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1941）​湘北会战

​湘北会战

　　在中国传统武术中，认为对于弱小的对手 ，应该“正中直进”，强力猛取，反之，如果对方人高马大不可力敌，那就得“踩边门”，从两侧发起进击——这些理论源自古代的阴阳学说，事实上，用兵的道理也与之相符，《三十六计·围魏救赵》便说：　　“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　　在中日战争中，日本人多半靠“正中直进”取胜，而国民军则更喜欢用后一种打法，总的说来，后发制人，即“敌阴”的战术，运用起来是要比“敌阳”灵活，但是日本人在装备上占的优势要远远大于国民军，所以1939年以后的中国战场，形势就显得相当复杂，我们很难说中日双方在战术运用方面究竟哪个占了上风，不过，在1941年的第二次长沙战役中，国民军“踩边门”的天机泄露，结果被原本爱好“正中直进”的日军改换打法，重创了一次。　　虽然1939年对长沙进攻无功而返，但日本人一直没有放弃占领长沙的企图，上高会战便是这种企图的一个侧影：因为如果占领了这一地区，不说别的好处，单是控制了南部中国的两条交通枢纽，浙赣铁路和粤汉铁路，对于日后可能跟英美开战的日本人来说，就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上高会战把冈村宁茨打得灰溜溜地，带着第33师团去华北方面军述职，将一口恶气都出在中条山的卫立煌身上；这边他的后任阿南惟几中将接过第11军的烂摊子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策划对长沙发动又一次攻势。他的作战计划的草稿是直接从东京参谋本部带来的，所以代表了陆军界力求“一举解决事变”的雄心，可是不巧得很，因为德国人突然向苏联开战，日本人南下攻掠英美殖民地的原定计划便被打乱，在高层人物之间又形成北上夹击苏联论点的高潮，对长沙的攻击计划也差一点为之搁浅。　　如同所有第一次到中国战场任职的日本将领一样，阿南惟几一面对现实就不免觉得上司完全生活在空想中，因为中国的局面绝不象那些乐观主义者们宣扬的一般正在明朗化，反而相当严重。认识到这一点，他就向东京苦苦请求，总算被批准在近期内再度攻击长沙，但参谋本部的指示是原计划必须修改，即把目标变更为对第九战区部队的打击，而不得拘泥于长沙一点——由于这条指示，日本人第二次进攻长沙就又演变为压制性的作战，没有什么更高明的战略意图；并且当他们占领长沙之后，随手又放弃了。当年底东京终于决心向华盛顿挑战时，阿南惟几就不得不为夺占长沙再次挥戈南下，但那时情形已自不同，第11军又一次被第九战区装进了口袋。　　总结了第一次进攻长沙的经验教训，这次日本人决定不再从江西北部和湖北南部发动助攻，而是要集中全力由湘北直冲长沙，以拥有优势装备的强大兵力，彻底压垮国民军的抵抗。为此，阿南惟几把第3、第6、第4、第40师团的全部和第13、第33师团的各一个支队 [ 注：第33师团主力北调后尚留有一个[荒木]支队 ] 以及独立混成第14、第18旅团共计十五万人的庞大兵力都使用上，让它们并列于洞庭湖以东的狭窄正面上，要以密集的突击来冲破守军的防线。为了隐瞒战役企图，阿南惟几命令第六师团首先向临湘以南的大云山地区发动一次攻势，同时也可以方便由湖北南部调来的第40师团顺利展开。　　9月7日，第6师团从临湘以南兵分两路，开始进击大云山，出于志在必得的前提，所以日本人一上场就大量使用毒气，顿时将守军击溃，占领了这一地区的大部分要点，包括大云山。　　与第6师团判断的前方不会出现国民军主力的想法正相反，国民军已经由新墙河防线调来大批援军，开始向大云山反攻，因此在第6师团向自己的出发阵地移动以便将被占领的地区转交给第40师团不久，国民军就已冲到桃林以南，打头的新编第10师恰恰迎面拦住兴冲冲赶来接防的敌人第40师团，大杀一场，第40师团靠了大炮坦克，杀开一条血路，向新墙河以北规定给他们的出击阵地推进，不料左翼又冲出国民军的第59师，侧击之下，日军死伤枕藉，没过多久，国民军已经在这一线排开了四个师的人马，将第40师团阻击于狭窄的山间通道上。　　11日，国民军收复大云山。这期间，卢汉的第一集团军在江西北部发起助攻，攻克了安义附近的宋埠，同时，“湘鄂赣边挺进军”也在湖北南部大肆破击日军交通和电讯设施。　　鏖战至13日，眼见得第40师团打得一塌糊涂，阿南惟几便将荒木支队调往这一线增援，仍然被守军挡住。万般无奈之中，第40师团只好留下荒木支队在这一线与国民军缠斗，自己向西移动，准备下面对国民军新墙河防线的总攻。　　但是，薛岳显然没有把敌人可能发动的进攻放在心上，反而将日军在大云山的作战视为强弩之末，所以居然没有采取措施给新墙河防线添兵加将——这一线欧震的第4军，三个师中有两个参加了大云山之战，伤亡自不必说，甚至连休整的时间都没有，面对敌人四个半师团的强攻，其后果可想而知。　　9月18日拂晓，正好是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两周年之际，阿南惟几一声令下，新墙河北岸准备就绪的敌人四个半师团便集中所有大炮，猛轰新墙河北岸守军阵地，接着便靠了飞机掩护，十余万大军开始向守军阵地轮番冲杀过来，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第4军就没能如上次战役那般坚守多日，而是迅速土崩瓦解，大败而走，日军一下子便抢过河来。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把他剩下的两个军又逐一投入，力图在新墙河与汩罗江之间建立一道新防线，其所以如此，是因为：　　“此时战区指挥所有两个分歧的意见：一个意见认为只有死守，才能争取时间，不能一战即退。 另一个意见认为只有按计划进行逐次抵抗，才能争取时间，保存力量，有利于尔后的决战。结果是照前一个意见执行，不到三天，守军就被日军打垮下来。”（赵子立：《记抗日战争中四次长沙会战》）　　到19日，敌人先头部队已冲到汩罗江一线，薛岳这才开始后悔采纳了“前一个意见”，他从惊惶失措的情绪中清醒过来，好歹发出一道命令，让第37军、第99军在汩罗江南岸抵住敌人的进攻，而在新墙河一线被击溃的部队则重新集结，尾击敌军，同时，他命令从江西调来上高会战的英雄，王耀武的第74军守卫长沙；又命令第26军军长肖之楚带领第44师和军部直属战队先行推进到金井一线，准备从侧面攻击强渡汩罗江的敌人。但是，后面这两道命令虽是由密码发出，却被日军破译。　　被中国军队适时转入外线作战的计划吓了一大跳，阿南惟几不免暗自庆幸，马上改变原定作战方案，也不顾平野支队在洞庭湖南岸登陆成功这一十足威胁长沙的举动，决定将部队集中到汩罗江南岸平江至浏阳这条被国民军定为内外线作战的分界线上，要抢先把蒙在鼓里至今还自以为拥有外线作战优势的国民军一举干掉。本来薛岳的作战计划几乎可以毫无疑问地让日本人再次陷入第一次长沙战役中的那种窘境，可是由于密码被破译，不仅围歼日军的企图落空，还差点把好几个军的人马送入虎口。　　首先遭到情报战打击的便是第26军和第37军。阿南惟几把原来准备沿湘江向下进攻的两个师团都调往汩罗江一线，于22日开始强渡汩罗江，猛击第37军的防线，同时以两个师团（第6、 第40师团）在渡江之后从东边的山地之中迂回进攻，顿时将第26军包围起来，打得不可开交，李玉堂带着他的第10军急三四赶来解围，又被敌人打了个马失前蹄，在福临铺等地被抢了先手的日军击溃。　　24日，眼见得前线打得糟糕透顶，薛岳把司令部也搬出了长沙。就在这一天，第37军也被敌人的包抄打乱了阵脚，弃守汩罗江以南防线，第二天，第26军也抵敌不过，开始向四周突围；第三天，第10军全线溃退，长沙以北的战局几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根据破译的电文，阿南惟几拒绝了第6师团占领平江的要求， 而命令他们与第40师团立即追击溃退的国民军，迅速突破长沙城北的捞刀河，消灭奉调赶来抢险的第74军。此时，第九战区在关键的战术方面又发生了争执，　　“一个意见要将七十九军守长沙和捞刀河下游，重点保持于长沙，将七十四军使用于捞刀河上游，重点保持于沙市街。一个意见认为那是要命的意见，必须按照作战计划'争取外翼’侧击日军，将七十四军停止于浏阳地区，日军南进，我军西击正好打上日军的侧背。如七十四军拉到沙市街，则是我军西进，日军南击，正好打上七十四军的侧背……但结果仍是认为保长沙要紧，坚决执行前一意见。”（赵子立：《记抗日战争中四次长沙会战》）　　姑且不论日军是否破译了密码，可笑的是，后面一种如此精确而又简单的战术意见竟被否决，无疑又是那种要命的“自尊心”在作怪——必须守住长沙，才能不丢第九战区的脸！后来军事委员会居然还有脸枪毙第58师师长廖奇龄，只不过他给第九战区丢了脸——不“踩边门”，面对强大的敌人，国民军就注定了要失利。　　26日， 第74军人困马乏地赶到长沙以北， 适逢敌人突破捞刀河，王耀武便想利用自己这个军的战斗力，打一场进攻战来迟滞敌人，可是，由于在上高会战中遭受了严重损伤，已见得这个军的战斗力大不如前，何况他的三个师要对付敌人三个整师团（相当于国民军三个整编军的人数）——最后最关键的一点：他的动向早已由薛岳的电报泄露给了敌人。　　结果这支经过长途跋涉而来的生力军便不顾疲劳向前进攻，不久就和敌人第3、第4、第6三个师团交上了火。第58师上阵匆匆，又不知道右翼的第26军早已崩溃，一下子就被敌人“打上”了侧背，顿时招架不住。第51师和第57师不久也抵敌不过，向后败退，连王耀武所在的军部亦被敌人袭击，王耀武仅以身免。　　到27日夜里，由于有被敌人包抄的危险，第74军全线后撤，放开长沙正面，其它部队则更是泥菩萨过河，第79军夏楚中部在长沙外围略事抵抗，也向后败走，第二天，日军占领长沙， 随后第3师团继续向南追击，在29日杀进株洲。日军正自得意，30日那天却传来第六战区大举反攻宜昌的消息，本意就不在攻城掠地，因此阿南惟几命令在湘北的各路人马回援宜昌，结果反而遭到第九战区残兵败将的追杀，死伤了不少人马， 到10月9日这些部队全部退回到新墙河北岸时，已经伤亡了两万余人，第九战区的伤亡被俘人数则高达七万人，是敌人的350%，这一伤亡率比中条山战役还高——所不同的是日本人这回没有把他们好不容易夺下来的长沙和株洲据为已有，而是随随便便地扔掉了。　　第六战区反攻宜昌的行动本身并不具备任何意义，从理论上应称为围魏救赵，纯属替薛岳的第九战区解围，但是由于发动的时机太晚，于是连解围的意义也属不必，不过骑上了虎背，要下来便不容易。从30日开始进攻，先是打退了宜昌以北的敌人第39师团，随后向驻守宜昌的第13师团直属部队和它的第103旅团（这个师团的另一个[第26]旅团编为一个支队参加了湘北会战）发动进攻。　　反攻之初，由于国民军拥有近十万人的庞大兵力，所以在野战中很讨便宜，不久就将日军压迫进了宜昌城，但在接下来的攻坚战中，优势顿时失去， 一直进攻到10月9日，也只突破宜昌东北一角，那天晚上，眼见得手下兵马如云却奈何不了敌人两三个联队据守的宜昌城，陈诚不免怒发冲冠，集中了三个师的兵力由突破口向城内密集突击，日军不顾死伤，与国民军逐屋巷战。一直进攻到第13师团司令部门口的第9师， 却偏偏在这时候疲软下来，本来已准备自杀的敌人师团长内山英太郎急忙抓住这一战机，用毒气向外反击，国民军再衰三竭，竟被敌人的拚命一击赶出城来。到11日，一方面敌人两个半师团已赶到宜昌附近，另一方面军事委员会也来电要求停止攻击，陈诚虽然愤怒，也只好勒兵而回。第二次长沙会战也因此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