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国时期新疆蒙古族分布
新疆蒙古族历史悠久，早在成吉思汗统一西域及蒙古西征过程中，大量蒙古族就分布在西域广大地区。此后，今新疆地区又成为察合台和窝阔台的封地。在东察合台汗国及叶尔羌汗国时代，今新疆境内的大批蒙古人融入到维吾尔族之中。
明朝时期瓦剌(卫拉特)西迁，蒙古族遂据有了今北疆和东疆部分地区。随着清朝平定准噶尔蒙古，1771年土尔扈特部由伏尔加河东归，清朝征调察哈尔蒙古戍守新疆，组成新疆蒙古族的各部落及其分布区域逐渐趋于稳定，只不过当时阿尔泰地区的蒙古族尚处于科布多参赞大臣(清末设阿尔泰办事大臣)管辖。
民国时期，新疆的蒙古族大体沿袭了清代的居住分布格局。民国初年，阿尔泰地区改设阿尔泰办事长官，直属中央管辖。1919年，阿尔泰划归入新疆，这样，当时阿尔泰地区的蒙古族与新疆其他地区的蒙古族，构成了民国时期的新疆蒙古族各部。
民国时期今新疆地区蒙古族的主要部落及分布情况如下：
1.额(厄)鲁特，亦即原准噶尔部。最初，准噶尔汗国时期的蒙古人总数有20万户，60余万人[1]。据学者们的研究，卫拉特四部中，由于准噶尔部的强大，土尔扈特西迁25多万人，以及和硕特部迁往青海20多万人，则新疆仅剩以准噶尔部为主的15万多人[2]。由于内部战乱不断、疫病以及战争，至清朝最终平定准噶尔汗国时，以准噶尔部为主的卫拉特蒙古“计数十万户中，先痘死者十之四，继窜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二，卒歼于大兵者十之三，除妇孺充赏外，至今来降受屯之厄鲁特若千户，编设佐领昴吉，此外数千里间无瓦剌一毡帐”[3]，如此，则准噶尔部的人口仅剩1万多人。许多准噶尔人为避战乱，不敢称“准噶尔”而改称额鲁特。1760年，清政府在伊犁设“额鲁特营”安置各地流散的准噶尔人，以后又自热河迁达什瓦特部属及在京的额鲁特官兵编入伊犁的额鲁特营[4]。额鲁特蒙古长期生活在伊犁地区，至民国时期退伍为民。
2.土尔扈特部。1771年1月17日，渥巴锡汗率领3.3万多户近17万土尔扈特部从，从伏尔加河下游地区东返回归祖国。由于沙俄的沿路追击和疾病等原因，土尔扈特部到达伊犁河时，仅余8 251户，35 909人，加上附牧人口，不少于4万余众[5]。清政府对回归的部众进行安置并划分了牧地。属舍楞部的新土尔扈特，被划归于科布多、阿尔泰地区，游牧于今阿尔泰布尔根河、青格里河、察罕河一带，舍楞为盟长，盟下置两旗，即右旗、左旗，受科布多大臣及定边副左将军节制。旧土尔扈特划为十旗，置四路：南路，在喀喇沙尔(今焉耆)北裕勒都斯草原，置四旗；北路，在和布克赛里，置三旗；西路在精河县一带，置一旗；东路在喀喇沙尔乌苏一带，置二旗。民国时期，游牧安排未有大的变动，但有从外蒙古迁至吉木萨尔的土尔扈特人。
3.察哈尔。察哈尔蒙古本属漠南蒙古，主要生活在内蒙古地区。由于清朝平准后，准噶尔地区人口锐减，清为加强对伊犁地区的管理，1763年从张家口外调八旗察哈尔官兵等1 800户，分左右两翼共四旗。左翼在今温泉县。右翼在今博乐市。另外，当时清政府又调一部分察哈尔在今塔尔巴哈台。民国时期，察哈尔蒙古也退伍为民。
4.和硕特：和硕特部是卫拉特四部之一。17世纪30年代，和硕特部落首领顾实汗与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率领卫拉特联军，由今新疆攻取青海，继而统一青海高原，建立了和硕特汗廷。在巴图尔珲台吉返回新疆时，顾实汗请求巴图尔珲台吉把自己在新疆的和硕特属部迁至青海[6]。在此之前，和硕特蒙古已有一部分随土尔扈特西迁伏尔加地区，1663年、1669年、1676年，又有部分和硕特部陆续西迁至伏尔加地区。1771年渥巴锡率土尔扈特部东归，和硕特约有13 000人左右加入东归队伍，但到达伊犁河时仅剩3 500人左右。清政府将这部分和硕特部安置在博斯腾湖附近游牧，并设立四旗，即中路旗、中旗、右旗、左旗，以恭格为盟长，受喀喇沙尔大臣节制。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赐牧地珠勒都斯。四十年(1775年)，设正副盟长各一。”[7]
民国五年至六年(1916-1917年)，谢彬奉国民政府财政部之命调查新疆省阿尔泰特别区财政时，记录了今新疆(包括阿尔泰)蒙古族人口的分布情况，“新疆蒙古，大别为四：曰额鲁特，曰察哈尔，曰土尔扈特，曰和硕特。游牧焉耆、伊犁、精河、乌苏、塔城、阿尔泰山各处，逐水草迁徙，靡定所。”在今乌苏境内，“为旧土尔扈特东部落二旗，自为一盟，曰乌讷恩素珠克图盟东路”，“二旗各有牧地”。精河有旧土尔扈特游牧境内，也有察哈尔营立营守边。在伊犁的额鲁特营“其地散在特克斯、崆古斯、哈什三流域，而以哈什河流域为最多。”焉耆蒙古分为二部：一为土尔扈特南部落四旗，设乌纳恩素珠克图盟；一为和硕特部三旗，设曰巴启色勒启勒图盟。在阿尔泰地区，“新土尔扈特二旗，自为一盟，曰青色特启勒图”，“其牧地东西长而南北短，全有布尔根河、青格里河、察罕河诸流域”。“新和硕特一旗，地介中央，即察罕图与玛雅图两山脉之谷地。”此外，在阿尔泰还有“乌梁海左右翼七旗(按乌梁海部著名者三：曰唐努山乌梁海，凡四十五佐领；曰阿尔泰乌梁海，计七旗；曰阿尔泰诺尔乌梁海，计二旗)，今除阿尔泰乌梁海外，共约二部(皆牧外蒙区域)”。在塔城则有土尔扈特北部落，“今界东至布伦托海，西至察罕鄂博，南至戈壁，北至额尔齐斯河。共三旗，自为一盟，曰纳恩素珠克图盟。”塔城还有蒙古厄鲁特营，“即今俗呼十苏木是也。是营系清乾隆三十一年偕察哈尔由伊犁分防到塔，每年换防一次。又有哈萨扈特，于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由俄国霍立套投入中国，住牧塔境，共六牛录”。“至光绪初，新疆平定……旋扩为八旗，合察哈尔一旗，哈萨扈特一旗，共十牛录。”[8]
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三月《边铎半月刊》第一卷创刊号刊出的高长柱《新疆之近况》的介绍，上述几部分蒙古族各部落的居住分布格局有一定变化。在焉耆的有：旧土尔扈特南部落盟长扎萨克汗满楚克扎布，南部落护理中旗扎萨克郡王印务西理达尔玛，南部右旗扎萨克辅国公棍木拜，南部左旗扎萨克辅国公阿拉什班济尔；驻于今塔城和什托洛盖的有旧土尔扈特北部落联盟长扎萨克亲王鄂罗勒莫扎布，北部右旗扎萨克辅国公多尔济阿拉什，北部左旗扎萨克辅国公图鲁巴图；驻于乌苏的有：旧土尔扈特北部左旗扎萨克辅国公印务尼玛，旧土尔扈特东部落副盟长扎萨克贝勒德恩沁阿拉什；驻于精河的有：旧土尔扈特西部落盟长扎萨克郡王达喜；驻于焉耆的有：和硕特部落盟长中旗扎萨克郡王班第，右旗扎萨克辅国公格宁公都尔，左旗扎萨克辅国公喇达那堆；驻于奇台的有：新土尔扈特部落盟长扎萨克亲王察克德尔车林，辅国公棍布朝克丹，辅国公希里克，辅国公喇玛扎普，副盟长中旗扎萨克贝勒苏纳晓诺尔曾，副盟长右旗扎萨克副国公图布新巴雅尔，扎哈沁旗郡王衔扎萨克贝勒根布倭奇尔；驻于迪化的有：新和硕特部落扎萨克镇国公达木鼎策特恩；驻于青河的有：阿山乌梁海右翼护理盟长印务扎萨克贝子楚勒图玛，阿山乌梁海右扎萨克镇国公图鲁巴图；驻于阿山的有：乌梁海左翼扎萨克贝子太平，乌梁海左翼扎萨克镇国公桑散扎布，乌梁海右翼扎萨克笨凌；驻于乌苏的有：承化寺扎萨克喇嘛桑木橙；驻于塔城的有：额鲁特十苏木总管巴图[9]。
1948年时，新疆省蒙古族计有：乌纳恩素珠克图四路盟、巴图赛特齐勒中路盟、青赛特齐勒图盟、札克沁旗、额鲁特总管、察哈尔领队、额鲁特领队等。其中乌纳恩素珠克图四路盟的南路旧土尔扈特旗、中旗、右旗、左旗驻地均在和靖(今和静)，东路旧土尔扈特右旗、左旗驻地均在乌苏，西路旧土尔扈特旗驻于精河，北路旧土尔扈特旗、右旗、左旗均驻于和丰；巴图赛特齐勒中路盟的中路和硕特中旗、右旗、左旗均驻于和硕；青赛特齐勒图盟的新土尔扈特右旗驻于孚远(今吉木萨尔)、左旗驻于阿山，乌梁海左翼一旗、右翼一旗均驻于青河；札克沁旗驻于乌苏；额鲁特总管所辖的十苏木总管驻于额敏，八音沟札萨克旗驻于乌苏；察哈尔领队所辖的左翼特别旗总管驻于温泉，右翼特别旗总管驻于博乐；额鲁特领队所辖的十苏木总管驻于巩哈(今尼勒克县)，六苏木总管驻于昭苏，四苏木总管驻于特克斯[10]。
二、民国时期新疆蒙古族人口数量
民国建立之初，新疆(除阿尔泰地区外)蒙古族人口的数量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但是清末一些资料的记载可以作为我们探讨民国时期蒙古族人口的一个基数。
据光绪末年成书的《精河直隶厅志》、《塔城直隶厅乡土志》、《库尔喀喇乌苏直隶厅乡土志》及《焉耆府乡土志》的记载，上述四地蒙古族人口数量分别为：精河直隶厅“2 710丁口”[11]；塔城直隶厅“计十苏木男女人口总计5 833丁口，另以上土尔扈特一部落人口男女合计为6 330”[12]；库尔喀喇乌苏直隶厅“3 500余丁口”[13]；焉耆府“男4 800余丁，女3 800余口”[14]。据此，四地蒙古族总人数为27 073人左右。但当时伊犁地区人口未有记录数据。
马达汉在西域考察时(1906-1908年)，提到了有关当时新疆蒙古族人口的数据，“蒙古族，六苏木卡尔梅克人总共有1 500—2 000帐。游牧于特克斯河两岸，从我国(按指俄国)边界一直到木素尔河，而左岸不远处有一座佛寺'库热’，四苏木卡尔梅克人的游牧地就由此开始。土尔扈特人据有大小两条裕勒都斯河盆地及其支流，从库库乌苏河上游一直到喀喇沙尔。他们的户数约为2 500—3 000帐。和硕特人居住在喀喇沙尔县，约有700帐”[15]。这些数据除游牧于特克斯河两岸蒙古族人口外，其余在《新疆乡土志稿》中均有记载。据此，可以认为，当时伊犁蒙古族人口至少应在1 500—2 000帐之间。若按每帐人口为5人计算，则至少应有7 500—10 000人。将《新疆乡土志稿》所载的四个地区蒙古族人口马达汉所记载的伊犁蒙古族人口数字合计，则清末新疆蒙古族人口至少应在在37 000人左右。
1906-1908年，日本人日野强曾在新疆“游历”，据他的记载，当时新疆有200万人，其中“缠回100万，汉回30万、汉人30万、哈萨克人25万、蒙古人10万、满人5万”[16]。如此，则清末新疆蒙古族的人口当在10万左右。这一数据应当不包括当时阿尔泰地区的蒙古族人口。一些学者考察了清代至民国时期新疆蒙古族人口的变化，并且按清初至1949年下降速度推算，清末时，新疆蒙古族人口最多为7万人[17]。由于确切资料的缺乏，我们无法正确判断清末新疆蒙古族人口的数量，但根据各种文献的记载及学者们的研究，清末时，新疆蒙古族人口数量，包括当时的阿尔泰蒙古，少则4万左右，多则在10余万人。显然，这一数据相差甚大，但是，它至少可以作为我们判断民国时期新疆蒙古族人口数量的参考依据。
1916-1917年，谢彬考察新疆时，曾详细记录了新疆(包括阿尔泰)蒙古族的分布、人口数量等，据其《新疆游记》，有确切人口数据的记载如下：
乌苏境内的旧土尔扈特东部落二旗，其中一旗辖4苏木500帐，另一旗辖3苏木600余帐；精河境内的旧土尔扈特部众2 700人，察哈尔营有16 023人；伊犁的额鲁特人共25 889人；焉耆土尔扈特南部落四旗辖54苏木约3 000帐，人口10 000余人。硕特部三旗辖11苏木，人口900人；阿尔泰有亲王密什克栋固鲁布所辖1000余户，丁约5 000—6 000千。新和硕特1旗，阿尔泰乌梁海左右翼七旗；塔城有旧土尔扈特北部落盟长所辖6苏木，亲王鄂罗勒莫札布所辖4苏木。额鲁特营10苏木，有蒙古兵丁450人[18]。
谢彬上述所记中，有具体人口数字的精河旧土尔扈特部众和察哈尔营、伊犁的额鲁特人、焉耆土尔扈特南部落四旗和硕特部三旗、阿尔泰亲王密什克栋固鲁布所辖部众、塔城额鲁特营共合计61 962人。而乌苏旧土尔扈特东部落2旗7苏木1 100余帐，如果按1帐5人计算，则应有5 500人，如此，则当时新疆(包括阿尔泰)蒙古族人口至少在6 7000人以上，这里还未将阿尔泰乌梁海左右翼七旗等的人数计算在内。另据《地学杂志》1918年11月刊出的如柏《塔尔巴哈台调查录》的记载，“旧土尔扈特北东部三旗分十四牛录，有盟长、扎萨克、亲王及副盟长。右翼扎萨克、左翼扎萨克分掌旗务。该蒙归伊犁将军节制，而塔城参赞管辖之。额鲁特八旗、察哈尔一旗、哈萨扈特一旗，共1264户，男女6042”[19]。将此数据与谢彬所记相合，则1917-1918年间，新疆地区的蒙古族人数至少在7万人以上。
谢彬在新疆考察时，其肩负着国民政府财政部调查阿尔泰特别区财政情况的使命，在其行程中，“尽管旅途劳顿，条件极差，他态度十分认真，常常秉烛达旦，下笔千言，酷暑严寒，兴未稍减”。其游记后来全文在《时事新报》上陆续刊载，继而各地报刊纷纷转载，1923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单行本，至1936年，13年间重印9次，影响极大。当时新疆共有40个县，3个县佐，他曾实地考察的主要有其中的38个。因此，学者们对其游记的评价是“有难以替代的史料价值”[20]。所以，谢彬所记载的新疆蒙古族人口数据应当是比较可靠的。而如柏对塔城蒙古族人口的记载，也有较多的资料依据。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塔城县一带风土物产及各项行政事务，向无记载之书。原有《塔城厅志》，多记往事，与现今形势迥然不侔。兹就见闻所及，博采旁征，并酌察情形，以意见，列为此编”[21]。因此我们认为，谢彬和如柏所提供的20世纪头十年新疆蒙古族人口数据是较为准确的，可以作为我们讨论民国时期新疆蒙古族人口的基本依据。
20世纪20年代及以后，直至民国结束，有关新疆蒙古族人口的统计数据却日益混乱。数量相差甚巨，从几万到十几万不等，甚至在同一年中，人口数据却有几十万的差距。如1933年时，黄慕松记载新疆“蒙族共约三十余万人。”[22]同年，陈志良却“据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内政部公布的十七年度(1928年)各省市户口调查所载，新疆人口2 551 741人……有汉满蒙缠回哈布各色人民，其中人数分配如：(录自《边铎半月刊》一卷四期《新疆民族之分析》)……蒙古人175 000人，占总人口百分比5％”[23]。两相比较，竟然相差十几万，似不可信。
现将民国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有关新疆蒙古族人口的不同数据列表如下。
1928-1953年新疆蒙古族人口数量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自1928年至1953的25年中，有关新疆蒙古族人口的数据差异极大。
讨论新疆蒙古族人口数量问题，重要的原则应当以档案材料，尤其是当时、当事人或参与人提供的资料为准。上表所列民国时期新疆蒙古族人口数量的数据，相当大一部分是出版于内陆学者之手，许多人不谙新疆具体情况，没有亲临新疆，或在新疆也没有亲自调查，仅按一般统计数据计算或推算。因此，其所提供的人口数据必然存在很大差异，或失之过多，或失之过少。
我们认为，新疆所藏档案中关于蒙古族人口数量的记载，与其他种类文献的记载相比较，由于出自于新疆省政府的统计，或本地蒙古王公政要自身的统计报告，因此是比较可靠、可信的。1948年时，“查新省蒙族共12万人……咸以乌、青、巴三路盟蒙民仅5余人……而伊、塔两部现有蒙民7万人”[24]。如果伊、塔两地有7万人，再根据1947年《敏珠策旺多济报告新疆蒙古各盟选举国大代表经过及国大代表名单》提到的“根据报告，计乌盟东部为1万人，西部为7千人，南部为17 000人，北部为3万人。以上各数均系平日调查并非虚构”[25]，则乌盟的东、西、南、北四部总计的64 000人，两相总合，则当时新疆蒙古人口总数约为13万左右。这一数据是由蒙古族自己的统计数据，且正如敏珠策旺多济所说“均系平日调查并非虚构”，因此是可以采信。
据此，我们可以对民国时期新疆蒙古族人口数量有一个基本判断：在民国的30多年中，新疆蒙古族人口大约在13万左右，并上下浮动。蒙古族向以游牧为生，流动性甚大，且因游牧需要多居住与人烟较少之地，分布很广。这对于非游牧人群来统计游牧人群数量显然有很大困难，“从来并无头目统属，来去自由，即或公家检查亦不容易。”[26]但对于蒙古族自身的官员，如台吉等来说显得较为容易，“窃查敝爵所管二百余家蒙民，散居在阿山所属可可托海、承化、布尔津、哈巴河等四县居住游牧为生……阿山乌梁海台吉蒙恺呈”[27]这一方面说明蒙民分布广泛，200户分布在4个县，如果由不清楚蒙古族社会组织结构、流动性等问题的政府官员或其他人统计，显然会出现重复、遗漏；另一方面说明对如此分布的人群进行人口统计，其最有效的即为由所属官员进行统计，而1947年新疆蒙古族有13万人的数据正是由蒙古王公政要亲为统计所得，故我们可以作出上述判断。
我们认为，在民国时期，1947年的统计数据139 664人，应当是新疆蒙古族人口较为准确的统计数据。而解放后的第一次人口统计时，蒙古族仅有58 346，显然失之过少，并且这一数据与1944年民国政府统计的数据相差不大。这从侧面反映出，在统计居无定所的游牧民族时，官方统计数据往往也可能会出现较大误差。
根据1917-1918年间，谢彬与如柏较为准确的数据，新疆地区的蒙古族人数至少在7万人。1947年时较为准确的数据是13万人左右。近30年中，新疆蒙古族人口数量变化幅度不大，并且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解放后仍然存在。据1950年学者对新疆巩哈县(尼勒克县)的社会调查，“在我们调查的86户中有蒙族75户，323口人中，10岁以下的小孩，只有93人，平均每户只有1.24个小孩，内中还有16户没有一个人”[28]。这也从侧面证明，民国时期新疆蒙古族人口曾达到30万人之巨，显然是不可从信的。
三、民国时期新疆蒙古族变化的原因
民国时期新疆蒙古人口数量变动起伏较大，和当时的社会状况密不可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国社会混乱以及战争导致人口失散和伤亡
民国时期蒙民人口不稳定，这和当时社会的动乱有着直接的关系。如在1933年时，达坂城回民动乱时，即将大沟、白杨沟、达坂城的蒙民威赫胁迫，并发给大刀，当做前锋与官兵敌抗[29]。又如1936年3月26日“督办公署为和硕特右旗呈请豁免三年牧税事给省政府的咨”一条里有“焉耆区和硕特全部蒙民向来贫多富少，孳畜无多牧民均赖耕种田地或与人佣工为生活。”此时，和硕特部已经融入了农耕的生活方式。“原因于民国二十二年焉耆失守，被匪扰乱，各族均受抢杀。……旧有积蓄、孳牲被匪全行抢劫，犹如席卷。不但牲畜受损，而全家数口被杀者有之。……惟焉区和硕特部落虽有三个王公，而右旗辅国公虚有其名。查全部所属蒙民人口及牲畜数目无多，而实际上比较其他部落之人口及牲畜不如一苏木之丰富。”[30]一苏木相当于在当时相当于村级的规模，说明了当时蒙古族民众流失的严重。
人口因战乱迁移他处后多有不愿回来的。如1941年“据阿山镇国公札勒层呈称，该牧蒙民(可可托海迁居青河之蒙民)因受马匪仲英之乱，有逃往和什托洛盖者，有在太平贝子游牧者，有都古加布札楞三家，共人口十三口，逃亡青格里河楚护印所属游牧。……镇国公札勒层游牧原有我等牧民十来户，在可可托海上游地名古尔图哈民牧中居住，兹因人口过少，以至生活无法维持。”迁居青河之后由于“在青河居住生活教育均得便利，以至不能搬回也”[31]。在迁出之时征得了盟长镇国公札勒层的同意，为了避免引起原盟长的反对，为此专门致信阿山行署说明此事，这也说明蒙民长期不归是受到一些压力的。
新疆周边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对蒙民的迁移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具体报新土尔扈特全部蒙民之生计困难……至民国光复后外蒙叛变，威胁各部蒙民一律响应。而敝部之管家密亲王目识时机，恐被外蒙古挟裹，于民国二年率领全部蒙民离弃布尔根河，逃出山外，投诚新疆。蒙杨督军呈明中央政府，准在奇、古、孚远、三台安抚居住。”“迨至民国六年，外蒙平静，而纳亲王率带蒙民半部复回布尔根河。至十三年外蒙复叛，遂将布尔根河公家所设之县官捆去，而纳亲王恐惧，复率蒙民逃至北塔山布尔根河，丢下敝部，未能逃出……至二十年哈密发生战事，不为公家军队全数撤退，并将敝部所成之军队，并将敝部所成之自卫马队调赴哈密助战。随军三年，全连人数折伤磬尽矣。而敝部无由军队保护，遂被北塔山之哈匪遭扰、抢夺，人民死伤不能站住，复逃出山来，就在奇台、三台居住。而蒙民四散流落，有逃赴伊犁者，各处漂流，而管家亦不能至(制)止。”[32]外蒙和新疆局势的变化，导致新疆蒙古族牧民的迁移，同时也影响到了新疆人口的变化。
(二)医疗卫生和生活条件的落后，导致人口死亡率较大是人口减少的另一原因
新疆的蒙古人保留了大量的游牧的生活方式，由于人口散居各处，且“游牧患病者与城市距离遥远”使得牧民的医疗卫生条件较差。如民国初，“蒙古亦屡发现流行病，其中流行最盛者，为痘疮(即天花疮)。”“惟可惜者，喇嘛僧医尚未飞种痘之术，专待俄人之来，故虽至今日，蒙人犹多牺牲于痘疮者也。”[33]
直至1949年这一状况仍然没有大的改观。“蒙古游牧之卫生保健事业向不发达，从无科学医药设备。而本族之宗教上土法医药，在本省者多采用西藏及内陆所产之著黄药石，喇嘛谙于医学虽不乏其人，但所学不精，且游牧患病者与城市距离遥远，咸赖喇嘛医疗……故本省蒙族人口每年死亡律(率)增加，近自民国廿四、五年间，全疆蒙古人口由二十余万人至现在仅有十三万余人，十年之中人口死亡竟达百分之五十，蒙族前途实甚堪虞。”[34]
蒙古族牧民观念陈旧，加速了疫病的流传，同时会导致大量的人口死亡。如1943年3月3日有“阿山行署就富蕴县发现时疫症并进行防治事致省政府的快邮代电”中有“富蕴县境冬窝一带蒙、哈民族发现时疫甚烈……但医院始终未予派医，仅只函这药品两种……查所发药品与所述病症不符”[35]时隔九个月之后，天花仍然在传播。1943年12月3日“民政厅为乌苏发现天花病派医治疗等事致省政府的呈”一条载“查本年东突所发生之天花纯系瘟毒，传染甚烈。”[36]而蒙民“遇有疾病，延喇嘛为之诵经服药以解之”[37]这更进一步加剧了疫病的流传。从政府的公文从最初的“疫病”改为“天花”也说明天花传播时间长达9个月，而政府最初对于地方发生的疫病了解之少，可见一斑。
牧民由于条件的限制，卫生医疗条件没有保障，加之游牧业艰苦的生活环境，导致蒙古族的死亡年龄普遍偏低，“蒙人年高命长者甚少”，“蒙人至五六十岁，则牙齿尽脱，此或以其肉食关系使然，颜面如土，憔悴不堪。据1928年之调查，多五十岁以上之老人，无七十八十之老人，亦足见蒙人中寿至耄耋者，甚罕稀也。”[38]这也造成了蒙古族人口的减少。
(三)喇嘛教对蒙古人口的影响
在蒙古人中，喇嘛教在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喇嘛教加剧了社会经济的分化状况，“许多人口能够集中在召庙里的原因是，除非在特别忙碌的季节，女人和小孩都可以担任日常畜牧工作。在忙碌的季节，许多喇嘛都从找庙里返家劳动。喇嘛的增加并不增加召庙的直接费用，因为他们多半是由家里出钱供养的。……多数的喇嘛是没有事做的食利者，但有些高级喇嘛(活佛和管理召庙的大喇嘛)和王公，以及协助王公处理政务的贵族，则是有事做的食利者。他们对社会的功用越来越少，其所积聚的财富越来越多”[39]寺院“积聚的财富越来越多”反而使得宗教自身的地位更为巩固，而下层的生活条件却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强化了下层对于喇嘛教的心理依赖。
早在清代就有“凡蒙民家有数子，即一子留家牲畜，余都入庙做喇嘛，不许娶妻生子。这样，一方面减少蒙古民族的繁殖力，同时又可以剥削蒙民的生产力。”[40]在俄国人眼中，“佛教在蒙族生活中，过去和现在都起着巨大作用。宗教的教义渗入到了蒙族人生活的一切领域。”喇嘛教的教义要求信徒以家庭为单位，让家中的男丁出家为僧。“每家必须有一个人出家当喇嘛，因此有三分之一的居民是僧侣。”[41]三分之一的男性因此形式上不能结婚，很显然，这一规定极大地影响了蒙古人口的正常增长。“喇嘛教之召庙又将过剩人口吸收，使百分之四十至六十之人口均成为喇嘛”。[42]喇嘛人数的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蒙古族人口增值速度的缓慢。
当然，以上主要论述民国时期蒙古族人口减少的原因。但就整个民国时期蒙古族人口基本保持在一定数值上，除了死亡率与出生率保持一定的比率外，还有就是由于本区蒙古族迁出迁入或是区外蒙古人口的迁出入境。如在1933年至1934年因避乱及被迫先后逃亡甘肃省安西、玉门、敦煌等各县留居[43]。又如在外蒙独立时，“民国元年，喀匪独立，密亲王率所属蒙民徙牧新疆孚远，渐就倾颓，今已不可居矣。”在承化寺(阿尔泰)，“有蒙民为最初土著，人数较多，原有二千一百余户。喀匪扰后，密亲王所部，徙牧新疆，现只一千余户，丁约五六千人[44]。这样，一方面导致了对蒙古族人口数据统计的困难；另一方面这也成为了蒙古族人口上下波动、增长不定的一个原因。
总之，民国时期新疆蒙古人口的较大波动和变化由诸多因素所致。从外因上讲，民国新疆动乱是新疆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同时，地方政府推行的保甲制度及其他一些农耕社会的管理体制使土尔扈特、和硕特部落出现了不相适应的问题，这也影响着部分牧民选择迁居他地。从内因上讲，喇嘛教对蒙民人口的增长起了一定的限制作用，导致了民国时期新疆蒙古人口总数始终处于较低的增长水平。最后，游牧的生活方式及民众陈旧的观念使得原本落后的医疗条件更加严重，导致了疫病在传播，影响了蒙古人口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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