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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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经历
韩琦于
大中祥符元年七月初二（1008年8月5日）出身于世宦之家。据韩琦墓志记载，他的祖辈多葬于博陆，至曾祖以来，则改葬于
相州安阳（今河南
安阳），故而韩琦为安阳人
[8] 。据《
泉州府志》记载：“韩琦出生于泉州北楼生韩处。”为其父
韩国华知
泉州府时与婢女连理所生。
韩琦三岁时父母去世，他由诸兄扶养成人。史称其“既长，能自立，有大志气。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学问过人”。
景祐元年（1034年）九月，迁
开封府推官。次年十二月，迁度支判官，授
太常博士。景祐三年（1036年）八月，拜右
司谏。
[10] 韩琦像
韩琦在担任
谏官的三年时间内，敢于
犯颜直谏，诤言谠议，“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七十余疏”，尤其以
宝元元年（1038年）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为知名。当时灾异频繁发生，流民大批出现，而当朝宰相
王随、
陈尧佐及参知政事韩亿、
石中立却束手无策，“罕所
建明”。韩琦连疏四人庸碌无能，痛陈宋朝八十年太平基业，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结果四人同日罢职，即所谓“片纸落去四宰执”。他自此名闻京师。
韩琦还严厉抨击当时“货赂公行”、“因缘请托”的社会风气和“侥幸日滋，赏罚倒置，法律不能惩有罪，爵禄无以劝立功”的官场腐败作风，建议仁宗先从朝廷内部“减省浮费”、“无名者一切罢之”。名相
王曾称赞他说：“今言者不激，则多畏顾，何补上德？如君言，可谓切而不迂矣。”
宝元二年（1039年），四川旱灾严重，饥民大增，韩琦被任命为益、利两路体量安抚使。他到四川后，首先减免赋税，“逐贪残不职吏，汰冗役数百”，然后将当地官府
常平仓中的
粮食全部发放给贫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设稠粥，史称其“活饥民（一）百九十万”人。
[11] 蜀民无不感激地说：“使者之来，更生我也。”
西北御夏
自从原来臣服
宋朝的西平王
李元昊称帝建立
西夏、公开与宋朝对抗以来，与夏邻界的陕西形势就非常吃紧。韩琦从四川刚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详细剖析了陕西边备形势，随即被任命为陕西
安抚使 [12] 。到了陕西，他看到苛捐杂税很重，百姓非常穷苦，便一律予以免除。
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李元昊大举围攻
延州（今陕西延安），守将
刘平、
石元孙在三川口（今陕西
安塞东）兵败被俘，镇守延州的
范雍降职他调，韩琦大胆推荐因“荐引朋党”罪名而被贬至越州（今浙江绍兴）的
范仲淹。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说：“若涉朋比，误国家事，当族。”又为被诬陷的刘平的宗族子弟申辩
[13] 。五月，韩琦以
枢密直学士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充当安抚使
夏竦的副手
[14] 。韩琦主持
泾原路，范仲淹主持
鄜延路。
在对西夏用兵的策略上，三人意见分歧。韩琦持强硬立场，力主攻策，与夏军决战，认为拖延时日，财政日绌，难以支撑，况且“（李）元昊虽倾国入寇，众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范仲淹则力主守议，反对贸然进攻，主张持久防御，在加强军备的前提下，乘便击讨，不赞成深入敌境的进攻战。 [15]
夏竦难以定夺，即派韩琦、
尹洙到汴京以攻守二策进呈朝廷，请仁宗自己决定。仁宗幻想一举解决问题，于是决定采用韩琦攻策，并下诏
鄜延、
泾原两路会师，定期于
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进攻，后从范仲淹请求改为春暖出师。
[15] 韩琦头像 [16]
庆历元年（1041年）春，李元昊在伺机攻宋前，向宋军诈和，被韩琦识破。他对部下说：“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命令诸将严加防守。
[17] 二月，李元昊率十万大军进攻
渭州（今甘肃平凉），直逼怀远城（今宁夏固原西）。韩琦闻讯，急派大将
任福领兵一万八千人，以
桑怿为先锋，前往抵御，进行阻击。行前，韩琦向任福面授机宜，命令他们绕到夏军背后，可战则战，不可战则据险设伏，截其归路，并再三叮嘱：“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
[17] 任福在张家堡南打了个小胜仗，于是贪功轻进。夏军佯败退走，沿途遗弃不少物资，宋军不知是计，轻装猛追至渭州北边的
好水川（今
宁夏隆德西）。当时，夏军在好水川里边放了几个木盒子，宋军只听盒子里有鸟叫声，不敢轻动。任福到时，命令打开，只见一百多只鸽子飞跃而出，盘旋在宋军上空。这正是西夏军队发出的合击信号。宋军正在惊疑之时，夏军已从四面合围。宋军虽英勇战斗，怎奈人马三日乏食，疲惫不堪，宋军大败，六千余人阵亡，任福等将校军官数百人亦死于难。
[17] 韩琦闻讯后，立即下令退军，在半路中，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数千人，号泣于马首前，持旧衣、纸钱招魂而哭道：“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讨以归乎？”当时哀恸之声震天地，韩琦掩泣驻马，不能行进。宋军兵败好水川，虽不是韩琦亲自指挥，但贸然出兵，用人不当，也难辞其咎。
战后，宋廷追究败军之责，撤去了夏竦的职务，韩琦、范仲淹也被调职他用。韩琦降为右司谏、知
秦州，范仲淹降为
户部员外郎、知耀州（今陕西
耀县）
[17] 。十月，宋廷分陕西为
秦凤、泾原、环庆、
鄜延四路，各自设置帅臣，其中韩琦兼任本路马步军
都部署、经略安抚缘边
招讨使 [18] 。
庆历二年（1042年）四月，朝廷为四路帅臣换职为
观察使，范仲淹等三人均不肯接受，只有韩琦同意受任秦州观察使。闰九月，宋军又大败于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大将
葛怀敏战死，主持泾原路军务的
王沿被降职他调。十一月，朝廷命韩琦恢复旧职，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与范仲淹屯驻
泾州（今甘肃
泾川），共守西陲。
[19] 自好水川败后，韩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议，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由于两人守边疆时间最长，又名重一时，人心归服，深为朝廷倚信，故天下人称为“韩、范”。当时在陕西的东兵自禁军宿卫而来，不耐劳苦，韩琦奏请增添
土兵代其戍守，又筑
德顺军，以作为
萧关、呜沙道路的屏障。
[20] 庆历新政
韩琦画像
西夏在战争中虽多次获胜，但损失也很大，人心厌战，民怨沸腾，于是宋夏开始转入旷日持久的“庆历议和”。在边界形势稍趋缓和的情况下，
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正在“谋取横山，规河南”的韩琦与范仲淹一同奉调回京，同任
枢密副使。
[21] 宋夏转入和议后，韩琦、范仲淹等入朝为执政大臣。一时名士云集，士大夫交口称誉。当时
国子监直讲石介听说韩、范二人来朝中供职，特意写了一首《庆历圣德诗》来称赞韩琦等人。仁宗也想励精图治，有所作为，因而特别礼遇韩琦、范仲淹、
富弼等人，并催促他们尽快拿出救世方案。
当时，李元昊以契丹为后援，在
宋夏和议中态度强硬，向宋朝要挟“
岁赐、割地、不称臣、弛盐禁、至京市易、自立年号、更
兀卒为吾祖，巨细凡十一事”。宰相
晏殊及两府大臣大多厌战，“将一切从之”，韩琦坚决反对。此年七月，他上《论备御七事奏》，认为当务之急为：“一曰清政本，二曰念边计，三曰擢材贤，四曰备河北，五曰固河东，六曰收民心，七曰营洛邑”。接著又陈述救弊八事，即“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
冗食”。面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国势，韩琦提出以整顿吏治，选拔人才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与是年九月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所列出的十项改革方案基本一致，切中时弊。这次由范仲淹主持，韩琦、富弼等人积极参与的政治改革，就是历史上有名的“
庆历新政”。
[22] 八月，范仲淹任
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积极推行各项新政措施。是年，
陕南大旱，饥民纷纷加入
张海、
郭邈山等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仁宗命韩琦宣抚陕西。韩琦调集西北善于山地作战的官军，迅速镇压了起义，同时鉴于灾情严重，还采取了一些果断措施，如：选派官吏分赴各州县，发放官粮赈济饥民；蠲免各种苛杂的赋役；考察官吏，选贤任能，罢黜庸陋之人；将军队中老弱不堪征战者淘汰一万余人，以减少用度。他不但大举修缮鄜延路的城寨，还认为应该等到西夏同意归还侵占宋朝的土地后再同意议和。
[22] 庆历四年（1044年）春，韩琦宣抚陕西回到
东京。五月，上陈西北边防攻守四策，以为“今当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请缮甲厉兵，营修都城，密定讨伐大计”。
[22] 庆历新政的实施，遭到了一些守旧派官僚的激烈反对。他们诬告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专权。尤其是夏竦施展诡计，陷害富弼。范仲淹不自安，遂于同年六月以“
防秋”为名，宣抚陕西、河东。八月，富弼宣抚河北。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执行新政的
杜衍、范仲淹、富弼全都被贬职出朝。韩琦为人爽直，对于军政大事，向来是“必尽言”，他虽为枢密副使，主管军事，但事关
中书的事，他也要“指陈其实”，有的同僚不高兴，仁宗却了解他，说“韩琦性直”。对于范仲淹、富弼的贬谪，韩琦挺身而出，据理辨析，但没有结果。随后，韩琦陈述十三条理由，支持泾原路帅臣
尹洙反对渭州宿将
刘沪修建
水洛城（今
甘肃庄浪）的举动，但朝论“不谓然”，他心灰意冷，遂自请出外，于三月被罢去枢密副使之职，以
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至此，主持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短暂的“新政”以失败告终。
[23] 抚治北疆
韩琦在地方时，治军有方，理民得法，“所至设条教，葺帑廪，治武库，劝农兴学，人人乐其恺悌”。庆历七年（1047年）五月，韩琦为
京西路安抚使，自资政殿学士、知扬州迁为知郓州（今山东
东平）。十二月，韩琦徙知
成德军（今河北
正定）。
[23] 庆历八年（1048年）四月，又移知
定州（今河北定州），并兼安抚使，进位
资政殿大学士，又加
观文殿学士。
[23] 定州久为武将镇守，士兵骄横，军纪松弛。韩琦到任后，首先大力整顿军队，采取恩威并行的方法，对品行极其恶劣的士兵果断诛杀，而对以死攻战的则予以重赏。后来他又研究唐朝名将
李靖兵法，仿作方圆锐三阵法，命令将士日月操练，结果定州军“精劲冠河朔”。
[24] 皇祐五年（1053年）正月，韩琦以武康军节度使徙知并州（今山西太原）。
韩琦版刻像 [25]
当时在
河东路担任
走马承受的宦官廖浩然，为人贪恣，仗势不法。韩琦上奏，请朝廷将其召回，如不调走，必依法严惩。仁宗只好令廖浩然回京，并施以
鞭刑。
[26] 并州所辖地区与契丹接壤，邻边的天池庙（今山西宁武西南）、阳武寨（今山西原平西北阳
武村）等地，被契丹冒占，韩琦派人与契丹“酋豪”交涉，收回了这些地方，并立石为界。
[27] 宋初大将
潘美镇守河东时，为了防止契丹南下劫掠，命令沿边百姓迁徙内陆，致使边塞大片耕地荒废不耕。庆历四年（1044年）
欧阳修奉使河东时，就曾建议解除
代州（今山西
代县）、
宁化军（今山西宁武西南宁化堡）、
岢岚军（今山西岢岚）、
火山军（今山西河曲南）沿边之地禁耕令，以增产粮食，供应边防军需，却为军帅
明镐所阻。
至和二年（1055年）春，韩琦再次建议，才得以实行，开垦田地九千六百顷。
[28] 至和二年（1055年）二月，韩琦以疾自请改知相州（今河南
安阳市）。
[29] 在家乡，他建造
昼锦堂于州署后园。
中枢十载
韩琦就职朝廷枢要位置，首先遇到的一大难题就是仁宗的建嗣问题。仁宗三个儿子早亡，
皇嗣迟迟未定，而从至和三年（1056年）开始，仁宗就时常犯病，一时人心恐慌，议论纷纷。大臣们接连上疏，极力劝说仁宗早立皇嗣以固根本，但仁宗并不放在心上。韩琦拜相后，再提建储之事，认为“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并与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人再三苦劝，仁宗终于同意立堂兄濮安懿王
赵允让之子赵宗实（赐名
赵曙）为皇太子。
[34]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仁宗病逝。赵曙即帝位，是为宋英宗。韩琦出任仁宗
山陵使，并加
门下侍郎兼
兵部尚书、平章事，进封卫国公。
[35] 英宗即位之初，突患暴病，由慈圣太后曹氏垂帘听政。一些宦官不断向曹太后说英宗坏话，致使两宫嫌隙萌生，关系颇为紧张。为了调解两宫矛盾，韩琦和欧阳修费了不少精力。韩琦、欧阳修进见曹太后时，曹太后呜咽流泪，诉说自己的委屈，并说：“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作主！”韩琦说：“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欧阳修也一道委婉劝说。见到英宗，英宗又对韩琦说：“太后待我无恩。”韩琦劝慰道：“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耶？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为可称。但恐陛下事之未至尔，父母岂有不慈者哉。”从此以后，两宫关系渐渐缓和。 [36]
治平元年（1064年）五月，英宗病愈，在韩琦的劝说催促下，曹太后撤帘，降手书还政。闰五月，韩琦进官
右仆射，封
魏国公。
[37] 英宗亲政仅半月，韩琦等人就提议讨论关于英宗生父、濮王
赵允让的名分问题，而英宗为了减少追封阻力，批示等过了仁宗
大祥（满二十四个月）再议。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韩琦等再次提出这一议题，于是，英宗出诏将议案送至太常礼院，交
两制以上官员讨论。争论持续了十八个月，其中以韩琦为代表的中枢宰执等顺应英宗之意，建议尊赵允让为
皇考，但遭到了翰林学士
王珪、侍御史
吕诲等人的反对，他们力主称仁宗为皇考，赵允让为
皇伯。曹太后闻讯，一度草诏严责韩琦等，英宗预感到形势的发展于己不利，不得不暂缓讨论此事。最后，韩琦等劝说曹太后
签押，同意称赵允让称“皇”，其三位夫人并称为“后”，并贬吕诲、
吕大防、
范纯仁三人出外。此事才告终。
[38] 韩琦身为宰相，却始终以边事为念，他曾多次就边防问题向英宗陈说方略，建议在河北、河东、陕西等路“籍民为兵”，以为“义勇”，三丁选一，于手背刺字，农闲时练兵，战时防御，既可增强军事力量，也能减少冗兵军费。
治平三年（1066年）九月，西夏大举进攻大顺城（今甘肃华池县西北白马乡），韩琦建议“停岁赐，绝和市”，遣使向西夏问罪。枢密使文彦博反对，部分朝臣亦举仁宗时对夏战争的旧事。韩琦判断：“
李谅祚（即夏毅宗）不过是个狂童，并没有李元昊的智谋计略，而如今的边防远过当年。马上派人诘问，夏人一定服罪。”英宗按其意见行事，李谅祚果然上表谢罪。英宗得到消息后，看着韩琦说：“一如你所料。”同年冬，英宗病重，建嗣问题表面化。韩琦进言说：“陛下久不视朝，愿早建储，以安社稷。”英宗点头同意，于是确立颍王
赵顼为皇太子。
[39] 押班事件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英宗病逝，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韩琦拜
司空兼
侍中。
[40] 神宗即位不久，
御史中丞王陶弹劾韩琦，说他自嘉祐以来，专执国柄，君弱臣强，且“不赴文德殿
押班”，专权跋扈。神宗知道王陶实为诬告，将其罢职，但韩琦仍坚决辞职。神宗挽留不住，任命他为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及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韩琦辞退所授两镇，后改授为
淮南节度使。
正在这时，守边大将
种谔擅自对西夏发起突袭，一举攻占
绥州（今陕西
绥德），边界气氛骤然紧张，朝廷忧虑。韩琦在尚未赴任的情况下，又奉旨改判
永兴军（今西安）兼陕西四路经略使。朝中一些大臣认为绥州孤绝难守，主张放弃。韩琦最初同意放弃，但在陕西宣抚使
郭逵的劝说下，反对焚弃绥州。一个月后，西夏国主李谅诈去世，战事暂告平息。
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韩琦复判相州。在相州任上还未满三个月，河北地震，黄河决口，大批灾民流离失所。神宗赐手诏给韩琦，让他迁判重灾区的
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并被准许便宜从事。
[41] 大名之任长达五年。
新法之争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为
参知政事，开始进行
变法。九月，颁行“
青苗法”。次年二月，韩琦上疏反对青苗法，认为青苗法不论贫富，一律按户等配借
青苗钱，上三等户及坊郭大户本是兼并之家，也可贷给青苗钱，这种做法根本不能“抑兼并、济困乏”。神宗看了韩琦的奏疏，一度动摇了变法决心。他对执政大臣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
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强与之乎？”
[42] 王安石将韩琦的奏疏拿到“
制置三司条例司”，逐条批驳，公布于天下。后来韩琦又上疏，申辨愈切。此后，韩琦还对“
免役法”、“
市易法”等提出了反对意见。
针对
辽国利用宋朝与西夏战争和国内危机时要求割让领土，韩琦也表示应该拒绝辽朝的无理要求，献策加强防范，增强对辽朝的军事准备，用武力抗击侵略，洗雪旧耻。“臣今为陛下计，宜遣报使，且言：‘向来兴作，乃修备之常，岂有它意。疆土素定，悉如旧境，不可持此造端，以堕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将官之类，因而罢去。益养民爱力，选贤任能，疏远奸谀，进用忠鲠，使天下悦服，边备日充。若其果自败盟，则可一振威武，恢复故疆，摅累朝之宿愤矣。”
病逝相州
熙宁六年（1073年）二月，韩琦还判相州。 [43]
熙宁八年（1075年），韩琦再判永兴军，尚未就职，便于六月二十四日（8月8日）
[1] [44] 在相州溘然长逝，享年六十八岁。神宗在禁苑为他恸哭举哀，又
辍朝三日，赐其家银三千两、绢三千匹，发兵为其筑墓。还御撰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追赠
尚书令，
谥号“忠献”，配享英宗庙庭。
[45-46] 宋徽宗时，“追论琦定策勋”，加赠韩琦为魏
郡王。
[2] 主要影响
编辑
成就
韩琦一生历经北宋
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亲身经历如抵御西夏、
庆历新政等重要事件
[47] 。曾为相十载、辅佐三朝，也有被贬在外前后长达十几年的地方任职生涯。在朝中，他运筹帷幄，使“朝迁清明，天下乐业”；在地方，忠于职守，勤政爱民。正如他本人所说：“人臣尽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败，天也，岂可豫忧其不济，遂轰不为哉！”但在
宋英宗想有所振作改新的氛围下，步入中年以后的韩琦的思想显得有些保守，未实行大的改革举措，也未能彻底扭转北宋的境况。
[47-48] 总的来说，韩琦仍是北宋中期的一位贤相，正如时人所言：“公自为相，即与当时诸公同力一德，谋议制作全补天下事。”《韩魏公集·序》亦称：“公历事三朝，辅策二朝，功存社稷，天下后世，儿童走卒，感慕其名。”这是后人对他的评价，也是对韩琦本人的真实写照。 [47-48]
相三朝，立二帝
宋魏国韩公小像
自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起，韩琦开始了十年的宰相生涯。韩琦为相后，首先遇到一个大问题便是
立储。当时，仁宗因连失三子（杨王
赵昉、雍王
赵昕、荆王
赵曦），心情沉重，身体一直不好。
至和年间又因患病，无法御殿，而皇嗣又一直未立，朝廷内外深为担忧。立储，是封建王朝的重大政治问题，因为它涉及到国家的安危，不少大臣尤其是
包拯、
范镇、
司马光等人反复上奏，恳请仁宗及早立嗣，以固根本，但仁宗一直未允。如此拖延五、六年，立储之事仍未定下。韩琦作为宰相，对立嗣之事十分关心，他趁朝中事态缓和、仁宗心平气静之际，建议道：“皇嗣者，天下巡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择宗室之贤者，以为宗庙社稷计？”但仁宗当时仍期待后宫能再生皇子，故而未置可否。后来，有一天，韩琦手拿《
汉书·
孔光传》对仁宗说：“
汉成帝即位二十五年无嗣，立弟之子
定陶王为太子。成帝，中才之主，犹能之，以陛下之圣，何难哉！太祖为太子。太祖为天下虑、福流至今”、“愿陛下以太祖之心为心，则无不可者”。在韩琦的极力劝说下，仁宗终于下定决心，于嘉祐七年（1062年）八月下诏，正式立堂兄、濮王
赵允让之子赵宗实为皇太子，赐名曙。次年（1063年）三月，仁宗去世，韩琦宣读遗制，赵曙继位，是为
宋英宗。英宗的确立，韩琦赞辅应推首功。但他从不在别人面前夸耀此事，不把功劳记在自己身上
[49] 。
[34] 英宗继位之初，就身患疾病，由
曹太后垂帘听政。因英宗非仁宗亲生，即位后又想有所作为，而曹太后思想较为保守，加之个别内侍从中挑拨，致使两宫生隙。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很可能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危机。韩琦作为宰相，为缓解两宫矛盾，解决政治危机，费尽了心力。他一面劝说太后，一面安慰英宗并以舜帝之孝谏曰：“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凯其余尽不孝也？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爱而子不失孝，乃可称耳。政恐陛下事太后未至，父母岂有不慈爱者！”英宗听后，很受感悟，自此不再怨说太后，两宫关系渐趋和好。不久，曹太后撤帘还政，北宋最高统治集团之间的一场政治危机被妥善化解。
在“
濮议”中，韩琦与
欧阳修等顺应英宗之意，建议尊其生父赵允让为
皇考，但遭到了
王珪、
吕诲等人的反对，他们力主称仁宗为皇考，赵允让为
皇伯。英宗自治平二年（1065年）起将此事交太常礼院讨论，争论持续十八个月，韩琦等劝说曹太后
签押同意，称赵允让称“皇”，其三位夫人并称为“后”，贬吕诲、
吕大防、
范纯仁三人出外。
[38] 治平三年（1066年）十二月，英宗病重。韩琦作为宰相，又有考虑立储之事。他向英宗劝道：“陛下久不视朝，中外忧惶，宜早立皇太子，以安众心”英宗同意，立颖王
赵顼为皇太子。次年（1067年）五月，英宗病逝，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
[47] 修吏事，擢贤才
吏治上，韩琦针对当时“
三司岁以资迁而任不久，相习以养资假途为说，而不修职事”的情况，大胆改革，“乃择尤繁要者五员，用资浅人久任”。 力求改变那种只求作官，不修职事的状况，提高行政效率。
韩琦在朝期间，还非常重视选拔和爱护人才，他认为大臣的进退，“实系天下利害，”劝宋英宗应“以此为先”。他曾提拔和举荐过许多贤良俊士，如
苏洵、
欧阳修和
苏轼等，都曾得到韩琦的赏识和重用。
[48] 经济上，韩琦尝试实行
均田，把废弃的土地交给农民耕种。嘉祐四年（1059年），“中书门下言，天下赋税轻重不等，乞行均定。”于是“复遗职方员外郎孙琳，都官员外郎林之纯，屯田员外郎席汝言”等“分往诸路均田。”这次大规模的均田活动，为后来王安石变法中的方田均税法的实施积累了经验，在均田中，韩琦“选宫分诣诸路，”为“均民之赋而惟力之纾”起了重大作用。此外，韩琦还非常注重体察人民疾苦，嘉祐二年（1057年）八月，依韩琦之请，"置天下广惠仓"。韩琦请求诸路户绝田雇人耕种，收其租储存之，以接济居住城郭的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嘉祐四年（1059年）十二月，韩琦又奏道："向曾陈监牧之弊，乞逐路坊监并诸军牧地除留放牧外，蓁田听下户请佃。"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结果仅河北一路就逐田于民3350余顷，每年给国家课斛斗117802石、绢13251匹、革161230束，取得了较大成绩。
[47] 韩琦到扬州后，了解到地方官吏以军需匮乏为由，“于民常税之外，借取其半，借者不载税籍”，认为这是坑害百姓的“无名之使用，请为蠲之。”庆历五年（1045年）朝廷下令“罢义仓”，将义仓“所有斛斗若便拨入官仓支遣”，义仓的粮食，是从广大百姓那里额外征集来的，其目的是为了救助受灾百姓。如今若将义仓的粮食无偿拨入官仓，显然是对百姓的侵夺行为。韩琦认为这样做，将会失信于民，引起百姓不满。他上奏朝廷，陈述利害，建议将义仓的粮食“拨与常平仓”或“赈济贫民”，以实现义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目的。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
韩琦改革役法，罢除“
里正衙前”。衙前，是北宋州役之一，负责官物的押运和供应，如粮食官物，须以家产赔偿。这样，承役者往往破产。衙前名目繁多，由里正充役的称“里正衙前”，由乡户轮户的称“乡户前”，韩琦在并州，了解到“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至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以就单丁”，造成“富者休息有余，贫者败亡相继”的局面。
从庆历五年（1045年）到嘉祐元年（1056年），韩琦在地方任职十一年，深受当地百姓拥护。皇祐五年（1053年），当韩琦离定州去并州时，“定人争欲遮留公，使不得出”，韩琦无奈，只身绕道而走，定人得知后，奔相拥送，致使“道路士卒，哭原野”。 [47-48]
军事上，韩琦主张“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当西北控御之地，事当一体”，建议在这一地区“籍民为兵”，以为义勇，凡主户三丁选一，六丁选二，九丁选三，于手背刺字，农闲教习武艺，战时防守城寨，结果仅
秦州（今甘肃天水）就得义勇156873人，其它如陇、仪、渭、泾、原、分、宁、环、鄜、延等州义勇亦不少。征集义勇，既加强了边防军事力量，又可减轻
冗兵之费，效果很好。
[47] 韩琦还发展边防经济，维护边疆秩序。
定州（今河北定县）与
辽朝接壤，自北宋初年开始，为防御辽朝南侵，北宋政府就发布“斩伐令”，规定这里的山林不许砍伐，土地不许耕种。韩琦到定州后，上奏朝廷：“比朝廷欲禁近边山林不许斩伐，以杜戎人人寇之路。当时并近里浅山耕种之地概行禁止，致边民剧然失业。今薪炭翔贵，翻敌人乘时以取厚利。臣尝遣官行视可禁之处，去敌尚五、六十里，亦可广为防蔽。已别定可禁之地，揭榜谕民，非令所禁者任采伐之。”朝廷听从了韩琦的建议，废除了“斩伐令”，定州边民莫不感到方便。为了加强边境安全，韩琦又令“自今契丹过界劫掠居民，听边吏以时掩杀”。这样，提高了边民防敌积极性，有效地维护了这一地区的边疆秩序。
[47] 再次，韩琦整顿定州驻军，关心群众疾苦。长期以来，由于疏于管理，定州驻军骄蛮难御。据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皇祐年间，“
明镐引诸兵平恩州，独定兵邀赏赉，出怨语，几欲噪城下”。韩琦到定州后，感到问题严重，他下决心要对定州驻军加强整顿，以强化军纪，维持边境安全。对士卒犯令者，韩琦“即用兵律裁之，察其横军中尤不可民教者，斩首军门外”。对作战牺牲的士卒“博赏其家，抚其孤儿，使继衣廪”。因赏罚分明，恩威并用，使定州驻军军纪大变，面目一新。其后，韩琦又“仿古兵法，作方、圆、锐三阵，指授偏将，日月教习之，由是定兵精劲齐一，号为可用，冠河朔”。后来，即便是京师龙猛卒到定州驻防，被韩琦整顿得“未一月，亦皆就律，不敢复犯法”。
[47] 治平四年（1067年），朝廷改判韩琦知
永兴军（今陕西西安），经略陕西。韩琦义不辞难，承命即行。当时，朝中一些大臣认为绥州孤绝难守，主张放弃，而韩琦认为“绥州地形险要，已兴师得之矣，安可复弃，示弱于贼？”韩琦到达陕西后，积极调整战略部署，在边境张贴布告，招募横山之人参军，对西蕃晓以利害，通过一系列防备，边境得到安宁，绥州也得以固守。
熙宁元年（1068年），韩琦复判相州。在与辽的关系上，他主张双方应维持和好，保持边境安定。韩琦在给宋神宗的上疏中，他建议保持“二边之民各安生业，至于老死不知兵革战斗之事”，不要轻率毁弃“祖宗累世之好”，要“永敦信约，两绝嫌疑”。当然，韩琦主张宋辽和好，并不是让北宋向辽退让，而是一种斗争策略，正如他在庆历年间所说：“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务。”趁和平之机，“陛下益养民爱力，选贤任能，疏远奸庚，进用忠鲠，使天下悦服，边备日修，塞下有余粟，帑中有羡财。”待自己实力发展起来，辽若违约，“河北诸州深沟高垒，足以自守，敌人果来入寇，所在之兵，可以伺便驱逐”。韩琦一生，始终关注北宋边防安全，无论是在陕西抵御西夏，或是在定州、并州、扬州、大名府等地，他都把边防安全放在首位，为北宋的边防事业和边疆人民的安全倾注了毕生精力。
至于西夏，由于韩琦参加了庆历年间的
宋夏战争，使得“西贼闻之心骨寒”，此言虽有夸大，但亦说明韩琦在西疆御敌时颇立功绩。
[47-48] 韩琦“生平不以文章名世”，但“词气典重，敷陈剀切，有垂绅正笏之风”。他的文章如《论减省冗费》、《论西夏请和》、《论时事》、《论青苗》等，大多“正论凛然”，体现其大节所在。 [5]
韩琦为诗不事雕琢，“蕴蓄既深，故直抒胸臆”，得自然高雅之意。所撰“黄花晚节”一联，为宋人所传诵。其余诗作“随时抒兴，亦多寄托遥深”。 [5]
史料记载，韩琦家聚书万余卷，都经其亲手点校，
丹黄粲然，列屋而藏，在
安阳故里筑“万籍堂”藏书楼，与
欧阳修的“
六一堂”、
司马光的“读书堂”均为大臣中藏书最多者之一。他的后代
韩忠彦、
韩侂胄均能藏书。
[7] 地位
宝庆二年（1226年），
宋理宗图画二十四功臣神像于
昭勋阁，韩琦位列其中。
[50] 清圣祖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韩琦与历代功臣四十人从祀历代帝王庙
[3] 。至清文宗
咸丰（1851年－1861年）初年，韩琦得以配享
孔庙 [5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