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左传》：逆行走不远，迟早得现眼——逆势而为的宋宣公

“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名言，而早在西汉时期，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有“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的论断。这些论断的基础，就是历史上不断上演的“顺昌逆亡”故事。

周武王灭商建周，分封诸侯，“兴灭国、继绝世”，微子启作为商朝的继承者，被分封在了宋国。宋国百姓继承了商朝人的经济头脑，国力逐渐强大，在春秋时期成为五霸之一。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后来却逐渐衰落，成为了邻国欺凌的对象，到了战国时期被最先灭国。在后人的记述中，因为“守株待兔”“揠苗助长”的传播，泥古不化和逆势而为成为宋人抹不去的标签。

国家都有兴衰。花无百日红，但是花为什么不红了，原因却要知道。

宋国君位传到了宋宣公。宋宣公当政十九年，接近人生终点时，需要选择接班人。商朝的君位更替制度是“兄终弟及“，但是到了宋宣公的时代，周王朝的各路诸侯普遍实行了更为先进的“父死子承”制度，嫡长子继承制已经推行数代。宋宣公没有考虑自己生活的时代，执意要向商朝的制度致敬，决定把君位传给弟弟公子和，而不是儿子与夷，理由是：“父死子承，兄终弟及，这些都是世人普遍认可的道义，所以我要立公子和为国君。”公子和多次谦让无果后欣然接受。宣公去世后公子和即位，称宋穆公。

宋穆公当政九年，也到了人生终点，他觉得应该把君位还给与夷，而不是传给儿子公子冯。他对大司马孔父嘉说：“我哥没有把君位传给太子与夷而是传给我，恩情我这辈子也不能忘。我要立与夷为国君。”孔父嘉说：“大臣们都希望立公子冯。”宋穆公说：“不行，我绝不能辜负我哥。”为了表明决心，宋穆公派公子冯出使郑国并在那里定居。宋穆公去世后他的侄子与夷顺利即位，称宋殇公。

《左传》借君子之口，对这件事做出了高度评价。君子说：“宋宣公知人善任。立弟弟宋穆公为君，而自己的儿子仍然能继承君位享有国家，是因为他的遗命出于道义。”

但事情的发展却不如人意。

宋殇公与夷上任之后，视身居郑国的公子冯为心腹大患，于是主动接受了卫国州吁的挑唆，成立联军攻打郑国。宋国是商朝的后裔，周边环绕的诸侯都是监视它的周室宗亲，人家都是兄弟关系，当时宋国的战略形势和现在的以色列被阿拉伯国家环伺一样，你打了周边的任何一国，那些兄弟国家就会抛弃前嫌一致对外。结果第二年，郑国最先讨伐宋国，以后就是多国轮番讨伐，从此宋国再无宁日。

宋殇公委任宋国的大司马孔父嘉和太宰华督共同执掌朝政。华督非常霸道，看不起孔父嘉。一天孔父嘉的夫人外出，被华督见到了。华督很生气，心想孔父嘉怎么配拥有这样的美人呢？这样的美人应该属于自己啊。于是华督派人在国内四处宣扬，说：“殇公在位十年，大仗打了十一次，劳民伤财百姓苦不堪言，这都是孔父嘉的罪过，我要杀了他以安定宋国人民。”后来华督找机会杀了孔父嘉，夺了孔父嘉夫人。宋殇公知道这件事后很生气，但是还没来得及问责，华督就先下手为强，杀了宋殇公，接着从郑国迎回公子冯，立为国君，称宋庄公。宋国从此进入了华氏专政的时代。

宋宣公立宋穆公，宋穆公立宋殇公，均无视周朝的先进制度。如果前者还可以找出一个怀念商朝祖制的说辞，那么后者的行为就纯粹是生前贪恋权位，死后却希望博取声名，因为周公旦辅政成王，已经做出了表率，宋穆公一开始就应该向周公学习。宋宣公逆势而为，埋下了宋国动荡的火种，宋穆公逆势而为，就直接让宋国陷入了动荡，最终国势走向衰落。

宋国的动荡也有好的一面。孔父嘉的后人为了躲避华督的迫害，逃到了鲁国，繁衍生息数代之后，产生了一位圣人，就是孔丘。

孔丘是坚持周朝制度的铁粉，《礼记》记载了他的主张。

鲁国公仪仲子的嫡子死了，他不立嫡孙为宗主，却立庶子。檀弓请教子服伯子，子服伯子说周朝的制度就是这样的。檀弓又请教孔子，孔子说：“不对。周朝的制度是立嫡孙。”

（《左传》隐公三年）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公羊传》隐公三年）宋之祸，宣公为之也。

（《礼记》檀弓上）公仪仲子之丧，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孙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闻也。”趋而就子服伯子于门右，曰：“仲子舍其孙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犹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孙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犹行古之道也。”子游问诸孔子，孔子曰：“否！立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