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尤其在那个年代，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即便事业上再绚烂，情感生活的失败，也是致命的。
这个故事永远绕不开的人物：唐季珊。
唐季珊是当时一位著名的茶商，在上海、杭州以及东南亚地区都拥有自己的茶庄，也是当时阮玲玉所在华联制片厂的股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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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看他的照片，眉宇之间倒是有些书生气，斯文风流的味道。
当时上海受到日本军的袭击，大批人士赴港避难，圈子小，唐季珊和阮玲玉便在这样的情况下见过几面，唐季珊自此挂在了心上。
回到上海后，开始了对阮玲玉热烈的追求。
唐季珊是一个情场老手，对追女孩子颇有一套。
借着华联大股东的身份，经常探班，打点好剧组的每一个人，又单另另给阮玲玉带一束鲜花；
阮玲玉喜欢跳舞，他便在舞厅夜夜等候，偶遇佳人；
对阮玲玉的母亲和收养的女孩也颇为照顾，上下打点。
有钱、有闲、有心思。
遇到这样一个可以依赖的男人，几乎是当时女性能够想象到最好的寄托了。
何况对于阮玲玉来说，正想埋头逃离她上一段不幸的同居生活。
阮玲玉6岁时父亲去世，随母亲来到张家做仆人，自小便有一种低人一等的卑微感，性格向来懦弱；却偏巧，被张家的四公子张达民看上。
根据当时的风俗，“同居”是可以被接受的，是原配夫人和姨太太之间的另一种形式；但“主仆通奸”却是不能忍受的大事。
阮玲玉母女被迫离开张家，后与张达民同居，再后来为了张达民获取遗产而举行冥婚。
一边是阮玲玉经张家大哥张慧冲的介绍，开始接触电影，接连拍摄了《挂名夫妻》《野草闲花》《故都春梦》等多部叫座的作品，成为当时最火的女星之一，被称为“悲剧皇后”。
《挂名夫妻》的导演卜万仓曾评价阮玲玉：“她像永远抒发不尽的悲伤，惹人怜爱”
另一边，此时的张达民，逐渐显露出游手好闲、流连声色的脾性，不仅在赌桌上花光了自己的钱财，还逼迫阮玲玉用片酬来帮她还高利贷。
阮玲玉、张达民和养女小玉
正是这个时候，她遇到唐季珊，就像压抑痛苦生活中的一根救命稻草。
推动阮玲玉下决心的，是唐季珊为她在新闸路沁园邨买下的三层小洋楼。
谁都渴望峰回路转，转过这个弯儿便是柳暗花明。
这是一幢新式中拓小洋楼，胡同道很宽，可以容纳私家车进出胡同里的女人，把多少绵绵密密的故事藏在浮华背后，也是胡同外的女人流言碎语的对象
在阮玲玉和唐季珊公开同居关系的时候，她接到过一个电话：
“唐季珊不是一个好人，希望你警惕，不要重蹈我的命运。”
“你终究是一个戏子。”
说这话的不是唐季珊的原配夫人，而是中国影坛上第一位电影皇后，美冠一时的张织云。
也是唐季珊的上一个情人。
唐季珊钟爱女明星，又好像对“哀怨气质”颇为青睐，在阮玲玉接过“悲剧皇后”的称号之前，张织云被称作“”悲剧圣手。巧的是，她们与唐季珊在一起的时间，都是风华正茂的23岁。
与唐季珊在一起后，风头正盛的张织云息影了，一心一意的想退出演艺界，做个稳当的好“太太”。
20年代的女子像浮萍，即便花开的再绚烂，掌握了一身独自漂浮的本领，心也是不定的，好像没抓住个可以依靠的，就不算成功；一旦找到了这依靠互联，便使出浑身的力气去温暖怀里人，再用仅剩的力气去温暖一个寒冷的家。
而当唐季珊抛弃张织云，转向阮玲玉示好的时候，她已经过了丰韵饱满的青春，抖一抖都是金光淋淋的日子，不过是一位“过气女星”罢了；
争不得男人，也争不到事业。
然而这个小插曲没有太多的影响到阮玲玉，她还是与唐季珊同居，度过了两年安稳的好时光。
她最负盛名的代表作，《神女》、《新女性》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
好景不长，随着阮玲玉的名声渐起，张达民的野心也越发膨胀，之前阮玲玉为息事宁人答应每月给他的100元，已不足以满足他。
于是，他联系小报记者，控告阮玲玉盗窃张氏财产。
这件事本身不过是张达民钻个空子，但对于大众来说，是一桩女明星的桃色艳文，挑逗着大家对女星私生活的好奇神经。
阮玲玉惧怕出庭打官司。
这件事还要从她的好友，也是当时名噪一时的女星胡蝶说起。
当年胡蝶与前夫林雪怀的混编风波闹到法庭，出庭时候民众纷纷前来围观，胡蝶的私生活被赤裸裸的曝光在大众面前，换来的不是同情，而是当庭哄笑，和各种胡编乱造的小报故事。
当时张达民用这份报纸威胁阮玲玉：
“你十六岁就和我上床的故事，一定可以和她比个高下，要不要我将那些故事讲给黄色小报的记者听听啊？我肯定，你的这段情史准能卖个辣价钱。”
控告盗窃，阮玲玉选择私了，没有出庭。
张达民紧接着控告阮玲玉与唐季珊通奸，根据当时的规定，通奸当事人必须本人出庭。
一边是张达民的步步紧逼，另一边唐季珊为了撇清这件事与自己的关系，坚决要求阮玲玉出庭，并在报纸上刊登声明，澄清自己与张达民的关系。
华联中拓制片厂的厂长黎民伟曾在日记里记到：
“那是一帮人在上海的杏花楼里饮酒，阮玲玉一句话说错，唐季珊上来就给了她一巴掌。”
与此同时，唐季珊难改招蜂引蝶的本性，又与其她女明星交好。
阮玲玉发现，这个新的情人，正是她很好的朋友，当时上海舞厅的红舞女梁赛珍。
红极一时的梁家三姐妹，当时梁赛珍是阮玲玉的好友兼邻居
张织云的悲剧再次重演。
报纸记者对阮玲玉也是不友好的。
因为她当时的新作《新女性》。
这部电影中，阮玲玉饰演一位知识分子女教师，因为受到一位记者的诽谤而备受压迫，引起了社会热议。而这个反面的记者角色，被称暗指新闻界势力不小的滕树谷，引起了她对阮玲玉的大肆反击。
一时间，16岁同居、主仆通奸、盗窃、与唐季珊的情史，有的没的，都被登出来给人看。
阮玲玉曾在演《新女性》的最后一幕时，哭着呐喊“我要活！我要活着！”，可对她而言，她没能成为这样一个新女性，面对现实的压迫，她无法呼喊，只能隐忍的承受。
1935年3月7日，阮玲玉和唐季珊参加《新女性》的庆功宴，那天她穿了自己最爱的墨绿色旗袍，兴致大好，和每一个人拥抱亲吻。她很爱问人一句话：
“我是不是一个好人啊？”
或许是还想得到最后一点零星的温暖，或许是连自己都觉得自己不值得。
她爱跳舞，这晚宴会后，她叫唐季珊陪她一起跳到深夜。
就像烟花在消失之前都是灿烂的。
凌晨2点，唐季珊已然酣睡，阮玲玉在粥里放了三瓶安眠药，服药自杀。
她的那一纸遗书“人言可畏”传遍全城。
流言是扎根在空气里的东西，在报童叫卖的口水里，在胡同口叽叽喳喳的议论里，在你一言我一语的拼凑里，真相是什么，已经面目全非了。
服用安眠药，4小时内救治是有很大生还希望的。
但是当晚，唐季珊发现阮玲玉服药后，并没有将她直接送进离家很近、设备齐全的大医院，而是辗转多个偏僻的私人诊所，最终阮玲玉因救治时间延误而死亡。
他掩盖了阮玲玉之死的真相。
多年以后，“人言可畏”四子几乎成为了阮玲玉之死的标签，使它成为了社会道德的符号；而真正的遗书，却很少有人问津。
“如果没有梁赛珍，如果没有你那晚打我，今晚又打我，大概我不会这样做吧！过去的织云，今日的我，明日是谁，我想你自己知道就是了。”
阮玲玉的一生，16岁出道，拍摄了29部电影，是民国四大美女之一，是默片时代的经典。
但这看似光鲜的生活，却如同一块光滑诱人的奶酪，内里早是千疮百孔。
她的一弯眉，一低头，是烟视媚行的哀怨和恍惚，她的角色和她的人生总有些巧合，可她的经历成就了角色，角色却未改变她的人生。
很多人的命运，都被她无法改变的东西牵绊着，她的家庭、情人、性别、环境。
它们灌输给她“抗争无用”“这都是命”的懦弱；
它们灌输给她“女人终须靠着一个男人”的保守；
它们习惯在一段失败的感情中嘲笑女人无论对错。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或许这样决然的方式，会让她有一点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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