸，有些生硬，但峻整的风格颇似欧体。《旧唐书·褚遂良传》记载，褚遂良擅长楷书，“父友欧阳询甚重之”，或许早年学过欧体。唐朝书法史研究专家朱关田谨慎地推测，褚遂良“或当受欧阳询的影响”。半年之后的贞观十六年五月，褚遂良又写了《孟法师碑》，笔调趋于柔和，结体变为欹侧，亲近虞字的遒丽，稍有一些“王书”的意思，但仍有欧体的骨力。中年的褚遂良，好像还在欧、虞两家之间游移徘徊。
褚遂良47岁写的《孟法师碑》
说来奇怪，当时褚遂良已是“甚得王逸少体”的中年书家，又做了几年侍书，亲见大量“王书”，没有谁能与他相比，可是写的碑铭楷书竟不类“王书”。想来也有难处。王羲之只有小楷书传世，要想展为大字，用笔和结字的方法都要改变，对于初试碑铭大字的褚遂良来说，恐怕还是一个书法难题。也许直接便当的做法是效仿当时的写碑胜手欧阳询，即使不学欧体，只是遵循写碑铭通行的手法，“结字欲其充实，行毫欲其饱满”，想与“王书”同调也难。
褚遂良57岁写的《房玄龄碑》
10年后，褚遂良写的《房玄龄碑》，不再是欧、虞的影子。他在用笔上找到变法的出路，笔锋入纸浅，笔画细劲，仿佛画人透衣见肉，透肉见骨，点画的气质就变了，字的结构随之疏朗起来。用锋尖写字速度快，运笔灵活，转折翻挑，曲直向背，都很活脱自然，有行书的流动情调。
《房玄龄碑》只是褚遂良自立家法的标志，巅峰之作是高宗永徽四年（653年）写的两通“御制”碑铭：一通是十月写成的《太宗文皇帝制三藏圣教序》，另一通是十二月写成的高宗做太子时撰文的《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序记》。后人把两碑的拓本装为一册，简称《雁塔圣教序记》。碑石嵌在西安慈恩寺大雁塔塔门两侧的龛内，那里是长安名胜，各地文士骚客、善男信女云集之地，碑铭既是二帝推奖佛法的宸文，又是名家重臣书写，自是游人争睹的一道景观。褚遂良去世5年后，就有人在褚遂良曾经做官的同州翻制这两块碑，共刊一石，托名“褚遂良书”，俗称《同州圣教序》，现在移到西安碑林博物馆保管起来。
褚遂良58岁写的《雁塔圣教序》
这两通楷书碑铭是一次写成，太宗撰文的那通碑铭更为精致，即书家习称的《雁塔圣教序》。那一年，褚遂良58岁，官至相位，登上仕途的顶峰，心情颇佳。书写“御制”文章，态度认真又可想而知。他仍然提锋写碑铭，用笔比《房玄龄碑》老练沉实。风韵十足的笔画，清劲而又灵动舒展；媚趣四溢的结体，疏朗而又欹侧多姿。盛唐书家比为风姿绰约的“美人婵娟”。
褚遂良的碑铭楷书，前后风格大不一样。晚年变法，提锋写碑铭楷书，减肥提神，查有实据，事出之因却很迷离。唐人说他“临写右军，亦为高足”，揣摩起来，难道是化用右军小楷用笔之法写碑铭大字？唐人多次提到，褚遂良中年时学史陵，发现史陵的“妙处”，要他保密，“此法更不可教人”。史陵没有书迹传世，按唐人的说法，有“古直”、“疏瘦”的特点，估计史陵的用笔、结字之法是触发褚遂良大胆变法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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