凑够一小撮就能走了，红绿灯是“浮云”：中国式过马路几乎成了国人“低素质”的标签之一。北京日开2万张罚单，在政府罚钱到手软的同时，是否应该反思，路“难过”，就全是行人的错吗？
笔者大学时修读“宏观经济学”，讲课老师是李翀教授。他在一堂课上对于“中国式过马路”的感慨至今记忆犹新，李老师说，在美国养成了习惯，红灯停绿灯行，什么时候车走什么时候人走，分得很清。回国第一次过马路，在北太平庄桥下，愣是等了20分钟，身边的行人走了一茬又一茬，还是没能走过街。最后得出结论：在中国过马路，不闯红灯是不行的。最后还自嘲，现在闯红灯已经“炉火纯青”了。当时在坐的学生哄堂大笑，大概可以理解为“感同身受”。图为北京街头乱过马路的行人。
这种感同身受，相信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有。你规规矩矩地等红灯变成了绿灯，同向的右转车呼啸而来，不让？老子一脚油门轧死你。好不容易右转车辆一辆挨着一辆走完了，走到路中间，红灯亮了。图为上海街头无视行人的机动车。
前阵子广州报道一个十字路口，路宽百米，留给行人的绿灯时间只有5秒钟。这是在用交通信号灯培养中国的“博尔特”么？图为2013年4月9日，北京整治“中国式过马路” 第一天，交通依然混乱.
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应该说，大部分的闯红灯，是有中国人的传统陋习在里面的。央视《新闻直播间》曾经在石家庄某闹市区路口做了个暗访，结果显示，1小时内大约600行人闯红灯。基本上可以说：“红绿灯形同虚设，哪里有集体过街的，哪里便是一条斑马线。”图为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的混乱路况。
中国自古是一个“人治”社会。虽然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法制法规的建设上有了突飞猛进的改变。但中国式的“权大于法”，关系社会，人情社会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东西，积累了几千年的固有认知，岂是区区几十年所能扭转？最近火爆的朱令案，以及笔者怕和谐的某坠楼自杀案，都是赤裸裸地“人治”社会的痼疾。图为上海街头等着过马路的行人。
所以我们的国人，不习惯于死板地条条框框，我们不相信“法”，而更愿意随大流，似乎法不责众，只要大家都做了，我做了就没有事。细化到过马路这事儿上，只要有一个挑头的敢闯红灯，其身后必是“浩浩荡荡从者众”。图为青岛街头带头闯红灯的女孩儿和跟随者。
另外一方面，社会道德观的欠缺，房价高企，物价高企，我们活得都很累，在这个压抑的社会中奔波，每一分每一秒都不想为了“别人”而浪费。红灯重要还是我的时间重要？图为北京街头在机动车道上逆行的行人。
乱世需重典，对于乱闯红灯抓住罚款的做法本身，笔者并没有异议。但在罚款之前，我们是不是应该理清楚“中国式过马路”的真正症结所在？表象上行人的错误，真的就全该行人买单？如果根子上的问题没有解决，罚款只是增加了一条政府的财政收入，岂非本末倒置？图为北京街头在机动车上逆行的老大爷。
中国的机动车保有量呈几何级数上升，道路规划根本赶不上机动车的增长。仅靠在交通保障设施的设置上偏向于机动车，挤压了行人的通行权，造成了行人过街距离超长、道路中央缺少驻足空间、缺少行人保护设施、行人红灯时间超长等现象。图为早高峰的昆明潘家湾路口。
此外，中国式路权分配过程中，始终过分偏向机动车；与此相对，则是行人和自行车、公交车的路权被严重挤压。在空间上，小汽车占据了交通干道的绝大部分，自行车、行人不仅无权占用主干道，在辅路上也被挤压到最低限度。图为北京街头一景。
在时间上，在一些复杂的平交路口，当红绿灯的设计分别满足了机动车的直行、左转、右转的需求后，行人需要等待的时间已足够漫长，而分配给行人的通行时间却又压缩到很难从容通过路口。图为北京街头闯红灯的行人。
路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在我们身边，有多少“坑爹”的信号灯？图为山西太原，一条斑马线被拦腰“截断”，行人只能助跑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