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诸子文籍
（诸子十七）
凡标注“诸子”的作品文籍，一般都是人世间著名圣贤大德，用以阐发个人见识及其独自情怀的字词文句。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鲁国大夫叔孙豹（公元前?-537年姬姓叔孙氏名豹谥号穆史称叔孙穆子或叔孙穆叔）说过一句话：“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民众百姓，群居杂处，俗务纷扰，身心劳顿，难言功德扬名。所谓君子，读书师学，处身立世，所谓痛心疾首者，莫过于功德名誉，难以昭彰显著。所以纵观古今，唯有睿智聪慧，堪称才华出众者，激扬文字，著书立说，得以扬名千载，如日月光辉天地。例如古时候黄帝的大臣风后、力牧，再如商汤时的伊尹等，皆是如此。
在上古时代，关于诸子名家的文言著述，起初都是一些风闻传说而已。只是到了战国年代，才陆续编辑入册，广泛广播立世。据说楚国的先人鬻熊（芈姓名熊已经最早道家人物之一），风闻依然悟道明哲，于是周文王曾经向他拜师求教。这一段佳话，就记载于《鬻子》一书中，所以《鬻子》应是最早把“子”写入书本标题的文集。春秋时代，李伯阳（姓李名耳谥聃故称老聃）因为熟悉古代礼仪，于是孔子特意登门拜访，所以《老子》一书，作为诠释道德理念的经典，应位居诸子百家之首。其实，鬻熊只能算是周文王的朋友，而李耳则足堪孔子的老师。在他们彼此之间，作为生活于同时代的圣贤名人，各自又都独立思想作品得以存世流传，他们或称为“经”，或称为“子”，其内容、性质和文学地位，绝非完全等同。
进入战国时期，七国角逐，仗势称雄，各路英豪，八仙过海，蜂拥而出。孟轲秉承儒家风范，坚守克己复礼；庄周仰仗道风仙骨，独享自由翱翔；墨翟执着节俭兼爱，不惜摩顶放踵；尹文（公元前约360-280年齐国人）思辨名实相副，乐在无为而治；野老（六国时齐楚隐士著有农书）专注天时地利，专注经济农耕；邹衍奢谈阴阳五行，热衷惊世骇俗；申不害以及商鞅身体力行，恪守刑法理政；鬼谷子独辟蹊径，鼓噪纵横捭阖；尸佼博采众长，善辩时空宇宙；青史子（传说晋国史官董狐后裔）稗官风俗，搜罗街谈巷议。诸如此类的杰出人物及其专长爱好，自此之后，或师承，或依附，分门别类，五花八门，陆续辑录成册，真格数不胜数。在他们中间，历朝历代，始终不乏依仗一技之长，不仅高官厚禄，而且炫耀一时。
秦始皇强暴专横，统一中国，焚书殆尽，但针对“诸子”文集，却很少波及。汉朝立国后，汉成帝（刘骜公元前51年-前7年西汉第12位皇帝）关注古书，诏令刘向校勘书目种类，而刘歆继承父业，终成《七略》7卷。在《七略》里面，社会九流荟萃，其中冠名“诸子”者，已达180余家。
步入魏晋以来，类似诸子百家一样的精辟言论，不仅只是间或出现，而且中间夹杂太多的迂阔不实东西，依然琐碎芜杂和荒诞不堪。如果再将这些“诸子”言论汇集一起，尚若充箱被轸，已然车不胜载。
纵观秦朝之后的诸子篇籍，尽管数量很多，但要总结主题内容，一概都是阐述道德礼仪，左右离不开理政安民的统治手段。如果将他们分门别类，终归隶属于《五经》的枝蔓罢了。所以，在他们中间，凡内容雅正者，必定合乎经书法度；凡杂乱无章者，必定离经叛道。例如现有《礼记》中《月令》一篇，明显取法《吕氏春秋》的“纪”；而《礼记》中《三年问》一篇，意旨来自荀子《礼论》。类似这样的思想延续者，算是合乎经书法度。再如《庄子·内篇·逍遥游》中“汤之问棘”已存在“鲲鹏展翅九万里”的说辞，而在《列子·汤问》里“汤之问革”又见“蚊睫有雷霆之声”的拓展；另有《庄子·杂篇·阳则》中出现了“蜗牛两角争斗死尸万计”的无限夸张，而在《列子·汤问》里便有“愚公移山”“龙伯跨海”的极度奇谈；再者，还有《淮南子·天文训》中，更有共工与颛顼争天斗地，以至于共工头创不周山，竟然使天倾地陷的诡异说法。像这样一些继承和发展，近乎属于离经叛道的杂乱无章了。所以说，人们为什么有的把诸子百家视为荒诞不经之说，确实有一定原因和不同理由。其实，在商代传承“易理”的《归藏经》中，就充斥着许多神奇古怪的荒诞故事，像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等。既然古典经书，早已尚且如此，也就不必求全责备于诸子百家了。但是，像《商君书·勒令》中“六虱”和《韩非子》的《五蠹》，都竟然是公开地唾弃孝悌仁义的道德价值了。所以说，仰观商君车裂而死，俯察韩非吞药而亡，究其因果，不仅令人唏嘘，而且值得三思。另外，像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孤犊未曾有母”等论说，他自以为巧言善辩，其实不合一般常理。所以，公子牟（传说战国魏国人封于中山系中山国王子与公孙龙交好）说公孙龙目光局限，更不是随便妄议。
据《汉书·宣元六王传》记载，汉成帝时，东平王曾经向朝廷借阅“诸子”和《史记》，却遭到了拒绝。分析其中原因，根本在于《史记》中存在太多的兵法权谋，而“诸子”里又夹杂很多的诡辩狡诈之术。所以说，博学多闻的人们，尤其研究诸子百家时，应该抓住其主旨纲要，重点欣赏里面优美典雅的花朵果实，自觉摒弃其中奸邪恶嗅的色彩气味。因此，唯有具备了这样一种能够主动区别对待的严谨、清醒和自觉后，才能借助诸子百家之学问，最终成就圣贤学者的格物、致知和达观。
从来智者贤达，之所以倡导钻研《孟子》《荀子》，贵在义理中正而文辞典雅；之所以宣扬学习《管子》《晏子》，精在事实明确而语言简练；之所以保留《列子》文书，重在志气轩昂而寓言奇妙；之所以喜闻《邹子》谈天，因其心鹜八极而言辞凿凿；之所以关注《墨子》《随巢子》，则其语义坦荡而言辞质朴；之所以收藏《尸子》《尉缭子》，根本义理通达而论说略拙；至于《鹖冠子》，则其道元气而述天文，环环相扣且意味深长；至于《鬼谷子》，致力德变化而数阴阳，已然细致入微且灵活机智；至于《文子》（文子姓辛氏号计然生卒年不详道家祖师与孔子同时），擅长博采精道，不仅叙述简洁，而且论说紧要；还有《尹文子》，精通辩刑名，尤为通达精妙；还有《慎子》，热衷析法理，当时名噪稷下；还有《韩非子》，堪称思虑缜密，例举特别生动、形象和深刻；再有《吕览》，足堪远见卓识，其体系庞大而思虑周全；另有《淮南子》，属于兼容并蓄，辞藻繁华而文笔绚烂。例举这一些，既是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之所在，也是他们各自语言风格和思想精要之大概。除此之外，像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扬雄的《法言》、刘向的《说苑》、王符的《潜夫论》、崔寔的《政论》、仲长统的《昌言》、杜夷的《幽求子》等等，有的叙述经典思想，有的阐明政治权术；有的虽然标题为“论”，但内容还是隶属诸子范畴。那么，为什么如此评价而依据何在呢？因为凡属于“诸子”篇籍，一般涉猎的都是比较广泛的事物义理。然而，通常所谓“论”的文章焦点，一般针对某一事物或者诸多事务某一方面的论证说明。所以说，上面一般都是波及诸多方面的个性化观点论说，还是归入“诸子”较为合适。
追根溯源，春秋晚期的六国前后，因为距离圣贤大德较近，所以这一时段频繁出现的诸子，尚且可以特立独行，不仅高谈阔论，并能自立门户。然而，两汉以后，所谓“诸子”的品格气势，明显都趋于微弱衰退。在这一时节，尽管儒道日渐分明，而且诸子百家纲举目张，但是后继者惯常攀附依仗，再难独树一帜。这样一种盛衰远近的景象变化和内在实质，又怎能不让人唏嘘感叹啊！难道伴随世道变迁以及诸多英才豪骏的命运多舛，凡隶属诸子百家的著书立说和宏图大志，难道只能取法古道心肠，或者唯有寄希望于后世载吗？凡是金子和玉石，即便已经粉身碎骨，但其声音和名望，不应该随之沉寂和消亡啊。
总而言之：丈夫立世为人，恃才怀宝，特立独行。唯思辨万物，雕饰文章；敢俯仰天地，心鹜宇宙；赖品德立言，悟道授业。任由门户独林立，敢言盗亦有道乎。
【注解】
1、《商君书·勒令》之六虱：“六蝨：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十二者成群，此謂君之治不勝其臣，官之治不勝其民，此謂六蝨勝其政也。”（旁注：此文中的6、9、12的数目及其解说，应是据《归藏经》的卦象说辞。）
2、《韩非子·五蠹》部分：“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谈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3、《尉缭子》之《兵谈第二》：量土地肥硗而立邑，建城称地，以城称人，以人称粟。三相称，则内可以固守，外可以战胜。战胜于外，备主于内，胜备相用，犹合符节，无异故也。治兵者，若秘于地，若邃于天，生于无，故关之。大不窕，小不恢，明乎禁舍开塞，民流者亲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制则国治。富治者，民不发轫，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胜于朝廷。”不暴甲而胜者，主胜也;阵而胜者，将胜也。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患在百里之内，不起一日之师；患在千里之内，不起一月之师;患在四海之内，不起一岁之师。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宽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财。夫心狂、目盲、耳聋，以三悖率人者，难矣。兵之所及，羊肠亦胜，锯齿亦胜，缘山亦胜，入谷亦胜，方亦胜，员亦胜。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轻者如炮、如燔、如垣压之，如云覆之，令人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兵如总木，弩如羊角，人人无不腾陵张胆，绝乎疑虑，堂堂决而去。
4、《尹文子·大道上》之部分：“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一曰命物之名，方圆白黑是也；二曰毁誉之名，善恶贵贱是也；三曰况谓之名，贤愚爱憎是也。一曰不变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齐俗之法，能鄙同异是也；三曰治众之法，庆赏刑罚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权量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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