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王莽篡位短暂的混乱，东汉光武帝刘秀在农民作乱与地方军阀割据的局面下中兴了汉帝国。为了调和各个方的厉害冲突、使彼此都能和谐并存，他极大鼓吹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等观念，使东汉弥漫着一股维持现状的政治哲学，然而豪强兼并的事实终究不是意识形态所能消弭的。终于，在党锢之祸后，冲突的各方将汉帝国推向败亡的命运。
一、社会繁荣、教育普及
中国以国家为主提倡教育，始自汉朝。东汉时太学有240栋建筑物，房舍1850间，太学生总数共达三万人，同时私人讲学的风气也很盛行，有名望的学者普遍有学生500人之多，其中杨震甚至有学生3000人，人称关西孔子。那时候的西安已经是一个拥有25万居民的大城市，洛阳次之，也有近20万人。
汉武帝时张骞通使西域，从此开启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到东汉时，班超领着大约1000人的队伍再次开拓了汉朝与西域的联系路线。班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深悉西域与中土贸易利益巨大，以汉朝的威望作为本钱，使西域诸国都来归附，凭借高超的外交手腕，以夷制夷，不费大汉一兵一卒将大汉声望传播至里海。甚至最多的时候能够调集少数民族部队多达7万人。他所拓展的疆土无法永远把持，可是通商的驼铃一旦响起，他们的足迹长期的在历史上驻留，长期的贸易使得蔬菜水果和乐器等域外文明源源传入中国，极大的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二、豪强兼并
东汉时，虽然刘秀将税率调的很低，土地税只有收成的三十分之一，曾经在王莽时代急剧减少的纳税户，在刘秀时代不断回升，但是在对付私人财产时，东汉朝廷暴露出它在制度与组织上的缺陷，终而造成朝代覆亡。
在任何条件下，私人财产之膨胀总会产生问题，私人财产可以变为政治权力，公元前154年七国之乱，京城的王要出兵打仗，但是自己的封地不在京城，手头上一时没钱，他们只好向商人无盐氏借高利贷，无盐氏以战事未定，风险极高所以利息也很高，孰料仅仅三个月叛乱得以平息，无盐氏三个月盈利十倍。这种情况是商人放款支助朝廷，但是私人财产也可以支持叛军，所以在特殊的情况下，乡村间的财富可以促成变乱。况且中国小自耕农各自经营，因此每家都是一个小本生意人，当在紧要关头出现一大批大宗生意人，当中的竞争和矛盾是无法避免的，最终使的富者富可敌国，贫者无立锥之地。而中国秦汉以来的统一，可谓政治上的初期早熟，很多地方上的习惯导致在其他国家可能出现法治基础，但是在中国则缺乏发育成长的机会。
三、豺狼当路，安问狐狸?
两汉提倡儒术固然使官僚组织间思想一致，但是也产生一种不良影响——读书人除了做官之外别无他业可从，失去了学习知识基础目的。汉代实行的“察举”、“孝廉”这样就引起被举荐者始终与举荐者之间保持一种恩泽关系，所谓“受爵于朝廷、拜恩于私室”，很多时候处理正常公事反而受到私人关系的影响，感情用事，不能以客观标准区解决问题。
更甚者受举荐关系影响，形成党锢之争，互相占据道德制高点抨击对方，总结起来就是——“无法治、唯道德”。经常一件事争端起源于乡间，最终惊动国都，地方官有心惩处当地恶棍，但是他们身后有本地富绅甚至朝廷官宦撑腰。
汉安帝元年，皇帝派遣官员到各地了解政治、风俗情况，其中大都是年高望重又做过高官的人，只有张纲最年轻，官位也低。其它的人接受任务后都到各地去了，只有张纲表示不愿动身，他将朝廷配给外出的车子挖坑埋了喟然长叹：“豺狼当路，安问狐狸?”可见此时东汉的官僚体系已然腐败不堪。
四、宦官——名士——军阀
东汉后期一方面有宦官干政，另一方面又有太学生支持的名士，加之地方政府的权利日益加重，中央权力颓败，形成枝强干弱的形势。西汉传统习惯，大将军一职，总是由皇帝的舅父姻兄担任，也就是外戚。当幼年皇帝即位时不免要倚重大将军和后宫皇后，等皇帝年长想掌握权力时。这些长在深宫的皇帝只能重用宫内的宦官，通过他们和朝廷里的大将军进行权力的抢夺。
朝中党锢争斗，宦官与外戚夺权，民间豪强兼并导致黄巾起义，地方政府日渐凌夷，种种矛盾如同一堆炸药只缺少一根导火索在某个时间内点燃引爆，不幸的是大将军何进点燃了这根导火索，不想宦官却先下手为强杀了何进，袁绍为何进复仇将抓到的宦官全部斩杀，乱中皇宫焚毁，随之军阀董卓秉持中央政府，袁绍逃出京都号召各地军阀征讨董卓，拉开了三国割据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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