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年底，随着交通部的一纸命令，唐山铁道学院数千人携家带口，浩浩荡荡，分3批乘专列从北国迁徙大西南的四川峨眉。虽说故土难离，无限伤感，但最终也无奈地接受了这个现实。恍惚间已然过去40多年，学校又经历了一次搬迁，峨眉还在继续办学。但早期峨眉办学的历史，仍然值得我们去回味、沉思。
老传统落地新校址
唐山交大时期以“五老”为代表的一批教师树立起来的优良传统，跟随着时代的列车以及坛坛罐罐、仪器设备，在峨眉落地生根。“五老”的特点是，他们除去社会动荡的短暂时期，都是终身在校执教，言传身教，实践“双严”，使老交大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以积累、沉淀、凝练，成为影响一代代交大人的精神财富。新中国建立以后，像“五老”这样的教授还有没有？答案是肯定的，有！而且是成倍地增长。王继光、高渠清、王柢、钱冬生、吴炳焜、孙竹生、任朗、曹建猷、郭可詹、孙训方、沈志云、李泳、朱铃、钱清泉等等。他们以老一辈为榜样，融进了新社会的元素，在塑造新唐院、交通大学的传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跟随学校南下。西南交大在峨眉早期之所以不垮，就在于有一批骨干教师保留了下来，和其他教职员工一起支撑了学校的危局。
土木高渠清教授，1971年年底到了峨眉，夫人留在唐山，在唐山大地震中痛失妻儿。系里派人与他做伴，照顾他的生活，但他强忍内心的悲痛，坚强的说：“我没什么事，你们快去照顾其他同志吧！”土木王柢教授，在唐山大地震刚过，峨眉也盛传要地震、校园内一片风声鹤唳之时，住在防震棚里的他，依然在搞科研。机械孙竹生教授，在1950年代，刚刚因为在改进机车通风状态方面取得的成就而受到铁道部部长的通令嘉奖，转瞬间就成了大右派而受到批判。然而，改革开放后，他又重新披挂上阵，奔走在峨眉与北京之间，为争取科研项目操劳。数学郭可詹教授，似乎也是迅速地忘记了1957年的暴风骤雨，在全国恢复统一高考、教学工作走上正轨以后，一如既往地呼吁学校对理科的重视，拓宽学生理论基础知识。这批人有些已经不在了，但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男儿有泪不轻弹
在经历了短暂的彷徨与迷茫以后，西南交大人开始了自救与自强。在计划经济体制、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要在起伏不平的山丘建一所大学，近于天方夜谭。然而师生众手，挖山填壑，新愚公再现名山山麓。经过十来年的建设，一幢幢建筑错落有致地矗立起来。
对于以国家、天下为己任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最为在乎的不是生活的窘迫，境遇的不如意，而是事业不能为继，满腹才华而无施展之地，这就出现了校园内极为动人的一幕。
“再说建电机馆，当时曹建猷教授找到我，要建电机馆、实验室，讲得直流眼泪，很多人都看见了。”参与峨眉建校工程的胡敬俺回忆说。1975年年底，学校迁峨以来第一幢教学、实验大楼——电机馆落成，高四层，建筑面积6578平方米。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一个著名的铁路电气化专家，平时一向以硬汉示人，个人的私事没有让他流泪，学校的前途，学科专业的生存与发展让他心急如焚，不能自已。这位1951年与同样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夫人姚皙明双双放弃了在纽约市立学院的工作，带着全家来到唐院，在刚刚组建的电机系任教，后任系主任。1964年，他与杜庆萱、姚皙明一起，成功地主持了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线的通车试验。在“文革”中遭遇了丧妻之痛以后，也曾绝望，但是冷静下来以后，他把悲痛藏在心里，仍然对学校痴心不改，患难与共，终身追随。
1981年，在北京参加全国院士大会时，当赵总理接见参会院士，轮到与他握手自报姓名时，他报的是“西南交通大学”。赵总理先是一愣，然后问道：“你们那里现在情况怎么样？”曹教授答：“还很困难”。赵之前任四川省委书记，交大在峨眉的艰难处境他了然于心。曹教授的话，应该是提醒了他的记忆。看到身着蓝色铁路制服，高挑而瘦削的身影忙碌地奔波在校园的山间小道，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宋代诗人柳永的诗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第一张国际名片——“沈氏定理”
峨眉时期最大的变化是，“文革”结束以后，随着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和改革开放，教师走出国门，开始了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从1979年开始，他们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会议、考察、高访、留学，有的进入了国际学术机构任职，有的开展了国际前沿的学术研究，吸收世界的先进科技，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将还不为国际所熟知的新校名连同这所老学校，全方位地展现在国际科教界。这既是国家战略的结果，也是学校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其中沈志云的成果就是一个标志，也是学校的第一张国际名片。
在1976年之前，沈志云还是一名默默无闻的讲师，而在短短5年之后，他已登上国际学术的舞台，1981年，沈志云在英国剑桥大学举行的国际车辆动力学协会会议上宣读《韶山4型机车动力学计算与分析》论文。外国专家惊叹，原来中国也在研究这个问题了。此后，借助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做访问学者，已经53岁的他跟时间赛跑，一年多的时间，他在导师赫追克的指导下，进行了轮轨蠕滑力的计算问题研究，并取得了重大突破，经过计算试验获得成功。国际轮轨蠕滑力研究权威卡尔克对沈志云等发明的计算方法给予了高度评价，说它是“1983年世界蠕滑理论新发展的标志”。后来卡尔克将这一方法命名为“沈-赫追克-叶尔金斯”理论，此后“沈氏理论”被各国专家广泛采用。
后来，沈志云又在货车迫导向转向架研制、建设国家级牵引动力实验室方面获得成功。他在回顾走过的历程时，总结了4个方面的体会：其中之一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活动范围必须扩展到国外，认为中国人要领先世界，必须了解世界。峨眉交通不便，走出去要克服很多困难，但是，条件再艰苦、地方再偏僻，困难再大，都不能阻挡交大人走向世界的步伐。
三代师生的高铁情怀
科研是高校的命门，在峨眉“一穷二白”的科研条件下，交大人开始了艰难的科研探索。
从1984年10月起，我国开始陆续开行重载组合列车。但由于长大、重载列车的纵向冲动，造成列车行车事故增多，给我国刚刚起步的重载运输蒙上了一层阴影。而重载列车动力学研究，是发展重载列车的关键技术。“不牵住这个牛鼻子，中国的重载运输就搞不上去”。此时，自知年迈的孙竹生，从成都机车厂找来了长期从事车辆动力学研究、已是高级工程师的他的学生孙翔。师徒二人搭档，开始了向高速重载运输的核心技术冲刺。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终于争取到铁道部“高速列车动力学研究”的科研项目，而且被列入了“七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
为了高质量地完成研制任务，学校组成了以孙翔为首的技术力量雄厚的课题组，包括机车车辆动力学、计算机技术、轨道与线路、运输工程、工程力学等方面的教师、研究生共40余人。在3年多的时间里，课题组全体人员克服了难度大、经费紧、路线长等困难，发扬敢啃“硬骨头”的精神，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90年3月24日，铁道部决定进行大秦铁路万吨单元重载列车试验，在这次试验中，我校作为副组长单位，主要承担1台“8K”机车牵引8000吨、2台“8K”机车牵引超万吨的试验，并测试开行万吨重载列车对大秦铁路线路、桥梁等设施的影响。试验获得巨大成功。这是铁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综合试验，被外电称为中国的“阿波罗计划”。
孙翔的功绩不仅仅在此。我国先哲孟子曾有“得天下一英才而教之，是人生一大乐事”的遗训，孙翔也颇得此遗风。他以睿智的眼光，相中了时还稚嫩的翟婉明这匹潜在千里马。1985年，他以“三顾茅庐”、锲而不舍的精神，反复劝说本科提前毕业的翟婉明读研，揽其门下，继续其高速重载领域的研究。这位“三西”牌博士（本科、硕士、博士均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深得其师传，板凳坐得十年冷，终不负厚望，一路硕果累累。今天，当选为中科院院士的翟婉明成为了交大人的标杆，人们翘首期盼更多的“翟院士”横空出世，更期盼出现更多像孙竹生、孙翔那样具有“三顾茅庐”精神的伯乐。
校史上第一个教学特等奖
获奖虽不是唯一的目的，但却是一个标志，它标志着交大人严谨治学、严格要求的校风，在峨眉得到了承与发扬。
1989年，在全国第一次教学优秀成果奖评选中，我校社科系朱铃在全国为数不多的特等奖人选中脱颖而出，一个老牌的工科大学，最高教学奖爆在文科，在校内泛起了不小的涟漪。
朱铃1952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来校任教，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他追随学校从唐山到峨眉，到成都。作为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中首当其冲被冲击的岗位，他也走过了一段艰难而曲折的旅程。1950年代，这个因为讲课认真、受到学生欢迎而一举在学校成名、在院长的心中挂了号、回到教研室受到同室老师鲜花迎接的年轻教师，正意气风发徜徉、大展宏图之路时，“文革”开始，一夜之间给他贴满了大字报受到造反派们的批判。但是，他心怀梦想，负重前行，在1972年学校恢复招生，及至后来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学校教学工作走上轨道后，他放下包袱，重新启程，用多年积累的教学经验，结合新时期的特点，用峨眉县和铁路鲜活的事实和倾注给学生的一腔情感，把课堂变为知识与艺术的殿堂，让听课的学生如沐春风，润物无声，让枯燥无味的理论课变得生动、可爱。这个特等奖，是他以近40年百折不挠的努力为代价得来的，至今学校无人比肩。
朱铃的成就不是偶然的，其惊人的“内幕”就是：一是有良好的中文、新闻专业背景。二是喜爱京剧，平时练习吊嗓子，使得他讲课声音洪亮，清晰。三是一分天才加九分努力。
正如肖纪美学长所言，办好一所学校需要良好的软件与硬件及合理的工序。学生和教师就是办好学校的软件。一流大学除了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更需要把课讲得一流的教师，需要更多像罗忠忱、李汶一样，把理工科课程讲得“口若悬河”、“珠落玉盘，得之于心”的教师。
尧茂书带来的“旋风”
在1980年代中叶，在偏僻的峨眉山下，当时因改了校名而不为外界熟悉的西南交通大学，突然被国内外媒体所聚焦，名声大噪，那是因为尧茂书的首漂长江。
尧茂书因为摄影才华调入我校，是电化教育室的摄影师。从小喜爱游泳和漂流的他，1985年听说美国将派“激流探险队”于秋天从长江源头漂流而下，他想，我们中国人的母亲河为什么自己不去漂，要给外国人抢先？1985年5月29日，他和哥哥带着漂流必备物资，向长江源头进发。到达峰顶时，他把校旗插在冰峰上。
6月20日，尧茂书乘“龙的传人号”橡皮船，在沱沱河上游纳钦曲开始了漂流之旅。漂流的过程充满艰险，强烈的紫外线加上严重缺乏维生素，他的脸和嘴唇都溃烂脱皮。6月27日，尧茂书到达青海省格尔木市唐古拉乡小学，在那里，他给青海省省长黄静波写信，讲述了他的首漂动因、困难和希望得到帮助，以及若失事希望黄省长能组织第二支长漂队完成首漂的愿望。
学校对他的行为是支持的，出征前专门为他举行壮行会。途中还为他送去防兽的猎枪。那时还是校办秘书的陈祖继是四川日报的通讯员，对尧茂书的首漂最先发了消息。四川日报记者戴善奎以新闻人特有的敏锐眼光捕捉到该事件的巨大新闻价值，一直进行追踪报道。随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电台、四川日报等众多媒体的报道，全国人民都在关注尧茂书。抵达直门达时，一位旅日华人专门发去电文，向他致敬。
1985年7月24日，在漂行了1270公里后，尧茂书乘坐的“龙的传人”号在穿越通珈峡时遇难。尧茂书的行为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同。一大批热血青年在他的精神感召下，志愿组织长江漂流队，以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全国掀起了一股漂流长江的热潮。为什么尧茂书的漂流行为有如此大的社会反响？最早报道尧茂书事迹的记者之一、四川日报资深记者戴善奎剖析了其中深层的社会原因：“那是改革初期，中国社会正在前所未有的变革中。尧茂书的行为，如同思想启蒙，唤醒了人们沉睡的思想，激发了人们的理想主义。”有人称他是“国魂”，是“80年代青年人的骄傲”。尧茂书对学校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那一段时间，全校上下都在关注尧茂书，关注他每天漂流的进展，他的失事，举校痛悲。长漂事件被评选为当年学校十件大事之一。
以上只是学校主体在峨眉18年办学的一个缩影。一叶而知秋，当我们把眼光回望新唐院、老唐院乃至山海关时期，它折射的是一所大学历经变迁，纵然路途艰难曲折、困难重重，只要精神不倒，必将凝结共识，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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