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8月8日，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了。
尽管这一对儿革命伉俪在后来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为祖国鞠躬尽瘁，但他们的婚礼是那样的简单，甚至就是在结婚当天，周恩来与邓颖超两人还彼此忙于工作，无暇顾及。
周恩来结婚这事儿，被他们的好友张治中知道了，感觉有些不妥，怎么样也应该庆祝一番才是，于是主动掏腰包置办了几桌，周恩来见没办法推却，只好在广州北京路上的太平餐馆，请黄埔军校的同事和学生吃了一顿饭。
何应钦、钱大钧、张治中、恽代英、熊雄、陈赓等国共双方的代表，均出席了婚礼现场，邓颖超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便是学校演讲队的队长，随着她讲话完毕，众人一致叫好。
张治中也在一边调侃：“周夫人名不虚传，和周主任一样，是极出色的演说家。”
邓颖超娇嗔：“什么周夫人，我有名字，我叫邓颖超。”
后面的一些人起哄说看不见新娘，张治中突发奇想，他伸出手来，将邓颖超抱起来放在桌子上，一边放还一边大喊：“大家看，大家看。”
众人一阵起哄，邓颖超羞红了脸。
时隔多年，邓颖超回忆起这件往事，仍然历历在目。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张治中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曾给予我们帮助。”
也就是在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婚宴上，一向不喝酒的张治中，也喝了个酩酊大醉。
友谊之始
周恩来与张治中，结识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张治中比周恩来要大8岁，安徽巢县人，祖父是个农民，父亲是个手工业者，家庭上谈不上什么富裕，张治中6岁时入私塾学习，读书十年，之后因家境贫困，不得已而辍学打工。
图|张治中将军
图|黄埔军校时期的周恩来
在张治中生平自传中，曾谈及在安徽丰乐河镇一个叫吕为才的老板商铺中当个学徒，也就是这一时期，张治中开始广泛地读书看报，所以张治中也将自己这一段经历，视为人生漂泊的起点。
清政府晚期，张治中在扬州干过盐务缉私营充过备补兵，在安庆巡警局当过备补警察，后入扬州巡警教练所受训，3个月后毕业，成为正式警察。
也几乎就是在同期，张治中参加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张治中在扬州参加了反清起义。
北洋政府时期，张治中先后在陆军第二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求学。
当时中国虽然已经推翻了满清专制政府，可国家并没有兴旺发达起来，袁世凯窃取革命胜利果实后，又要搞皇权复辟，结果遭到举国声讨，袁世凯病逝后，全国陷入军阀混战，百姓不聊生。
1917年7月17日，孙中山抵达广州，领导护法运动。
张治中认识到，只有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才是带领中国走上兴旺发达之路的起点，于是不远万里南下，当时粤系、桂系以及滇军等都对护法运动表示支持，张治中先后在这些地方部队中任职。
虽然护法运动声势一度暴涨，可孙中山后来发现，军阀们之所以选择他，不外乎也是为了争权夺利，想要革命成功，还是应该建立一支对革命有着忠诚的信仰的军队。
于是孙中山寻求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同时改组国民党，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创办了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的建立，旨在为建立一支具有忠诚信仰的革命军队。陪革命培养人才。
1924年12月，张治中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代理中队长兼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参谋长。
也就是在张治中到黄埔军校前，周恩来已经在军校当了几个月的政治部主任了。
周恩来在黄埔时期，主抓政治教育工作，很有成效，黄埔军校虽然曾历经几任政治部主任，但谁都没有像周恩来一样，做如此行之有效的工作。
周恩来在黄埔时期创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军队政治工作，极大地提到了部队的思想教育水平。
张治中对周恩来十分钦佩，在黄埔时期，周恩来几次讲课，张治中都要过去旁听，久而久之，张治中也深受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
于是，趁着一次机会，张治中向周恩来提出，自己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图|张治中将军(右1)赴上海前线指挥第五军驰援十九路军作战
张治中的想法令周恩来也十分吃惊，虽然他很高兴，但如此大事他也不敢做主，后来考虑到张治中是国民党军之中一员高级将领，于是周恩来婉拒了张治中入党的请求：
“中共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的目标较大，两党曾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此时恐有不便，不如稍待适当时机为宜。但中共保证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
时隔多年后，当周恩来见到张治中小儿子张一纯时，还曾开玩笑地说：
“要是当时你父亲参加了共产党，现在要么是元帅，要么是个革命烈士。”
张治中尽管没能入党，但他的心里始终对共产党抱有一定的希望。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张治中察觉可能会有变化，于是告诉到上海与他密会的陈赓：
“情况不对，你到上海告诉他(周恩来)行动务必小心！”
尽管后来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但张治中自始至终不愿意与老友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后来十年土地革命，三年解放战争，张治中都没有在前线带兵过。
邓颖超后来也佐证：
“在第二次国内战争的时候，文白先生是唯一一位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人。”
亲兄弟，明算账
张治中看不惯蒋介石对国家的统治，但为国家大事考虑，张治中四次谏言蒋介石。尤其是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张治中就有三次谏言。
张一纯回忆称：
“可惜蒋介石全都没有听从。”
不管怎么说，张治中对于老友，可谓是尽心尽力。
随着抗战走向胜利，当时国共双方均主张和谈，毛主席也同意赴渝参加和谈。
为毛主席安全起见，周恩来提前一步赶赴重庆，安排相关事宜，这一次周恩来再次找到了老友张治中。
对于周恩来的请求，张治中几乎是毫不犹豫就答应下来，不仅让出了自己的宅邸，还亲自安排布置警卫，张治中的小儿子张一纯时隔多年仍然记忆深刻：
“周总理和父亲谈具体事宜，我跟在身边，所以听到他们的谈话。爸爸说：'为了保护毛先生的安全，我准备派政治部警卫营的一个手枪排来担任警卫工作，他们大部分都是我老家的人，一定靠得住。’周恩来想了想说：'这样不好，如果发生任何事情的话责任都会给你，不如还是找重庆警备司令部。你的人可以换成便衣，做内部保卫。’”
历经43天艰苦谈判，终于达成《双十协定》，协定达成后，张治中亲自陪同毛主席返回延安。而周恩来则在重庆桂园答谢所有参与警卫的工作人员。
张一纯当时也参加了周恩来的答谢晚宴。
席间周恩来拉着张一纯的手问个不停，还主动提出：“你找个本子来，我给你题词。”
周恩来在张一纯的本子上写下题词：
“光明在望，前程万里，新中国是属于你们青年一代的。——一纯世兄。”
张一纯接过来一看，有些不解地问：“您怎么写了'一纯世兄’这几个字啊？”
“世兄”是古代礼仪称谓，用来称呼世交的晚辈或者是老师的儿子。周恩来却拉着张一纯手对他说：
“这表示我是你父亲的弟弟。”
张一纯后来坦言：
“周恩来说是父亲的弟弟，此言并不是他的客套话，恩来虽然在谈判桌上寸步不让，在工作时可以与张治中互拍桌子，但到了桂园做客时，周恩来却总会谦虚地坐在张治中沙发旁的脚凳上，”
不过这亲兄弟，有些时候也得明算账。
图|重庆谈判结束后，张治中（右二）等与毛主席合影
随着解放战争的逐步推进，蒋介石也越来越日暮穷途。
1949年1月，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被迫隐退，临下台前提出，可以和谈。蒋介石这时认为，当时国民党内，能够与共产党有联系的就只有张治中。
李宗仁上台后，即以张治中为和谈代表，启程赴北平和谈。
临行前，张治中专程赶赴溪口去看望已经下台的蒋介石。这一举动令周恩来十分不满，当飞机抵达北平时，周恩来没有亲自去迎接。
1949年4月1日下午3时，张治中刚一走下飞机，就发现气氛怪异，前来迎接的只有渺渺数人，更为关键的是，参加和谈的中共代表团一个也没有来。
就连周恩来也没有到。
当天张治中入住六国饭店时，一度十分生气：“于公于私都该来接才是。”
当天晚上晚宴结束后，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和谈时，严肃地对张治中说：
“你为什么要在离南京前到溪口去见蒋介石，你这种做法完全是为了加强蒋介石的地位，起了混淆视听，破坏和谈的作用，同时也充分证明了蒋介石所谓的下野完全是假的，他还在幕后操纵控制。”
张治中一方面为自己辩解，一方面又推心置腹地对周恩来说：
“我不能不去溪口，既不是蒋叫我去，也不是李宗仁让我去，我之所以去，是对蒋的态度进行摸底，二是蒋虽然不当总统，但还是国民党总裁；三是见蒋可以排除和谈干扰，有些人就不敢反对了。”
尽管事后有所解释，但周恩来严肃认真的态度，还是令张治中所料不及，时隔多年后，他回忆起这次和谈时曾说：
“中共对我去溪口一事反应如此强烈，实非始料所及，这件事对和谈的情绪实在是有所影响的。”
图|在河北张家口，军调三人组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检阅仪仗队
张治中在和谈时曾表示：“国共两党之争，好比是兄弟之争。”
可周恩来对此不敢苟同：
“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斗争，绝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他还预言：该协定在南京代表团，在南京当局，在南京方面爱好和平的人士，一定可以接受；但是我们也料到，南京的好战分子是一定不会接受的——其实，任何的东西他们都不会接受。”
后来事实发展果如周恩来所预料，和谈达成后，蒋介石在溪口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李宗仁、白崇禧更是直接拒绝再签字。
历史的洪流滚滚而来，不是一个两个人就能够影响得了的。
尽管周恩来、张治中在和谈期间屡屡争执，双方争得面红耳赤，但也仍不影响两人交情。
和谈破裂后，张治中滞留在北平，尽管仍旧苦闷，却也度过了三十年来革命生涯中最清闲的一段时光。
滞留北平的张治中一度打算动身离开，盖因思想深处背负着巨大的包袱：
“拿我(张治中)和蒋介石的关系来说，他是国民党的总裁，我是国民党的干部，而且在一般人看来，我还是他的亲信干部、重要干部；而他在反共，在主战，我则一贯地主张联共、主张和平，4月1日以后更跑到共产党这边来，一来就不回去了，这不是变成干部背叛领袖了吗？”
“我是一个国民党党员，但现在站到共产党这边来了，人家会不会说我是'投机’呢？这一问题在我脑海里盘旋了很久，没有想出一个答案。”“我是为和谈来的，而且是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和谈既然破裂，为什么不回去？留在北平干什么？算怎么一回事？”
图|1949年毛泽东、周恩来、张治中在北平火车站月台亲切交谈
周恩来作为张治中朋友，很了解张治中的顾虑，他挽留的同时还言辞恳切地劝说：
“你这是封建道德，你为什么只为一个人着想，而不为全国人，为革命着想？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也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
有周恩来这位老友的开导，张治中很快想明白了这一症结，并积极地投入到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当中。
毛主席介绍张治中：这位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
和谈失败，张治中留在了北平，随即国民党内展开诬蔑，说张治中是被扣留在了北平。
面对种种议论，张治中于6月26日发表《对时局的声明》：
“我现在北平所过着的是闲适自在的生活；而且引起一种欣喜安慰的情绪，与日俱增。为什么缘由呢？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多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露出新的希望……”
张治中声明中所发表的言论，无一不是体现一个爱国民主人士的家国情怀，客观上，也促成了各地国民党军的起义。
新政协筹备时，毛主席在介绍张治中时，曾对大家说：
“这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我想邀请他在人民政府中担任职务，你们看怎么样？”
张治中摇头婉拒：
“过去这一阶段的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已失败，成为过去了，我这个人也应该成为过去了。”
毛主席笑了笑说道：
“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声明之日起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年初一’做起。”
图|1950年1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合影
1949年9月，应毛主席的请求，张治中亲自出面促成了新疆起义，还就针对新疆军政事务写下千余字的建议，毛主席看后十分赞同，于是对张治中提出：
“请你与彭总一起到新疆去就地解决具体问题。”
西北设立军政委员会后，彭老总就任主席，张治中任副主席。
新政协筹备会议期间，毛主席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商讨国名，有很多人表示，不如就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唯独张治中提出不同建议，张治中认为“共和”两个字就已经有民主的含义，何必重复，不如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主席欣然采纳这一建议。
为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张治中付出了无数的心血。
即便是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张治中依旧忧心国事。
张治中晚年时曾这样评价过自己：
“我很惭愧，69年来奔波劳累，只有过错，毫无贡献，现在荣幸地看到中国人民脱离黑暗，趋向光明，这就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安慰和愉快。”
张治中这位和平将军，在过去艰难的革命岁月中，始终坚持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做不懈的努力和斗争，决不能算是毫无建树。
在国民党内整体腐败垮台的情形下，张治中做了最大的努力，尽管他在国民党政府中身居高位，却从未参加过派系斗争，在国民党各个派系人物所写的回忆录中，对张治中很少提及。
尽管如此，张治中也没有说过他们半句不是。
1969年4月6日，张治中在北京病逝，享年79岁。
图|张治中与夫人洪希厚合影
当时有人准备，不准备为张治中举行告别仪式，周恩来得知情况后明确表示：“一定要搞个仪式。”
“不仅我参加，还要通知张治中其他党内外的老朋友参加。”
4月9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为张治中举行了告别仪式，在仪式现场周总理深深地为老友鞠了一躬以表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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