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著名女真文学者和希和格先生，自上次亲莅北京鉴审《女真字典》，获得满意结果后，不顾劳累以病弱之躯，立即返回呼市开始了撰写序文的工作。经过半个多月的奋战，先生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序文。该序不人云亦云，秉笔直书，义无反顾地肯定了该书的真实性，指出它是继《女真字书》后，再次编写的教授女真字的一部官编教科书。是西安碑林出土的《女真文书残页》的原始版本。和先生的这一肯定意义非凡，它必将为今后女真文研究奠定重基础。为使朋友先睹为快，编者自作主张，先将和先生序文草稿发表到这里，供大家赏析。今后出版正式序文，从正式序文为准。
女真初无文字，在辽代，俗称比较进步的“熟女真”亦由于很快契丹化和汉化，也没有创造自己的文字，至于生女真，仍处于“无书契，无官府，不知岁月晦朔，是以年寿修短莫得而考”。那时，“赋剑调发，刻箭为号，事急者三刻之”的阶段。由于没有文字，各部族之间交往受到很大限制，那么于辽交往靠什么呢？那时，只能用木质的信牌，也叫“木契”，作为凭证。在阿骨打的建议下，曾统一信牌，“令诸部不得擅置信牌，驰驿训事号令，自此统一”。虽然信牌统一了，但传送信息的内容也只能靠口述。由于“草木瓦石为筹，枚数其事而陈之”。使得听者都不免“愕然”。随着同辽接触频繁，使一部分人学会契丹语，精通契丹字的人逐渐增多，在破辽战争中俘获不少契丹人、汉人，于是女真贵族子弟“始通契丹汉字”。的人增多，其中，完颜宗雄只用俩个月时间便“尽通契丹大小字”。天辅三年（1119）六月，辽大册使太傅习泥烈以册玺至上京一舍，册文“不称金、不称大金，称东怀国，太祖不受，使宗翰、宗雄、宗干，希尹商定册文义指，杨朴润色、胡十答、阿撒、高庆裔译契丹字，使赞谋与习泥烈偕行”。说明，直到女真文颁行前俩个月，于辽交往的文书还要译契丹字，随着抗辽斗争的节节胜利，女真族历史地位的变化，各组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迫切要求创制本民族自己的文字。
女真语属于阿尔泰语系中的满洲——通古斯语族。关于女真文的创制，《金史》有明确记载:“金人初无文字，国势日强，与邻国交好，乃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国字，备制度。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天辅三年（1119）八月，《字书》成。太祖大悦，命颁行之。赐希尹马一匹，衣一袭。其后熙宗亦制女真字，与希尹所撰谓之大字，熙宗所撰谓之小字”。关于女真大字的创制，完颜希尹固然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绝非他一人所为。以往的史书，往往把某一种发明记在某一帝王将相头上，这是不公正的。实际上耶鲁也是创造和传授女真大字的重要人物。据《金史》记载，“25年（太宗天会三年）十月召耶鲁赵京师教授女真字”。需要说明的是天辅三年八月成书的《字书》是什么样的？显然，包括名词在内的常用字，既一个字表达一个完整意义的大字便是《字书》的主要内容。近年出土的《女真辞典》很可能就是完颜希尹创字的《字书》，至少《女真辞典》的编写是以《字书》为范本的产品。《女真辞典》的成书时间为天会二年，晚于《字书》颁行的天辅三年（1119）的时间七年。女真语是粘着型语言，用一个字表示一个完整意义，在实际应用会遇到困难，所以需要补充是必然的。金太宗三年天会三年耶鲁赵京师教授女真字的教材就是近年出土的《女真辞典》无疑。上世纪七十年代西安碑林出土的《女真文书残页》便是个佐证，碑林发现的《女真文书残页》经金启倧先生考证为金代初年的教科书，《残页》的内容、用词以及字形与《女真辞典》恰好吻合。
《大金得胜陀颂碑》是金代官方所刻的唯一与汉文对译的刻石，日本田村实造曾释读三次。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第三次释读也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刘凤煮、于宝林、道尔吉、和希格曾前后实地考察多次，在八十年代撰出对该碑的校勘和释读。完成了对该碑的深入探讨。这是我国学者首次系统深入地对该碑的研究，在国内外产生良好的反响。对于《女真译语》的研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金光平、金启倧在《女真语言文字研究》专著在内蒙古大学校刊上发表（后在文物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学者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研究女真语言文字的重大成果。该专著纠正了德国学者葛鲁贝的多处误出，同时批判了日本山路广明制字律方面的误导，开创了女真语言文学研究的崭新局面。八十年代初在金启倧先生主持下内蒙古大学制作了女真铅字，在他指导下完成的两名研究生硕士论文《女真译语研究》论文用铅字排版女真字刊载于《内蒙古大学》学报专号。这是《女真馆·杂字》研究的大部头论文。这一时期，刘凤煮先生的《国之诚银牌》及和希格的《从金代的金银牌探讨女真大小字》的论文对女真大小字的研究给予新启示。夏威夷大学美籍日本人清濑义三郎则府、澳大利亚康德良、台湾学者李学智以及东北师大穆洪利等先生对乙、丙种《女真译语》从不同侧面进行了探讨。
综观半个多世纪的女真文研究，虽然取得了些成果，但因缺乏金代编辑的工具书，其成果甚微。用明代四夷馆编辑的《女真译语》为依据，探讨了金代的女真文资料，很难取得言之有理，持之以恒的满意效果。
出土的《女真辞典》共42卷157本，辞条收入数千条，正文前有序，正文后有后记。首尾完备，整齐划一。其收入的女真字数量和辞条方面，在已发现的女真文资料中是空前的。不仅如此，参与编创的金代官员的文风同样值得后人所称赞，如，一个女真字的不同异体也都不厌其烦地纳入辞条中。
《女真辞典》的出土，对女真文学界将产生巨大的反响。其意义无论怎么评价也绝不会过高。女真文资料的释读，不仅有了规范、可靠的工具书，而且研究女真文制字律，女真文金石资料、文献资料的探讨，金、明两代女真文的演变，女真语与满语的比较研究，女真大小字的异体研究等诸多领域将产生不可估量的重大影响。
《女真辞典》的出土，对满洲——通古斯语族语言的研究，甚至阿尔泰语系各语族语言的深入探讨，乃至中国古代北方民族语言文字等诸多领域也同样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我国包括女真文在内的北方民族古文字研究处于低迷状态。《女真辞典》的发现，必将在女真语学界注入新生机，将再次掀起北方民族古文字研究的新高潮。
2016年5月25日于呼和浩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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