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夏商周三朝被视为华夏文明的奠基石，而关于它们的祖源和族属问题亦一直是学者们探究的重点。众所周知，夏朝周朝的祖先都被认为是远溯至黄帝的后裔。然而，对于商朝的族源，史书中的记载却显得朦胧模糊，甚至与考古发现存在矛盾。商人自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那么这个＂玄鸟＂到底指的是什么呢？而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何商朝人不把自己的族源追溯到与夏周同宗的黄帝呢？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考古发掘，学界对商朝的族源有了全新的认识，究竟是什么样的发现推翻了过去人们对商朝族源的看法呢？
在追溯夏商周三朝族源的过程中，学者们发现对商朝祖先的记载往往存在着种种疑团和矛盾之处。早在战国时期，便有学者对史书所载商朝出自黄帝曾孙帝喾庶系的说法提出质疑。直到今天，仍未见任何古籍能对商族起源作出明确无误的说明。
相较之下，流传下来的商朝诗歌《商颂》中，商人自己对族源的描述倒是清晰而有趣。他们宣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这一记载明确表明，商族的母系确实来自有娀一族，但父系却出自神秘的＂玄鸟＂或＂帝＂一脉。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玄鸟到底指的是什么？是否商朝人根本就不清楚自己的父系祖先，所以只好借用神话般的象征来代替？亦或是他们崇拜某种鸟类图腾，因而自称天命玄鸟降生？
不过，在探究玄鸟之谜之前，我们还需先解开另一个谜团:为何商朝不像夏朝和周朝那样，把自己的族源追溯到远古圣人黄帝呢？
根据《山海经》的记载，商朝遥远的先祖曾被称为＂王亥，两手操鸟＂，看来商族崇拜鸟类图腾的说法的确有一定根据。再结合《商颂》对商族祖源的描述，我们或许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测:商朝的祖先，其实就是一个以鸟为图腾的原始部落。
而这个原始部落，显然与黄帝时代的诸夏部族并无血缘关系。商朝人之所以没有把自身族源与夏周朝代相提并论，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史记》关于商朝祖先的记载会引起古人的质疑了。因为把商朝的族源归于黄帝一系，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
不过，单凭文献已无法彻底解开商朝族源之谜。从下文可以看出，直到近代，考古发现才真正为我们拨开了迷雾，让商朝的来历重见天日。
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河北及山西等地的发掘中，陆续发现了一系列与商朝有关的文化遗存。这为探索商族的来历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最早被确认为先商文化的，是发现于河北邯郸漳河流域的下七垣文化。下七垣文化的主要特征是使用绳纹夹砂陶器，尤其是那种造型独特的有腰隔甗和卷沿深腹盆，显然继承自河北南部龙山文化涧沟型的器物风格。
同时，下七垣文化中也大量出土了鼓腹鬲和三足瓮等典型山西晋中龙山文化器物，以及夹砂中口罐、大口尊等山西晋南夏文化的代表性陶器。由此可见，下七垣文化的形成受到了涧沟型龙山、许坦型龙山以及东下冯型夏文化等多个文化的影响，是一种多元融合的产物。
不过，最为重要的线索是，下七垣文化中广泛使用的陶鬲这一炊具，被认为是商族文化的一大特色。正如著名考古学家邹衡所说，＂陶鬲作为最主要的饮器，乃是商文化的最突出的特点＂。
由此，考古学界得出结论:下七垣文化即为商朝的先驱文化，它的出现标志着一个全新的民族共同体——＂大商族＂的形成。这个大商族由河北本地族群、山西晋中族群以及山东泰山族群等多支族群合流而成。
值得一提的是，下七垣文化在河北邯郸一带的发现具有相当的突兀性，这种文化形态显然并非那里本地文化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由外来族群带入的。这印证了史书中所说，商族曾东迁至冀南一带的记载。
而有趣的是，按照碳14年代测定，下七垣文化的上限相当于夏朝中晚期的二里头文化二期，距离大禹时代还有一段距离。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商朝人口中所说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其实指的是在大禹建立夏朝之前，他们祖先便已存在于华夏大地之上。
从下七垣文化发展到后来的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商族的文化风貌日渐成熟，但器物使用习惯的延续性却保持得很好。无论是遗址中绵延不绝的陶鬲，还是那些独具特色的深腹卷沿盆，都清晰地勾勒出了一脉相承的商族文化脉络。
虽然下七垣文化为我们厘清商族的源头带来了曙光，但始终还有一个重大谜团未解:他们的先祖到底是从何处东迁至河北的？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处名为陶寺的遗址被发掘，才为这一谜底画上了重重的注脚。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长治市，属于晋中龙山文化的范围。在那里，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富含文物的聚落遗址。但遗憾的是，该遗址的建筑和大部分陶器都被火光吞噬，地面上满目疮痍、散乱一片。
经过考古专家的分析，当时很可能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外族入侵和洗劫。入侵者不但将陶寺村庄夷为平地，还将男女老幼全部杀戮，只留下了那些被掩埋在地下，幸免于难的陶器。可以说，这是一个惨绝人寰的悲剧。
那么，陶寺村的居民又是何许人呢？通过出土陶器的制作工艺和风格，专家断定他们即是当时生活在晋中地区的龙山文化族群。而值得注意的是，陶寺遗址的龙山文化陶器，与位于山东境内的鲁西龙山文化陶器风格明显不同。两者都属龙山文化系统，却出自不同的亚文化。
这种差异恰恰为我们提供了破解谜团的线索。分析人们发现，陶寺遗址的不少陶器器型与下七垣类型十分相似，特别是那些典型的鼓腹形陶鬲，数量之多前所未见。
据此，考古学家推断出一个惊人的结论:下七垣文化即是由陶寺一带的龙山族群和山东鲁西的龙山族群相融合而形成的！换言之，正是在那场不幸的外族入侵之后，陶寺一带的龙山族群被迫东迁，最终与鲁西龙山族群结合，在河北邯郸一带繁衍生息，发展成为先商文化的开端。
这一发现无疑为解开商族的谜底增添了重要的一笔。不仅证实了商族确实东来中原，并从晋中龙山文化中汲取了文化基因，更弥补了史书中唯一提及商族与大禹结盟的重要线索。
我们知道，在夏朝建立之前，以尧舜为首领的各部落联盟曾与河北诸族进行斗争，最终被大禹率领的新兴部族联盟所取代。而考古发现正印证了这一点:陶寺遗址的毁坏，很可能就是当年大禹率领的部落对付龙山各族的一次行动。
之后，幸存的陶寺龙山族群东迁，与山东鲁西龙山族群汇合，成为了夏朝建立后，商人口中所说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商族先祖。这支新兴部落很快就融入了大禹领导的新政权，并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纵观史书对于商族来源的记载，往往存在诸多矛盾与疑点。一直以来，学者们都在努力寻找能够解开这一谜团的最后一块拼图。直至近年来，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早在20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在安阳殷墟出土了一批较为完整的人骨化石。这批遗骸距今已有3500多年的历史，堪称是当时商朝贵族的珍贵遗存。而在随后的研究中，生物学家对这批人骨进行了系统的DNA分析。
首先，研究人员对人骨化石的DNA样本进行了STR基因分型检测。检测结果显示，这批商代人骨中包含了两种不同的DNA成分:一种是与现代中原汉族人群高度相似的古中原型，另一种则是在当代东北亚人群中普遍分布的古东北型。
而在随后的单倍型分析中，结果更加令人瞩目:这批商代人骨中，男性Y染色体单倍型完全归属于当今东亚大陆人群所拥有的O3a和O3a1c亚型，女性线粒体DNA则几乎全部为目前中原地区最常见的D型。
这意味着什么呢？其一，商代人群的确同时拥有中原和东亚两种不同的遗传成分，但这两种遗传成分都属于东亚大陆人种范畴，与外来移民人群完全不同。其二，商族女性则基本上都是出自中原本土居民。
这一发现无疑推翻了过去一度流行的所谓＂商朝白种说＂。从遗传学角度来看，商族绝非外来移民，而是一个由本土居民和北方游牧民族融合而成的新兴民族共同体。
更值得注意的是，专家发现这批商代人骨中的线粒体DNA成分几乎完全属于单一的D型。而D型线粒体DNA在现代汉族人群中占据了接近40%的比例，这足以证明古代中原地区人群与今人有着直系血缘关系。
也就是说，虽然商族在性格、语言、习俗等多方面存在差异，但他们的母系基因其实与中原平原上的其他部族并无二致，商朝人群与诸夏一样，同根同源于华夏大地的原住民。
这一结果对于解开商朝祖源的困惑来说，可谓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如果将之与考古发现相结合，我们就能还原出商族的大致来历:
商族的确是中原本土部族，但他们的先祖最初并非诸夏，而是游牧于河北、山西一带崇拜鸟类图腾的原始部落。后来这个原始部落不断壮大，逐渐接纳了东北亚游牧民族的人口，形成了新的＂大商族＂共同体。
纵观整个华夏文明的发展历程，夏商周三朝的兴衰无疑是最为辉煌的一段历史。而有意思的是，尽管夏商周三代人的族属有所不同，但他们的文明成就却呈现出了明显的承传关系。
最明确的例证，莫过于在安阳殷墟所发现的那批文字遗存。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商人在书写文字时使用的是一种极为原始的＂甲骨文＂。而这种甲骨文的形制，实际上与夏朝时期的 ＂刻璞＂和＂刻符＂无疑都有渊源关系。
除了文字之外，商人对于宗教信仰、建筑风格等诸多层面，也都延续了夏朝的一些传统。比如说，商人与夏人一样，都奉行着祭祀先祖的礼仪；而著名的宫殿建筑＂曾伯阳＂的平面布局，其实也沿袭了夏朝建筑的＂外朝内寝＂格局。
这种文明承传自然不是偶然的。考古发现表明，当年夏朝灭亡之后，部分夏人很可能被迫融入了新建立的商朝王朝之中。比如说，距今约4300年的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大量与夏文化类似的陶器，反映出夏朝文明在那里留存了很长一段时间。
到了后来，这些残余的夏人很可能被整合进了兴起的商族当中，成为了商朝的一部分臣民。正是由于如此，夏文明的某些遗产才得以在商代得到延续和发扬。
当然，更重要的是，商朝吸收了夏朝文明最为核心的成就——铜器制作技艺。考古发现，商朝青铜器的制作工艺有很大一部分都可以追溯到夏代。这使得商人的青铜文化赫然成为华夏文明的代表。
除了对夏文化的继承之外，商朝文明同时也吸纳了众多其他文化的养分。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受到当时发达的岳石文化的深刻影响。
岳石文化主要分布于山西南部至河南北部一带，是商朝的主要铜矿资源所在地。由于长期通商往来，商人很自然地受到了岳石文化的影响，并借鉴了岳石人的许多生产技术和艺术风格。
比如说，商朝那种著名的铜镜图案，显然就是源自于岳石文化的岩画艺术；而更为人熟知的＂四狳＂这种动物造型的青铜饰件，其雏形也很可能来源于岳石文化的岩雕作品。
这种跨地域、跨民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正是夏商周文明得以源远流长的关键所在。一代又一代的王朝，不断汲取周边各族的优秀文化成果，让中原文明的版图持续扩大，内涵日益丰富。
正是在这种＂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不断互鉴交融的过程中，华夏文明才得以在漫长的岁月里锐意进取，百花齐放，留下了那么多灿烂的文化瑰宝。而商朝，则是这段光辉历程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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