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季节，学校每周都要组织学生“走出去”，帮助周边各生产队扳苞谷、拾棉花、拔豆秆等。外出劳动时都是以班为单位，由班主任带队。对帮助自己干活的这些师生，社员们都心存感激。例如我们辛村常家队，每次除便饭招待教师外，还要蒸几锅热红苕抬到地头，供学生享用。有的生产队庄稼地离校很远，劳动结束时天就黑了。例如麦王一二队、詹家队等，庄稼全在渭河西岸，师生们来回都要乘船过河，相当辛苦。除支援周边各生产队外，学校还多次应邀帮助辛庄农场扳苞谷——农场苞谷的种植面积很大，职工却很少，他们忙不过来。
除赤水塑料厂工人被“请进来”外，学区的几个生产大队，当年都给学校派过“贫宣队”。漾田大队左卫寨的“老杜”（杜树林）、新城大队后李村的“老李”（李志高）等，都在学校常驻过。麦王大队农科站和新城大队兽医站，也都先后被“请进来”，特别是新城大队兽医站，在兽医师李中林主持下，竟在校驻扎了好几年。农科站的科技人员给学生上农基课，给教师讲农科知识，指导学校种植小麦、玉米。兽医站一方面现场示范，教学生学习兽医和医疗技能，另一方面也对外开放，或给周边村子牲畜看病，或外出巡回医疗。因此常会看到一些社员，拉着马、驴、牛等来学校求医。
当时各个中小学对于学生“学文”，并不十分重视。因为除1972年举行过一次升学考试外，之后再也没举行过升学考试。其原因是1972年的那次考试，后被视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而广受批判，因此之后便由推荐制度把考试制度替代了。
每年高中招生时，都是县上把指标分配到公社、公社把指标分配到学校、学校把指标分配到班级。推荐程序是先由班主任提名，再由学校平衡，最后报公社批准。推荐条件以家庭成分为基础，出身好的学生优先。贫下中农子弟因为“根正苗红”，所以只要表现较好，一般都会列入推荐名单，升入高中继续学习。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特别是“黑五类”子弟，想上高中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根据上级安排，学校会把这些学生列入另册，象征性地分一两个指标。有幸占据这一两个指标的学生，被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树为体现政策的典型。其余的则无论人数多寡，成绩好坏，一律不予推荐，全部回家务农。
反思当年“开门办学”的种种做法，有人认为它促使学生从小参与更多的社会实践，触及更多的社会知识和劳动技能，对培养他们团结互助、吃苦耐劳、自理自立、自信自强的意志和品质，是很有益处的。但更多人则认为，这种做法耽误了学生的青春，荒芜了学生的学业，是一种极左的做法，是得不偿失的，完全不足取的。孰是孰非，暂且不论，但现在仔细想来，从那时算起，我们的教育革命已走过40多年的路程了，然而时至今日，似乎还未真正找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路子。特别是基础教育，显然已从一个极端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从全面废除考试，到全面恢复考试，到极力强化考试，到万马奔腾争上独木桥局面的形成，成了一道令人叹为观止的社会奇景，从而使基础教育淡化了自身的独立价值，丧失了“育人”的基本功能，异化为一个制造应试机器的大工厂、大学生生产流水线上的一批小车间。“亚洲最大的高考机器、通往天堂的地狱”，就是外媒对我国某所将应试教育演绎到极致的中学的“高度评价”。虽然每年都能造就一大批高考机器、考试能手、分数英雄、高考状元，但与培育人造就人的目标越走越远。特别是过分看重学生的学习成绩、轻视对学生的人文关怀；偏重对学生的知识灌输、应试技能训练，忽视对学生的人格教育、心理教育、生命教育等，其弊端已令国人不能容忍。一些学生稍不如意就自杀或杀人，是这种畸形教育结出的最严重的恶果。
著名学者、印度诗人戈尔泰说得好，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向人类传送生命的信息，生命应当成为教育的原点。”真正成功的教育，理所当然的是培养学生积极健康向上的人格。一位网友说得好：“只重视考试成绩而忽视人格教育，学生再有才也是危险品！”然而，试看今日之教育，竟是何等之状况：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我拼命，我怕谁！提高一分，干掉千人！要成功，先发疯！考过“高富帅”，战胜“官二代”！不做地下虫，要做天上龙！不苦不累，高三无味；不拼不搏，一生白活！宁可血流成河，绝不落榜一个！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熬一个春夏秋冬，享一生荣华富贵！此生只为高考狂，冲进重点孝爹娘！不像角马一样落后，要像野狗一样战斗！背水一战拼他个无怨无悔，破釜沉舟搏他个日出日落！家中父母吃苦受累盼的是捷报频传，灯下学子呕心沥血想的是金榜题名！十年寒窗苦读效三皇五帝逐群雄，一朝金榜题名成八斗奇才傲天下！
难怪有人看了惊呼：
——天哪！这哪里还是教育，哪里还有一点教育的品位！
——妈呀！中国的家长疯了，中国的学生疯了，中国的学校疯了，中国的教师疯了，中国的教育疯了！
这种情况，实在令人担忧。鉴于此，我内心五味杂陈，不时地想起“开门办学”的那个年代！——一个既锻炼人又耽误人的年代,一个令人不堪回首但又难以忘怀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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