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名相魏征，为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贞观之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刚直不阿，犯颜直谏，先后有切中时弊的二百余条奏章呈送朝廷，并大部分为唐太宗李世民所采纳。由于魏征体恤民众疾苦，清正廉俭，一身正气，他的人格，他的作为，被后世的政治家、史学家赞誉为“千秋金鉴”。
据史籍记载，魏征父辈虽曾为官，但居官清廉，没留下什么家产。而他“少孤落魄”，从小失去父亲，随母在乡下艰难度日，成了普通百姓。当时，隋炀帝骄奢淫逸，劳师扰民，导致民不聊生，多处爆发了农民起义。青年魏征顺应民心，当上了瓦岗寨义军和河北窦建德义军的谋士。不久，他西出渡关，为新兴的大唐王朝效力。李世民登上皇帝的宝座，看重魏征的德才和正直，不计前嫌，予以启用。从此，中年的魏征，走向他生命旅程中的辉煌时期。他历任秘书监、侍中、太子太师、郑国公，辅佐太宗十七年（公元626——643年）。他时时以隋亡为鉴，居官清廉，祟尚节俭。
唐贞观六年（公元632年），魏征任尚书右垂，总领兵、刑、工三部12司的行政事务。这时的唐王朝建立已15年，国家初步呈现繁荣景象。但是，朝中机构越来越庞大，冗员冗吏越来越多。李世民决心裁减机构和人员，他把此政务又一次交给魏征。魏征秉公决断，因事设人，唯贤是举，但被裁下的某些人怨气冲天，向太宗告发魏征有包庇亲戚及不检点的“情事”。经温彦博“案验”．告发魏征的人“言者不直”，魏征并没有谋私行为。以后太宗和魏征论及此事，魏征表示，要做一个和皇帝共同治理国家的“良臣”，而不做唯命是从，遇事先考虑个人得失的所谓“忠臣”。
魏征，以渊博的学识，总结历史经验，辅助“贞观”朝廷，到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先后受诏修了《隋书》、《北朝史书总论》等史籍，自己又撰写了《魏征集》20卷。因他夜以继日地工作，身体越来越坏，其“目疾尤甚”，视物模糊，见风流泪。他怕因病贻误政事，多次上书李世民“求为散官”，未获准。后来在魏征恳请坚辞下，太宗授以他“特进”，让他继续参与朝政。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忧国如家”，针对太平盛世，太宗沾染的骄、娇习气，以隋亡为鉴，上奏了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奏章，为以后李世民励精图治做了重大贡献。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魏征病情稍有好转，即受诏和房玄龄一起，修订《五礼》成功。太宗大喜，要封魏征一子为“县男”爵位。但他坚辞不受，认为以前的封爵、赏赐已够多的了。太宗只好作罢。魏征辞谢封赏，一时在朝中传为佳话。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魏征病情加重，卧床不起。是年七月，太宗率诸皇子亲去魏府探视。但见赫赫相府，竟是平常一片宅第，连一个接待宾客的正堂都没有，李世民感慨万端。他慰问了病榻上的魏征，当即诏定，停建皇宫内的一小殿，拨些材料“为征构堂，五日而就”。以后太宗在朝，不止一次告诫皇子、大臣，要以魏征为镜子，检点自己的行为，廉洁奉公。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正月十七日，魏征病逝，终年63岁。唐太宗亲临恸哭，废朝五日哀悼，九品以上官员赴丧，并准备以一品官的大礼安葬。但魏征早就留下遗嘱。他的妻子裴氏推辞说：“魏征一向俭朴节约，现在以一品官的盛大葬礼安葬他，这不符合他平生的志向。”李世民答应了她的请录，按魏征遗嘱，由家属用挂着白布车帷、无任何文饰的素车，一路风尘，送到昭陵陪葬地凤凰山。
唐太宗率皇子，登苑西楼，以目光为魏征送葬，望哭而哀。他伤心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联亡一镜矣。”
一代名相，良臣，就这样清清白白地走了。但他忧国如家、忠言敢谏的精神，正直不阿、一身清正的品德，廉洁奉公、生活俭朴的作风，永远地留在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上。★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