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梁启超出身广东山村寒门，但自他开始，满门俊秀。梁启超共有子女九人，其中有三位院士，分别是建筑、考古、火箭专家，还有社会活动家、革命家、图书馆学家……他们没有仰仗父亲的名声，学贯中西，却没有一个人留在国外。学成归来后，他们在最艰难的岁月报效国家。
一个不含蓄的父亲
“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生活中的梁启超，从不吝啬表达父爱。他在信中会称思顺和思庄为“大宝贝”和“小宝贝”，思礼是“老白鼻（baby）”。思念凶猛时，他也从不掩饰，“我的宝贝思顺，我不是不想你，却是没有工夫想”。
梁启超酷爱写家信，他写给子女们的书信几乎占到了他著作总量的十分之一。时代的万千变化，家庭的柴米油盐，情感的颠沛豁达，都被梁启超写到信中。
梁启超的一项教育原则是褒大于贬，鼓励为主。给孩子们的奖品，大多都是他亲手写的对联或诗词等。但涉及大事时，即使是他最爱的思顺犯错误，梁启超也会毫不留情地批评。
梁启超把儿女当成朋友一样平等对待。除了关心儿女的事，他也花费大量的笔墨记述自己的近况和所思所想，与他们交流。1927年，梁启超的小儿子思同患流行性肺炎病逝，稍大一点的思礼也因肺炎连日发烧，差点没命。梁启超着急到五天内给海外的孩子们写了三封信。
当时时局动乱，连年兵灾，梁启超在信中讲了很多悲观的话，但在信的结尾，他告诉孩子们：“你们别要以为我心境不好，我现在讲学正讲得起劲哩，每星期有五天讲演，其余办的事，也兴会淋漓，我总是抱着'有一天做一天’的主义（不是'得过且过’，却是'得做且做’），所以一样的活泼、愉快，谅来你们知道我的性格，不会替我担忧。”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爱情故事至今为人所津津乐道。梁启超同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是挚友，他非常欣赏林徽因。但他也明确告诉梁思成和林徽因，这事得由他们自己做决定。
当林长民被奉系军阀袭击身亡后，梁启超第一时间写信给梁思成，告诉他要镇定，好好安慰林徽因。当时梁启超的境况也不容乐观，但还是揽下林徽因的学费。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结婚典礼在加拿大总领事馆完成，“东方式”的结婚礼服，中西结合的婚礼。他们能成婚，是梁启超“全生涯中极愉快的一件事”。梁启超送给新人两个祝福，一是注意身体健康，二是互相体贴，一起成长。
梁启超还精心为他们安排欧洲的蜜月旅行，他们在那些充满欧洲文化的建筑旁照相、画素描、写日记，那次蜜月之旅也为二人在建筑史的教学和科研打下重要的根基。
“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
“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甚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甚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主义做根柢。”梁启超在《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的演讲中阐释自己的趣味观。他对子女的教育也是如此。
尽管梁家子女众多，梁启超没有忽视任何一个孩子的现代教育，对每个人都有具体的指导。他常常购买旧书、字画，既自己读赏，也当作礼物送给孩子们，在文化和审美方面对他们进行引导。即便自己忙得脚不着地，他也会盯着孩子们学习，会抽空带子女们出去游玩——游乐场、赛马场、听歌剧。
梁启超在天津时，家中有个习惯：每晚六点半，全家都要围坐在大圆桌前，听他天南地北地讲。梁思成曾向女儿梁再冰回忆，孩子们匆匆吃过晚饭后，父母慢吞吞地饮酒。梁启超总会谈论他正在写作的题目，有人物传记、史哲、文学、国学……
等子女们长大后，纷纷越洋留学。梁启超多次嘱咐思成，所学专业不要太“专门”，生活不能变得单调，这样会容易厌倦，厌倦就会苦恼，容易滑向“堕落之根源”。梁启超更是现身说法，说自己能够永久保持不厌倦的精神，就是因为能保持丰富有趣的生活。
梁思成在清华大学时，除了学业优异，音体美也样样精通。他曾任清华管乐队队长兼第一小号手，跳高还获过校运会第一名。
在子女面临选择时，梁启超只是以父亲的经验分析学科的发展，提建议，从不干涉他们的兴趣。当梁思成在美国留学，考虑回国就业时，梁启超只是建议他从美术建筑转为建筑工程，但由思成自己做决定。
对于思庄，梁启超本想让她学生物，希望家里能多几个学习自然科学的人。思庄按照他的指点，进入加拿大麦基尔大学读生物。但读了一段时间后，思庄始终对生物不感兴趣。梁启超听说后，赶忙给她写信，告诉思庄，自己所推荐的未必合适她：“你应该自己体察作主，用姊姊哥哥们当顾问，不必泥定爹爹的话。”于是，思庄转到自己挚爱的图书馆学，后长期在北京大学工作，成了图书馆学家。
“皆以修身为本”
梁启超在日本流亡期间，生活清苦，之后在一位华侨的帮助下，才带着全家搬到了神户郊外的一幢别墅。周围依山傍海，可以听见海涛和松林的涛声，梁启超将那里称为“双涛园”，梁家特有的“梁家学堂”也在这里诞生，“双涛园”里有梁家的子女，也有亲戚的孩子，梁启超称他们为“双涛园群童”。
梁启超平日不是奔走活动，就是著书办报，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但只要有空，就会给他们讲故事。晚饭后，众人围坐，梁启超一边喝酒，一边讲爱国英雄的故事。这些精神成为子女们的人格底色，在日后各自的人生和苦难中，支撑着他们。
“皆以修身为本”是梁家教育的核心，根基便是儒家文化的修身之学。梁启超亲自为儿女们讲《孟子》，希望他们可以熟诵《四书》《论语》等儒学经典。
1923年，思成、思永在北平遭遇车祸。在思成住院两个月间，梁启超认为正是读书的好时候，让他借机温习《论语》《孟子》《资治通鉴》《战国策》等，希望他可以在忧患中成才。他说：“人生之历途甚长，所争决不在一年半月，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招精神上之萎葨。汝生平处境太顺，小挫折正磨练德性之好机会。”
梁启超乐观的天性影响了子女和兄弟们。1926年，梁启超尿血，“协和”医院割掉了他的右肾，没有查出病变。徐志摩等人对此十分不满，在报纸上声讨“协和”。梁启超却为“协和”说话：“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之前途进步之障碍。”
手术失败后，梁启超一直都忍受着疾病的折磨，他却从不放大痛苦，总是在信中跟子女们说自己仍在“得意地讲演”，身体“健旺”，请他们不用担心。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溘然长逝，年仅56岁。中国依然在风雨飘摇之中，军阀混战，列强虎视眈眈。梁启超心中的少年中国尚未实现，而他的少年们陆续成长起来了，继续着他未竟的事业：
1948年，梁思成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为保护中国古建筑耗尽一生心血，他和林徽因及清华师生一起设计了新中国国徽。
1930年，梁思永冒着硝烟战火回国，参加考古工作，与兄长梁思成同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49年，梁思礼获博士学位，毅然回国，是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也当选了中国科学院院士。
如梁启超那篇著名的《少年中国说》所写：“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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