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古代中国
自然教育学与教育自然法的丰厚思想资源
自然教育学在中国本土思想体系中并非异质学说。亦可见，中国的现代教育学可扎根于《中庸》《道德经》《逍遥游》《孟子》等中国古代的思想资源，并可与西方的现代教育学思想相互会通、相互支援、相互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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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献《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这天性的集合其实就是一个活人即“自然人”。离开天性的规定而将“自然人”变成的那个“社会人”，是人为设计的，是人造的，是背离自然目的的；由于脱离人的天性的规定性，这样的“社会人”的生产过程当然不可能合规律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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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教育必须三者一致起来，于是“人的教育”和“事物的教育”必须与人不能决定的“自然的教育”一致起来。于是“自然的教育”(即人自身的自然或天性)成为“人的教育”和“事物的教育”的立法者。
这样的教育立场和教育观念可以在古代中国找寻到支持和支援，找寻到可供进一步提升的思想资源。早在先秦时期，古代中国人便找到避免人“变坏”的良方。例如，《老子》主张“复归婴儿”，《孟子》认为“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这都是为了防止人生的异化，以始终保全人的天性。
《礼记·中庸》开篇即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现在看来，这段话涵盖了卢梭自然教育学的全部原理，它清晰地界定并确立了教育的自然法。这段话是教育自然法的简易而准确的表述，同时可以视为全部西方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的一个总纲或提要。
《中庸》又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又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这是说，人应当诚天之诚，人道应当忠诚于天道，即人应当自觉使自身与天合一。接着，《中庸》复云：“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又云：“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未发”者，潜在也；“中”者，内在也。“未发”与“中”等义，其实就是“性”、天性、天性资源。而“诚者，天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谈的也是“性”。可见，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道、人道是贯通的，天命、天性是贯通的，天道、人道、天命、天性是统一、同一的。
“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自明诚谓之教”，以此可知，教育如果尊崇并遵从天道、人道、天命、天性，便能自然而然地、水到渠成地达到“明”的境界：“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天性、天性资源在人那里表现为潜在的“未发”以及内在的“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未发”在展开自己而转化为“发”的过程中，即潜能转化为具体现实，内在转化为外部现实，在这一过程中，如果这一转化过程使天性保全其自然而得以按其本性展开，便是“发而皆中节”，便是“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未发、中是天性、天性资源，是“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即“发而皆中节”，是“天下之达道”。这是主张，人生、社会、文化、教育都应遵从天性，充分利用天性资源。人生、社会、文化、教育其运作的每一步均应当师法天道，确保“发而皆中节”，这便是“中和”。于是，“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宇宙、人生的大团圆、大繁荣、大和谐、大统一、大同一，此即谓“中和”。这便是“天人合一”之境。
《中庸》还有一段话是专门表述开创“致中和”这一局面之方法论的：“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是说，天下万物各得其所，即各得其自然而然，各得其自由自在，这是自然的目的，这是天道；人道应当体现天道，应当担当天命；人自身亦应当“尽人之性”，同时又能“尽物之性”；人能做到这一切，便是对“天地之化育”及其规律的发现、尊崇、遵从与唱颂；“赞天地之化育”会导致这样的局面：人道彻底体现天道，天性完全实现天命，人亦由此而得以提升到天地的代言人这一崇高地位，从而与天地并列为三，“可以与天地参矣”!人由此得以自我实现，宇宙人生均得到大解放、大解脱、大自由。
可见，《中庸》这里谈了教育的自然法，同时又指出，教育的自然法又与一切人文世界的自然法是同一的，先秦《中庸》的思想如此富于先见，屡仆屡起，于今不灭而能够依然大放光芒，古代中国的优秀思想传统之宝贵于此可窥一斑。
《道德经》为韵文哲理诗体。《庄子天下篇》括其旨曰：“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居神明居。……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其说大体从天人合一之立场出发，穷究作为天地万物本源及宇宙最高理则之“道”，以之为宗极，而发明修身治政等人道。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道当取法于地，究源及道所本之自然。道之理则，分无、有二面。
道常无，无名无形，先于天地鬼神，而为天地万物之始，道常有，生天地万物，具无穷之用。道之理则贯穿于万有，表现为万有皆相对而存，极则必反，终必归，根本之规律。
在庄子的哲学中，“天”是与“人”相对立的两个概念，“天”代表着自然，而“人”指的就是“人为”的一切，与自然相背离的一切。“人为”两字合起来，就是一个“伪”字。在庄子看来不滞，就是于自然无所违。不凝滞于任何思想、利益等任何事物，从而达到圣人不凝滞于物的境界。吾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限的生命去极端的追求无穷的知识、利益，而忽略身边一切的美好这是滞碍郁滞的。庄子认为只有不滞于不滞，才可乘物以游心，而不被任何思想，利益所奴役，所累，才是全生。对中国后世哲学、艺术、各宗教经典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道德经》被誉为“万经之王”的神奇宝典，对中国古老的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无论对中华民族的性格的铸成，还是对政治的统一与稳定，都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从先秦老子、孟子，经由宋明心学，尤其是到了明代罗汝芳、李贽那里，童心主义成熟起来，而成为具有现代气息的学说。童心主义与西方现代学说多有可以会通之处，例如，童心赤子概念，“童心”比任何其他概念能更好地体现彻底自然主义和彻底人本主义。彻底自然主义和彻底人本主义的交汇点不可能是别的概念，而只能是中国的“童心”(赤子之心）这也是童心主义可与西方思想会通的地方。童心主义主张社会、政治、伦理、教育等领域的建设应当彻底回归人之自然规定性，童心及其人之天性资源是人文建设的原点和根本。
古代中国具有自然教育学、教育自然法的丰厚思想资源，于此明矣。中国自然教育从古至今，它的世界意义也日渐显著，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不遗余力地探求其中的科学奥秘，寻求人类文明的源头，深究古代智慧的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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