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颇有点异国情调，如不加细心辨认，也许你还以为是外国的某个城市风光。而你认真细看后，就能发现，街上行走者大多是拖着长辫、清朝打扮的中国人，而在左侧建筑物的转弯角落底层的中部还有二块路牌。一块的字迹十分清楚，上书“The Bund',这是上海“黄浦滩路”，也即今中山东一路的旧英文名；另一块路牌上的字不甚明了，但依稀能看出是“Nanking Road',也就是“南京路”。△189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50周年，公共租界举办盛大的纪念活动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这一天也被侨民们视为“上海开埠纪念日”，对上海的侨民来讲，这一天就是他们的“国庆节”。于是，每年的这一天都会举行各种庆祝活动，而遇逢五、逢十更得举行大庆。1893年11月17日，恰逢上海开埠五十周年，当然，这一年的庆祝就达到了空前规模,《点石斋画报》还以“赛灯盛会”描绘和记录了庆典盛况，说：本月初十日(公元1893年11月17日)为西国官商庆贺开埠五十年之期，由浦滩至大马路(即从外滩到南京路)一带，预由捕房竖立灯杆,上用麻绳牵连，悬挂各式旗帜及五色纸灯，沿途市肆亦皆悬灯结彩，斗巧争妍，盖以联中外之情，敦辑睦之谊也。是日清晨，西商团练兵及英、德、美兵轮船水兵荷枪拖炮，由兵官督率至跑马场操演各阵，毕，回至浦滨。
照片就记录了189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五十周年南京路外滩张灯结彩的场景。
△ 《点石斋画报》绘“赛灯盛会”，上海租界为庆祝开埠五十年张灯结彩在另一张比它拍摄得更早一点(1890年)的同一位置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左侧建筑的三层坡顶上写着“CENTRAL HOTEL”的大字，现在出版的一些著作或发表的文章中把它译为“中央饭店”或“中央旅社”。而在早期的习惯译名中，central大多被译为“汇中”，而这个Central Hotel真正的中文行名就叫“汇中饭店”，创办于1875年，是上海的一家老资格的旅店。大概在1895年时该饭店被叫“汇中洋行”(Central Stores, Ltd )的机构接盘，并于1907年将旧建筑拆除后重建，英文名改称Palace Hotel,现在的中国人也许会将它叫做“帝豪饭店”。不过，当时它的中文名仍被叫作“汇中饭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它是上海的一家高档、豪华的旅店。△ 清末南京路外滩，左侧是汇中饭店，右侧是新沙逊洋行的“姊妹楼”
右侧的有铁栅栏相围的建筑则是被号称旧中国四大外资财团之一，又有上海“房地产大王”之称的新沙逊洋行楼，在上述照片上我们只能见到该楼的南侧局部，而在另外的照片上则可以见到它的全貌。
它是由二幢建筑样式、高度十分相似的三层洋房组成，于是也被人们称之“沙逊姊妹楼”。
旧上海的沙逊洋行由“沙逊洋行”(又称“老沙逊”)和“新沙逊洋行”之分,所以必须先将他们的历史、沿革交代清楚。沙逊(Sassoon)是一支庞大的犹太人家族。他们的祖先是今伊拉克巴格达人，和世界上的许多犹太人一样，早期的沙逊家族经常迁居不定。大概在16世纪，沙逊家族开始在巴格达定居，善于赚钱敛财的沙逊家族成了巴格达的首富。18世纪后期，沙逊家族中的塞利·沙逊( Sassoon ben Saleh)担任了巴格达的首席财政官,掌管当地财政收人及支配。1832年，塞利·沙逊的长子大卫·沙逊( David Sassoon )率家族迁居到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孟买，并在这里创建了沙逊洋行（David sassoon and Sans Co.）。不久，他也入了英国籍。
鸦片战争结束后，1845年沙逊洋行就在上海设立分行，就是后来被人叫作“老沙逊”的洋行(为行文方便，下一律称“老沙逊”)。
由于鸦片贸易的利润极高，“老沙逊”在上海的主要贸易就是鸦片,他们与颠地洋行几乎控制了上海三分之一以上的进口鸦片。“老沙逊”以鸦片贸易而成为上海巨富。据统计，“老沙逊”初来上海时资本仅数十万英镑,到1864 年,其资本已超过400万英镑；同样，“老沙逊”也以鸦片贸易而臭名昭著。1907年，中国与英、美、法等八国分别签订《禁止鸦片贸易协定》,对“老沙逊”的打击最大，于是他们开始收缩资本，将上海的资本抽回孟买，他们在上海及中国大陆的产业和经营基本宣告结束。本来外滩24号的楼是“老沙逊”的办公楼，其在华总部也设在该楼，在上世纪20年代初，他们连这幢楼也卖给了日本横滨正金银行，1924年横滨正金银行又在这里重建了“正金银行大楼”。
1864年，沙逊洋行的创始人大卫·沙逊去世，沙逊洋行的财产及经营权由长子阿尔伯特·沙逊继承。
阿尔伯特·沙逊长期居住在印度孟买，管理总公司的业务，上海公司的业务就委托自己的弟弟伊利亚斯·沙逊( Elias David Sassoon)主持。1872年, 伊利亚斯·沙逊与哥哥分道扬镳，自立门户，在盂买成立新沙逊洋行( Messrs E. D. Sassoon and Company. Bankers and Merchants)，上海为分公司，另租仁记路(今滇池路)的原仁记洋行写字楼开业，这种局面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19世纪70年代中期，主营航运的美商琼记洋行( Heard & Co, Augustine )在经营中失利，被迫清算。1877年10月，新沙逊以8万两的价格买进了琼记洋行位于南京路外滩的地产，并在这块土地临外滩的位置上建造了二幢基本相同的二层洋楼，并将公司迁入新址，人们把这二幢楼称为“沙逊姊妹楼'。新沙逊洋行的总行虽然设在印度孟买，由于在上海的事业发展极为顺利，所以上海分行就成为最重要的分支机构。这支家族就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1880年伊利亚斯·沙逊去世。他生有四男三女，长子亚可布·沙逊继承了新沙逊的财产和经营权。1916年亚可布·沙逊去世，由于他没有子嗣，新沙逊的财产和经营权就落到他的弟弟爱德华·沙逊的长子维克多·沙逊手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作为英国公民，应征参加了英国皇家空军，在一次空战中腿部受伤致残，人们就称他“跷脚沙逊”。
他从1917年开始掌管沙逊财团，一直到1949年退出中国大陆，所以在上海流传的关于沙逊洋行及沙逊的种种传闻，实际上大多是这位“跷脚沙逊'的传奇。与“老沙逊”一样，早期的新沙逊也主营鸦片贸易，并从中赚了许多钱。但是从20世纪初开始，新沙逊把相当部分资金转移到棉纱、棉布、麻袋等纺织产品，以及上海的房地产业上。在房地产业上成功经营，使新沙逊成为上海房地产业巨孽。据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的统计，沙逊财团在上海拥有河滨大厦、都城饭店，沙逊大厦、汉弥尔登大楼(今福州大楼)。华懋公寓(今锦江北楼)、格林文纳公寓(今锦江南楼)等10层以上高楼6幢，还在上海拥有土地678亩，房屋1986幢，房屋总面积54万平方米以上,是上海滩名副其实的“房地产大王”。20世纪20年代初，沙逊财团已成为与太古洋行、怡和洋行、英美烟公司并驾齐驱的旧上海“四大财团'之一。坐落在南京路外滩的“沙逊姊妹楼”经历了四十余年的风风雨雨，早已陈旧不堪，与沙逊的地位和财势太不适应。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滩相当多的建筑被拆除重建，在新大楼林立的外滩，“沙逊姊妹楼”更为见绌。同时，外滩是上海地价最昂贵的地方。沙逊早就想到，利用这块土地，去赚更多的钱。当1926年华懋地产公司建立后，沙逊就决心将该土地由华慧地产公司经营。1927年,沙逊大厦破土动工。1929 年9月5日,沙逊大厦建成并交付使用。沙逊大厦由公和洋行设计，是上海近代建筑史上出现的第一幢完全意义上的近现代派建筑。
不过这幢近现代主义建筑上为什么会安上一个非近现代主义风格的尖屋顶呢？
道理只有一种: 沙逊家族是犹太人，至少从15世纪起，这支家族就长期定居在中东的埃及、伊拉克一带，这个尖屋顶实际上是“金字塔”造型，沙逊借此以缅怀他们祖先的丰功伟绩。
△ 30年代初的沙逊大厦，右侧是德国总会，拆除后建设为中国银行大楼。左侧就是汇中饭店。据说，汇中饭店屋顶上漂亮的屋顶花园在一场大火中烧毁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沙逊在上海的不动产全部作为“敌产”被日伪没收。
日军战败后，沙逊逐渐收还了被没收的产业，其后中国进入内战时期，沙逊开始将资金抽往海外，沙逊大厦也因资金不足，经营非常艰难。
解放后，大批的外国侨民撤离中国，沙逊大厦经营困难，入不敷出，后经政府协调，同意沙逊以沙逊大厦产业折价后偿还他们欠下的土地税、管理费、水电费、职工工资等，从此，沙逊大厦回到中国人民手中。
1956年3月 8日，沙逊大厦改称“和平饭店”对外营业。
如今,在南京路外滩南北对峙的楼已合为一家，在南面的原汇中饭店称“和平饭店南楼”，在北面的原沙逊大厦称“和平饭店北楼”，和平饭店的英文名为“Peace Hotel',而原汇中饭店的英文名为“Palace Hotel”。我与和平饭店有特殊的关系，于是也常收到饭店的请東，有时他们称Peace Hotel，而有时又具Palace Hotel，这是他们业务上的需要，不再解释了。作者简介
薛理勇，1947年9月出生于上海，1981年大学毕业后即入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参加筹建今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研究员，从事上海历史、中华文化风俗历史研究。现任上海市规划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委员等。出版著作有《外滩的历史与建筑》《上海租界史话》《上海洋场》、“薛理勇说老上海丛书”等约六十余本；主编《上海文化源流词典》《上海掌故大词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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