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粱，本名，本名高自刚，男、汉族，60后，中国诗歌学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庆阳市作家协会会员。1986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在《北京晚报》《当代写作》《飞天》等报纸、杂志发表诗歌、散文2800多首（篇）并获多种奖项。作品选入《青年作家》《西部诗人40家》《中国当代公安诗人大展》《高天厚土传豳风》《孝感古今》等书籍，和弟高自珍联袂创作出版纪实文学《活着》、诗歌集《回望家园》《让爱领舞》、散文集《在路上》2012年创作的诗歌《又是清明》荣获“献给母亲的诗”全国征文二等奖、“2014年中外散文诗歌邀请赛”最佳诗歌奖。2014年获“全国公安媒体好作品三等奖”，2015年组建陇东打工文学社。2016年创作、编剧法制微电影《婚殇》获国家级奖励。2016年编著出版陇东打工文学社优秀诗歌作品集《月光煮酒》并获庆阳市第十届李梦阳文艺奖。陇东诗群“十佳打工诗人”荣誉获得者。
山 货
高 粱
山货到我们沙石队的时候，我们正在吃午饭。
“有吃的么？给我吃些。”门里伸进一个乱蓬蓬头脏兮兮的脸。
“有狗吃的，没人吃的。”一片嬉笑声。
“这是人说的话吗？”沙石队队长马仨瞪了大家一眼，端着碗走了出去，我们一伙人也跟着走出窑门。
马仨队长端着饭碗蹲在地上，看着一身破烂、长着一副娃娃脸、浑身上下脏兮兮的“讨饭”的人，问：“你是哪的？”
“山里的。”
“嘻!山货。”我们前原人管山后人叫山货。
马仨队长又瞪了大家一眼。
“叫啥名字？”
“刘富贵。”
“嘻！还'富贵’呢”马仨队长又问；“多大了？“
“十六。”
“在我们工队干吧，管吃管住，还发钱。”
山货眼睛一亮：“大叔，我啥能都能干，力气大的很。”
“好，不准偷懒，'瘦娃’，给弄些吃的，安排个住处，下午就下河”马仨队长起身敲着碗走进窑门。
我连忙跑进灶房，舀了一大碗面条，山货双手接过去，狼吞虎咽起来。
从此，我和山货成了好朋友。
沙石队，就是从河里捞石子，一把铁锨，一件雨裤，一张筛子，一辆架子车，把河底的沙石一掀一掀铲起来，用河水冲洗，用铁筛分级，然后用架子车拉到河滩上，卖给建筑公司、铺路工程队，挣回几个血汗钱。
从河床的稀泥往出拉石子，这是最费力气的活，满满一车沙石，足有七、八百斤，稀泥漫过车轴，每走一步都很困难，或者说，不叫拉，而叫“挣”，咬紧牙，用尽力气一挣，向前移一步，一不小心，不是挣断拉绳整个人爬在是水中，就是磕个膝盖流血，一车沙石拉到河滩，累的上气不接下气，肩膀像刀割一样生疼。这拉石子的活路，多数派我和山货，不是他拉我推，就是我拉他推。
沙石队大多都是附近的农民，晚上一放工，多数回家了，留下我和山货看场子。
春天的夜晚，风轻轻地吹过河沿，我和山货睡在沙堆上，白天太阳的照射，给沙滩留下的热量还没有散尽，身下一片温暖，看着满天的繁星和不远处街市上闪烁的霓虹灯，听着马莲河哗哗的流水声，偶而，一两颗流星划过宁静的天空，我们的思绪飘的很远很远……
就在这样的夜晚，躺在对面沙滩上的山货，向我谈了他的身世。
“我家住在东区的大山里，五年前我大上山挖药材不小心摔折了腰，在床上躺了两年，看病花了很多钱，前年去世了，我妈借钱埋了我大，欠了人家一大笔债，人家逼着我妈要，我妈没钱，只得带着我和妹妹改嫁。一开始，后大对我还好，可生了弟弟后，就变了。他把我当成了多余的人，书不要念了，天天给牛割草，喂牛放羊。有一天，我不小心丢了一只羊羔，后大把我用铁锨打倒在地，脚在我头上、肚子上狠踩，嘴里还骂着：“打死你这吃闲饭的”，我妈听见了跑出来抱着他的腿，跪在地上向他求饶，他还不松手，我妈急了，跑进窑里，抱着弟弟说：“你再不停，我就把他摔死。”后大才停下来，出门时还恶狠狠的说：“我总有一天把你弄死。”那天夜里，我浑身疼的睡不到炕上，我妈把我抱在怀里哭了一夜，天明了，给我找了一身旧衣服，塞给我两元钱，和妹妹把我送到村口说：“娃，妈管不了你了，逃活命去吧！”我强忍着眼泪，没有敢回头，转过山头了，还听见妹妹“哥哥、哥哥”的哭叫声。我下了山，用一元钱在小卖部买了一叠烧纸，跑到我大的坟头上，号啕大哭一场，烧了纸，一路要饭到了城里，要了几天饭，我想这总不是办法，想找活干，挣些钱，就找到咱们砂石队了，幸亏队长收留了我，不然，不知现在是死是活，我很想念我妈和我妹妹，还想我大”。月光下，山货一脸的泪水，我的鼻子酸酸的。
砂石队的生活，枯燥单一，“窑前吃饭，窑后撒尿，天阴下雨睡大觉，睡不着了数饭票，无事干了逛街道，街道逛乏顺墙靠，顿顿吃饭找筷子，身下铺的纸袋子”。我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谁都瞧不起我们，我们也破碗破摔。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时常在河里做些恶作剧，以引起桥上过路人廉价的笑声，以证明我们的存在，取得心理上的满足。有时我们七、八个人穿着雨鞋，排成一路纵队，像英国皇家警察一样高抬着腿，高昂着头，“踏！踏！踏！”的从街道里人群中走过，引起人们一阵惊异和鄙视：“哪里来的这么一群二球货？”
夏天来了，雷声不时从西边的天边划过，下暴雨的季节来了，河滩上到处都是没卖的砂石，那是我们沙石队十几个人的血汗钱，马仨队长也急了，召集我们开会：“从明天起，不要在河里涝了，赶紧把河滩里的砂石往河沿桥头上转，河一涨，年终分屁都没有了，还分钱哩！”
第二天，我们两人一组，在太阳晒的头皮都疼的河滩里转砂石，中午连饭都在河滩吃，“时间就是金钱”，马仨队长说。
三天后，石子还没有转到一半，不幸的灾难终于降临了。下午太阳还红红的，天黑时，西边的黑云遮住了太阳，我们加紧了脚步。西边天上的星星没有了，黑云压了过来，还有闪电，河滩上一片漆黑，黑暗里，只听见奔跑的脚步和马仨队长的叫骂声，还有铁锨在砂石里磨擦出的火花，汗水眯住了眼睛，鞋跑丢了，光着脚……
一道闪电，一声炸雷，大雨倾泻下来，民工们还在拼命的奔跑，泥水里，跌倒，又爬起来……
又一道闪电，不知谁一声惨叫：“快跑，河头下来了”，只听见上游传来万马奔腾一样的吼声，惊恐的民工拼命的向河沿跑去，又一道闪电，河上游的洪水齐刷刷的像一堵墙向我们卷来。最后留下我和马仨队长、还有山货。
“快跑，你还磨蹭啥哩，不要命了。”黑暗中，马仨队长推着我和山货。
可山货抓着架子车不放，正在拼命的向前拉，马仨队长急了，一脚把山货踢倒又拉起来：“妈的，不要命了。”可山货挣开手，又找车子，洪水如雷鸣般咆啸起来，河头越来越的了，我和马仨队长硬把山货手摘开拽上河沿。
洪水怒吼着过去了。
河滩上的砂石堆没有了。
洪水高过了桥面。
大雨夹着电闪雷鸣铺天盖地而来。
所有的人都哭了，包括马仨队长，唯独山货没有，闪电中，我看到山货的脸像雕塑一样铁青，盯着河面，一动不动。我紧紧地抓住了山货冰冷的手。
第二天，天睛了，洪水退了，马仨队长把人们集中到一块说：“后季雨水多，砂石捞不到了，时间拉得越长损失越大，今天结帐，发钱会餐，卖的钱都分给大家，河沿上的石子以后卖了归我，明年谁还来，我欢迎。”
发钱时，扣了我和山货每人50元架子车钱，河涨时，大家都倒掉砂石，拉着空车子跑了，而我和山货没有，架子车被洪水卷走了。
第二天，我们分手了，我把山货送到了车站上，客车启动时，山货把手紧紧贴在玻璃上，可没有再转过头。
二十年了，再也没有见到过山货。
饥 饿
风风雨雨几十年，岁月将童年的许多往事都已抹去，唯有一个词语却深深地印在我记忆的深处抹不去，那就是贯穿了整个童年世界的两个字：饥饿。
我出生在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出生时，上面已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父亲是个老实巴脚的农民，在生产队里，当了几十年的饲养员，母亲体弱多病，每天只挣六分工，是个半劳。那个年代集市上卖一篮鸡蛋，也算投机倒把，家里人口多，劳力少，年终一决算：超支。别人拉着架子车向家里拉分得的粮食，父亲只能用肩膀扛着半袋回家，饥饿也就难免了。
冬天，寒风卷着枯枝败叶在光秃秃的原野上肆无忌惮的狂奔，刮得树枝呼呼作响。我跟着两个衣着薄的姐姐，到油菜地里去捡菜叶。那个时候，什么都缺，以粮为纲，油菜种得很少，捡野菜的孩子又多，半晌午，才能捡到半筐。回家后，捡摘干净，切碎同玉米面片一齐下到锅里，煮熟了，端在碗里，黄的黄，绿的绿，倒是好看，但吃起来就不怎么样了，还不顶饱。冬夜特长，没有电，煤油灯还得省着点，只能在黑暗中听着母亲讲“古经”的声音进入梦乡。睡到半夜饿醒了，悄悄的爬下炕，把窑里的箱箱柜柜都翻遍，什么也没有，只能扳些水缸里结的冰嚼着吃，用来充饥。整个冬天里，就是靠着玉米粥、玉米面、高粱卷、干萝卜条来填着肚子熬过的。
新年到了，生产队里给每家每户按人头发5斤小麦，母亲便带着我和姐姐们到邻家石磨上磨了，初一早上就有了用洋芋豆煎汤的香喷喷的哨子面，剩下的被母亲藏在瓦缸或窑顶的横梁上，等到来客或给上面来的干部管饭时吃。记得那年大年三十晚上，大雪纷纷扬扬，爆竹在远处近处“噼哩啪啦”响，年的气息越来越浓，我和弟弟缠着跟母亲要好吃的，可母亲翻箱倒柜找了半夜，什么也没有找见。我失望地看着母亲无奈地摊开的双手，只得强咽下唾沫用被子盖住头装睡。“孩子们，起来，有好吃的了！”在母亲喊声中，我和弟弟妹妹一骨碌爬起身来，看着母亲双手掬着一掬金黄金黄的杏干，我们几只小手如同待哺小鸟的尖嘴一齐伸向母亲，母亲泪流满面，哽咽着说：“孩子，明年过年，保证给你们有好吃的！”，我们弟妹几个把杏干和泪水一同咽下了肚子。
春天在饥饿和期待中慢慢地来了，田野绿了，山沟绿了，我们的肚皮也绿了。我们和村子里的小伙伴一同提着筐，拿着镰刀，满山遍里寻找吃的。刚出地皮的苜蓿芽、芨芨菜、黄花苔、桐蒿蒿以及杨槐花、榆钱叶，都进了我们的筐，进了家家户户的锅里，进了我们的肚子，每个成人，每个孩子，脸上都带上一股绿气。今天，生活好了，野菜回归饭桌，当我看见一群群穿着入时的小学生走进大字招牌的杂粮店，大谈特谈粗杂粮的营养价值时，心里真不是滋味，真想把他们拽回到那个年代，别说吃三个月，让他们吃三天就行了。想一想，又苦笑了，这能怪他们吗？他们上学的早点，有包子，有牛奶，口袋里有吃不完的零食，什么锅巴，巧克力……那时，我们的书包里只要有洋芋疙瘩，玉米面窝窝，那已是非常奢侈了。
饥饿，像天上的云，飘到哪里，影子就落到哪里，让你甩都甩不掉。儿时的春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生产队库房门上拳头大的牛铃大锁，保管员裤带上的钥匙，盖在粮食囤上斗大的“粮”字大印。父亲，还有许多人，夹着的白线口袋。每月一次，仓库门一开，就像一群三天没喂的鸡，蜂涌挤进库房……，于是家家的石磨子飞快地转了起来，家家户户的大人下午上工话也多了，孩子比往日跑得也欢了。
“仓廪足而民知礼节”，人饿急了也就什么都不顾了。每年春天，种什么，农民就吃什么种子，生产队就派党员团员点种子，可这些人也靠不住，地里出来的苗稀稀拉拉。第二年，队里又派人拌上“六六六”粉，可还顶不住人们饥饿的欲望。我亲眼看见一位远房大嫂把拌了“六六六”粉的玉米种子用手巾包了，跑到硷畔下面，用唾沫水一洗，一口吞进嘴里，嚼得满嘴生面水直流。
那时，我还小，真希望春天的地里长出很多很多的粮食，秋天装满家家户户的粮囤，冬天天下厚厚的、白白的面粉，装满家家的盆盆罐罐，让我们、我们的父母不再受饿。
在饥饿和半饥饿的状态里，我读完了小学、初中、高中，然后工作，结婚生子。进入八十年代，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政策好了，加上几年风调雨顺，家家的粮仓满了，饥饿慢慢远离了我们。吃的、穿的都不缺了。
饥饿离我们远去了，可是，有些真实的东西亦离我们远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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