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张“书诸绅”与箴诫传统
刘 全 志
子张“书诸绅”出自《论语》，因涉及子张与孔子言语的记录，以致现当代学者谈到《论语》的编纂时，总要提到它。而且大家往往趋于一致的看法，认为子张的书写行为代表着整个孔门弟子记录孔子言行的情形，即子张“书诸绅”是孔门弟子笔录孔子言行的一个典型代表。这一认识在现当代学界被普遍接受，如钱穆、郭沂、陈桐生等学者认为子张“书诸绅”是整个孔门弟子书写、记录孔子一言一行的缩影：孔门弟子平时谨书笔录孔子的言行，而此次子张之所以写在绅带上，是因为“此次子张由于未备竹简，他急中生智，将孔子的言论记在了衣带上” [1]。钱穆等人的观点，又直接波及到知识界的其他领域乃至普及读物对“子张书诸绅”的解读[2]。
知识界的这一解读，目前还在继续，如有论者在讨论孔子与鲁哀公问对文本时，将子张“书诸绅”当作一个重要例证做了以下描述：“一次，子张向孔子请教‘行’，由于当时未备竹简，情急之下‘子张书诸绅’，将孔子的话记在了自己衣带上。[3]”“情急之下”的认识，风行天下，以至有些论者直接将子张“书诸绅”称之为夸张、雷人的行为[4]。当代社会的这些看法是否符合子张“书诸绅”的本义，这是笔者试图回答的关键问题[5]。
一 绅带之于子张生活时代的意义
子张“书诸绅”[6]见于《论语·卫灵公》，为了便于全面分析，现将“子张问行”章内容引录如下：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7]
显然，子张与孔子讨论的重点是如何“行矣”，而非“行乎哉”，即人生世上如何行得通、吃得开、到处受欢迎。这一“行矣”加以提升，便是如同皇侃所说的“欲使道行于世”[8]。同时，这里的子张与孔子问答，如同在其他时间和场合子张、孔子问答干禄、闻达一样[9]，是实现“达行”的方法与原则。从记述的文本内容来看，这里有子张之问、孔子之答、子张的反映，而且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子张之问、子张的反映被压缩成一句话，形成极致的简短；而孔子的回答，详细周尽，正说反说以及具体的要求、做法，悉在其中。从现当代学者的观点来看，目前在解读子张“书诸绅”方面似乎达成一个共识，即子张“书诸绅”是匆忙的、即刻发生的书写行为。但是，如果我们结合子张及孔子所生活的历史语境来看，当前学界的这一看法不但无视“绅带”在古代礼服中的重要意义，而且也忽略了 《论语》“子张问行”的文本重心，更没有深入挖掘子张“书诸绅”的历史传统。
绅带是古代礼服中的重要部件，承担着重要的礼仪功能。除了子张“书诸绅”，《论语·乡党》在记录孔子日常行为习惯时也谈到了“绅”：“疾，君视之，东首，加朝服，拖绅。[10]”孔子生病，国君来看望，孔子躺在病床上让别人为自己“加朝服，拖绅”，孔子如此做法的心理动机，古代诸家已经注释得特别清晰，如何晏《论语集解》引东汉包咸曰“夫子疾”“不敢不衣朝服见君也”[11]。而“衣朝服见君”之礼，皇侃《论语义疏》注解得最为详实：“孔子既病，不能复著衣，而见君不宜私服，故加朝服覆于体上，而牵引大带于心下，至是如健时著衣之为。[12]”皇侃的这一认识被后世的注家所采用，如邢昺《论语注疏》云：“以病卧，不能衣朝服及大带，又不敢不衣朝服见君，故但加朝服于身，又加大带于上，是礼也。[13]”朱熹《四书集注》云：“病卧不能著衣束带，又不可以亵服见君，故加朝服于身，又引大带于上也。[14]” 如此看来，“绅”与朝服一起使用，是孔子时代礼见国君的必备服饰，所以《论语》之《乡党》所说的孔子“吉月，必朝服而朝”、《宪问》所记的“陈成子弒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其中孔子穿朝服朝见国君的场合必然有绅带的踪影。从这些文本记录可见，绅带在孔子服饰中的重要地位。总之，绅带与朝服的同时使用以及孔子对绅带的重视态度，至少说明绅带是礼服必备之物：它不同于皇侃所说的“私服”，也不同于朱熹所说的“亵服”。子张见孔子也许身穿礼服，但绝对不会将礼服之重要部件“绅”拿来当应急的笔记本。
更为重要的是，《礼记·玉藻》记载了从天子到士人不同等级所用绅带的不同尺寸、不同颜色，其中还重点引用了孔门弟子子游对绅长之制的言辞。子游言说绅带，与其他孔门弟子相比，更具有丰富的信息：子张、子游不但是同龄人，而且后来还结成了儿女亲家[15]，两人关系如此亲近，子游之言、子张之绅长，显然也都是两人相互熟知的内容。
其实，无论《礼记·玉藻》成篇的时间如何争议，即使是《玉藻》文本后出，从孔子对待绅带的态度以及子游对绅带之制的熟稔可知，绅带在孔子、子张、子游生活的时代一定存在着某些较为规范的礼仪规定。其中，笔者已经指出至迟在战国中后时期，绅带已成为当时社会上普通人对儒家士子乃至一般知识分子的一种指称[16]。除了《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鲁哀公问孔子：“绅带而搢笏者，此皆贤乎”之外，相同或近似的文本还见于《荀子·哀公》、《孔子家语·五仪解》，其中“绅带而搢笏”即指孔子所说“居今之俗，服古之服”[17]。至于《庄子·天下》云“古之道术”之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其中“搢绅先生”，成玄英云“儒士也。言仁义名法布在六经者，邹鲁之地儒服之人能明之也”[18] 。这一称谓延伸至后世，便衍生出诸如乡绅、缙绅、士绅等。
这些信息足可说明，子张“书诸绅”绝不是把绅带当作“应急的竹简”，更不可能是一种随意、应急、仓促的书写行为，而是也应该是一种慎重、认真、严肃的书写行为。简而言之，《论语》子张“书诸绅”不太可能是子张问行之时的现场行为，即不应该是子张听完孔子之言后的即刻书写，理应是一种事后、仔细、认真、谨慎的书写。
二 子张“书诸绅”的主观意图与形成的文本
统观“子张问行”的全章内容来看，子张“书诸绅”不仅与绅在礼服中的重要作用密切相关，还与子张“书诸绅”的主观目的密切相联。同时，子张的主观意图也与当前学界的“应急说”、“执简而记”的认识紧密相连，并以此将子张“书诸绅”引入《论语》编纂过程的重要方式，其目的在于证明整个孔门弟子笔录孔子语录的情形，即“执简而记”。
就“记忆”孔子的言语来看，笔者很难否定子张的主观目的中没有“笔录”孔子言语的成分，但仅仅把子张“书诸绅”解读为子张对孔子之言的“学习笔记”，进而呈现整个孔门弟子笔录孔子言行的场面，显然也是不符合文本逻辑和历史语境的。所以，把“书诸绅”理解为笔录孔子之言，不但忽略了绅带在礼服中的重要作用，也至少漠视了子张之“书”的重要意图。
结合“子张问行”的文本逻辑，我们很容易明白子张“书诸绅”的主观意图是什么。如前文所言，“子张问行”的三部分重点不在于前后，而在于中间，这一文本的重点至少是“子张问行”的作者所传递的信息。也就是说，“子张问行”的作者与“子张书诸绅”是两回事、两个过程，而非同一行为、同一过程。在“子张问行”的叙述者看来，“子张问行”、“子张书诸绅”之语仅仅表示着对话的开端以及子张对孔子之言的反映，而其中的重点在于孔子之言的内容。叙述者也是为了突出这一点，所以将子张的言语和行为压缩到了极致。否则，“子张问行”的表述至少会变成“子张问曰：‘士何如斯可谓之行矣？’”当然，我们今天能够读到“子张问行”，应该感谢的不是子张，而是“子张问行”之事的叙述者。
相比较而言，子张“书诸绅”的行为显然产生不了“子张问行”的文本，因为子张“书诸绅”的内容不但没有子张之问的开端、结尾，也不会把孔子之言尽数“笔录”于绅带，否则绅带不是“参分带下，绅居二焉”的长度所能承受的了。从孔子之言的内容来看，子张“书诸绅”的内容只能是“言忠信，行笃敬”，仅仅六字而已。与此相较，“子张问行”的文本信息显然远远大于“子张书诸绅”的内容。两种文本信息、形态的差异，无疑是叙述者与子张书写目的的不同造成的。“子张问行”的叙述者之所以详略得当，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记录、宣扬、传承孔子的言语，在他这里子张之问的开端、结尾只是附属品，意在表示文本的可信性、完整性，而非展现子张的主观目的。
与叙述者的主观目的不同，子张的主观意图虽然没有明说，但显然已隐藏在孔子对子张之问的回答中。在“子张问行”所记的孔子言辞中，孔子明确而且稍显啰嗦地告诉子张：“言忠信，行笃敬”正反两方面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一是“行矣”，另一是“行乎哉”，而且这种效果的取得与地方的远近、社会文明的程度无关。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强调，“言忠信，行笃敬”的重要性得以突显，进而便言说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如何才能做到“言忠信，行笃敬”，即“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其中的“参”、“舆”、“衡”，古代的注释者解释多有不同，但孔子之言的重点显然是要求子张须时刻谨记“言忠信，行笃敬”。这是孔子对“言忠信，行笃敬”实施方法的明确要求，而子张“书诸绅”的行为显然正符合孔子的这一要求。孔子的这一要求，在“子张问行”章的叙述者看来，也是十分明确的，这也是他之所以记载“子张书诸绅”的原因，即通过子张的书写行为再次确认和强调了孔子言语的重心，也就是真正使子张及后人时刻铭记“言忠信，行笃敬”的原则性行为规范。
有关子张“书诸绅”的目的，古代学者的注释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分析[19]。在此，笔者所要强调的是子张“书诸绅”的行为，与“子张问行”文本内容的形成没有直接的关系：作为行为主体的子张，他“书诸绅”行为所生成的文本内容仅仅六个字，即“言忠信，行笃敬”，他不但不是“笔录”孔子的全部话语，更不可能形成“子张问行”的全章内容。对于子张而言，“言忠信，行笃敬”的内容之于立身行事已经足够，已没有必要也不能够把孔子的言语悉数书写于绅带。与“子张问行”全章的内容相比，子张“书诸绅”的篇幅简短，如果被笔录而且并收入《论语》则会以“子曰：‘言忠信，行笃敬’”的样式进行呈现。这一文本内容显然无法与现存“子张问行”的文本内容相比：言辞倒是简短精悍了，但文本信息含量却大打折扣了。子张“书诸绅”与“子张问行”叙述者的文本差异，再次证明了子张“书诸绅”的行为并非是“笔录”孔子言语，更非是整个孔门弟子“执简而记”孔子言行的缩影：子张的书写与“子张问行”的文本形成，没有必然的联系和对应。
换言之，从文本言说的话语逻辑来看，“子张书诸绅”只是一种状态描述，从属于“子张问行”的文本内容，标志着对话双方言语行为的互动，同时也昭示着文本内容的完整与结束。孔子、子张作为“子张问行”对话的主体，不但不能形成完整形态的对话文本，也不会笔录、言及自己的后续行为活动。所以，“子张问行”的文本之所以形成与孔子或子张的记述无关，而是形成于这一章的叙述者或笔录者之手。总的来说，“子张问行”的文本形成与子张“书诸绅”不但不是同一过程，其书写的主观目的也是截然不同的：子张“书诸绅”目的在于时刻记住孔子的教导，并衡量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言忠信，行笃敬”的要求；而“子张问行”的叙述者或笔录者意在突显孔子话语的言说内容及话语效果。
同样值得重视的是，子张的这一主观意图在孔门弟子中也并非是孤例，比如在子张之外，子路、子贡的心理动机表现得也极为典型和突出[20]。所以，子张“书诸绅”在孔门弟子中并非特立独行，因此子张不但不会受到非议，而且还会受到同门好友的支持和褒扬。从这一角度来看，“子张问行”的作者在记录“子张书诸绅”之时，也许正暗含着对子张书写行为的认可与称赞。
三 子张“书诸绅”的文化传统
由前述绅带在礼服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子张问行”的文本逻辑可知，子张“书诸绅”不但不是仓促、匆忙、应急的书写行为，而且也不是意在“笔录”孔子的言行。那么，子张“书诸绅”的行为，显然不是一种怪诞、滑稽的书写行为。因此，一些论者结合孔子对子张“过犹不及”的评价认为子张“书诸绅”正是“师也过”的具体表现，进而指出“书诸绅”是一种极具夸张、雷人的行为[21]。其实，这种看法是将绅带视为“课堂笔记本”观点的延伸，即均认为子张“书诸绅”是即刻发生的行为。其实，从孔子、子张以及其他孔门弟子所生活的时代环境来看，子张“书诸绅”的行为不但不是怪诞、夸张的，而且也是文化传统的使然。
这一文化传统，具体的说就是箴铭文化，即通过制作铭文的方式来表达一种社会教训或处世的道理，因最初铸造于青铜器，所以称之为“箴铭”。“箴铭”文本习见于传世的典籍，如《国语·晋语》郭偃口中的“商之衰也其铭有之”、《左传》昭公三年“谗鼎之铭”、《说苑·敬慎》之金人铭等[22]，这类铭文见于出土文献的有《鱼鼎匕铭》、《行气铭》等。箴诫铭文的数量之多、影响之巨，以至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设“铭箴”一节，并从黄帝、大禹时期一直罗列至三国魏晋之曹品、张载[23]。延续至清代，桐城派姚鼐在编纂《古文辞类纂》时也专设箴铭一类，并指出：“箴铭类者，三代以来有其体矣，圣贤所以自戒警之义。[24]”把箴铭追溯至黄帝、夏商时期，固难让人信服，但从春秋时期人们开始言说这些箴铭的内容，这一点至少说明春秋时期的社会已经在言说、传承着箴铭文化的传统。[25]
由于箴诫铭文的绵远流长，至迟在孔子、子张生活的时代，除了将明言警句铸刻于青铜器，时人也将明言警句书写在日常生活器物之上，如《国语·楚语上》记载卫武公“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韦昭注云“工师所诵之谏，书之于几也”[26]。以此来看，卫武公生活的春秋早期就已经开始在几案上刻写具有箴诫意义的明言警句了。除了这些，《左传》所记正考父所作鼎铭、《大学》所言汤之盘铭等也可说明问题[27]。另外，出土的《行气铭》言说的是长寿养生之道，告诫人们行气要深、下、长，如此方能顺天长生，否则便会逆气而死。这一文本刻写于一件玉器外围，考古工作者认为，这件玉器用于老年人的手杖把手之处。[28]显然，这件玉器也如同卫武公的“倚几”，是日常生活之物。
这些箴诫铭文的记载，无疑都在确证着在子张生活时代，整个社会已形成了一种制作警诫铭文的文化传统，即春秋时人习惯于将明言警句刻写在日常用物上，以便时时警醒、箴诫自己。子张“书诸绅”即在箴铭文化传统的驱使下制作“绅带铭”，以便在遵循孔子教导的同时，时时箴诫自己的言行。
从传世文献来看，不但子张“书诸绅”的箴诫铭文传统已经存在，而且单单就制作铭文于绅带的行为也并不孤单。换言之，子张制作“绅带铭”的行为，不但不是孤例或“创新”的行为，而且还可以追溯至久远。笔者前此已指出《大戴礼记﹒武王践阼》记载周武王“退而为戒书”的器物分别是席之四端、几案、铜镜、盥盘、楹柱、手杖、履屦、觞豆、门户、窗牖、宝剑、张弓、长矛等[29]，几乎遍布周武王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铭文内容来看，铭文的言说方式均与刻写器物的某一用途、性质相关，即结合器物的功用来警诫、规范自己的言行。在这些众多的器物铭之中，就有一则“绅带铭”，铭文曰：“火灭修容，慎戒必恭，恭则寿”[30] 。显然，这一告诫着眼点在晚上，即重在说明夜晚时分，宽衣解带之际，要时时想起虽然没有了束腰的绅带，但是自我的约束仍需时刻谨慎、警诫。这一告诫颇与儒家提倡的“慎独”观念密切相关，但与“慎独”相比，这里的“慎戒必恭”目的在于长寿，具有明显较为功利的主观意图。因此，这则“绅带铭”可看作儒家“慎独”观念的早期表达。
当然，关于这则“绅带铭”的具体意思，学界还有其他不同的解释，如高明认为，其中“火”指色欲，“修容，是修美的容颜”，并引孔广森所言“以寿言者，于寝戒色过”加以证明[31]。其实，无论其义如何，都很难否认这则绅带铭所具有的箴诫功能，它使用绅带束身的功能来告诫世人：即使没有外在束身的绅带之时，也不应该懈怠荒淫、无所不为，否则将会殒身损寿。当然，依据《武王践阼》的记载，将“绅带铭”的制作追溯于西周初年，无疑也是不合适的，毕竟我们不能将《武王践阼》视为是实录其事。但是这则“绅带铭”的存在，至少说明箴铭传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再加上前述所说的箴铭传统，“子张书诸绅”的行为不但不是怪诞、孤立的表演性书写，而且也不是头脑发热、灵光闪现的偶然性书写，他是在箴诫文化传统下正常、谨慎、庄重的书写，即制作“绅带铭”。
从绵延流长的文化传统来看，子张“书诸绅”的行为是对箴诫铭文传统的模仿，是箴诫文化传统的一种延续。换言之，子张“书诸绅”的背后隐藏着一条绵延不绝的箴铭文化传统，从本质看，正是这一文化传统的力量促使子张“书诸绅”行为的产生。
四 古代学者对“书诸绅”的解读
把“书诸绅”解读成应急、当场的书写，并将绅带视为笔记本的功能，实为现当代学者的“创见”，古人的《论语》注疏及章义解读，并未见如此的观点。以现存文献来看，最早对子张“书诸绅”解读的当是孔安国，据何晏《论语集解》、裴駰《史记集解》引孔安国曰：“绅，大带也”[32]。从文本的重心来看，“子张书诸绅”虽然是标志着“子张问行”全章的结束、孔子与子张之间师徒问对的完结，但并非是记述者转达信息的重点：他的重点应该是“言忠信，行笃敬”的言行要求，而对子张“书诸绅”行为的记录，无疑也在强调这一言行要求的重要性。然而，孔安国在注解中关注的是“绅”而非“言忠信，行笃敬”，这也许正好说明在孔安国生活的时代，人们对于“子张问行”的理解困难主要在于“绅”为何物。
在孔安国之后，司马迁在撰写《仲尼弟子列传》时也采入了“子张问行”一章，不过与“绅”的含义相比，他更关心“子张问行”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他说：“他日，从在陈蔡间，困，问行”[33]，即他认为“子张问行”应该发生在孔子困于陈蔡之时，太史公如此持论，也许是认为在困顿之时更适合考虑如何才能“行得通”。但是，清人翟灏《四书考异》对此提出异议：“陈、蔡之厄，孔子年六十三，子张少孔子四十八岁，时才十五岁耳。《先进篇》备录从陈、蔡者十人，未有子张，史文可尽信哉？[34]”在翟灏去世近八十年后，刘宝楠父子《论语正义》又指出“翟氏灏《考异》以子张时年少为疑，过矣”，其依据仍然是“此问亦在绝粮时”[35]。崔述、钱穆结合《左传》庄公二十二年、《礼记·檀弓》、《吕氏春秋·尊师》等记载，认为《史记》所记子张为陈人是错误的，应为鲁人。[36]以此来看，翟灏的质疑显然是正确的，子张、子游、曾参等年轻弟子不曾“从陈蔡间”，“子张问行”如果是实录其事，也应该发生在孔子返鲁之后。那么，子张“书诸绅”显然也不是在困顿无助、锱铢乏绝的情形下发生的仓促行为了。
经何晏《论语集解》，生活在裴駰之后的皇侃在作《论语义疏》时没有采用司马迁的视角，而是延续了孔安国、何晏的眼界，同样关注“绅”，皇侃曰：“云‘子张书诸绅’者，绅，大带也。子张闻孔子之言可重，故书题于己衣之大带，欲日夜存录不忘也。[37]”显然，皇侃的解读已指向了子张“书诸绅”的内涵，其中的分析十分符合子张的主观目的。其后，北宋的邢昺也如此持论，并引《礼记·玉藻》绅带之制、子游之言来证明这一观点，至于朱熹、程子的观点，前已引述，从中可知也是皇侃之说的延续。
汉魏、南朝、两宋学者的看法，经元明传承至清代，学界也毫无疑义，只是与翟灏同时的赵佑读到“子张书诸绅”时，灵光一闪，他十分好奇子张到底怎样“书”的，他明言：“未详书之若何，古书未有纸墨，《玉藻》记书笏矣，笏可书，带将奚书？[38]”带着这份好奇，结合《礼记玉藻》所记的绅带之制，他猜测“绅之长三尺，则书诸绅亦刺文于其上与？或曰绅有囊，盖书而贮之。[39]”看来，他不但自己翻检、思考了一番，而且还和同辈时侪讨论了一番。赵佑的表述仅属猜测，虽无定论，但是已揭前人所未言。当然，赵佑的思考之中也代表着他那个时代的困惑，即至少与汉魏学者相比，清代的学者已很难明白子张“书诸绅”的施行过程了。这不能怪清人，毕竟制作衣带铭的文化传统，已与清人相隔了两千多年。其后，大致在赵佑去世的四十年后，与刘宝楠同时的黄式三十分不满意赵佑的猜测，结合《周易》、《礼记》、《诗经》、《尔雅》、《管子》、《晏子》、《庄子》力证“是古有笔之证”，进而说明“书绅，以笔书绅也”、“后人疑笔始蒙恬，遂以书绅为刺文，非也”[40]。显然，在黄式三眼里，赵佑的“刺文”、“绅囊”之说，实属“空疏无学”的表现。
以现在出土的战国楚简而论，赵佑猜测的起点的确不当，书写之笔墨早已产生，怎言“未有纸墨”？但是，赵佑所说的“书”并非仅仅指书写工具，还指书写载体的不同、书写过程的有别以及书写结果的相异，即笏板与绅带不同的书写载体，书写的方式应该有别，进而呈现出来的书写形态也有所不同，“刺文”之说也许正由此而发，从书写形态来看，认为子张“书诸绅”是“刺文”于绅带，也未尝不可。刘宝楠父子的《论语正义》，因“病皇、邢疏芜陋，搜辑汉儒旧说，益以宋人长义及近世诸家”的撰写理念，进而采用“先为长编，次乃荟萃而折衷之”的编纂方法[41]，其中谈到“书诸绅”时说“书诸绅者，谓书夫子语于绅也”，随后便引赵佑的“刺文”、“绅囊”之说[42]。刘宝楠父子虽然并未明言赵佑之说是否得当，但从中亦可看出他们对子张之“书”过程的好奇与困惑。不过，无论是赵佑的猜测、黄式三的反驳，还是刘宝楠父子的暗示，虽然都缺乏对“子张书诸绅”背后文化传统的挖掘，但均没有将之理解为应急、现场、仓促的书写行为。
当然，从汉魏至晚清，专事注解《论语》的学者都重在解释子张“书诸绅”的主观意图，而并未关注其主观意图背后的客观根据，即文化传统的决定作用。古代学者的这一缺憾，主要缘于学术体系的限制：片段、感悟式的解读，很难与现代学术体系下的专题论证相媲美。试想，如果赵佑生活于当今时代，受兴趣和灵光的驱使他也许早就揭示出子张之“书”背后的文化传统了。然而，历史不容假设，解读子张“书诸绅”的奥秘必然落在现代学术体系比较完善的当代学者身上。
与古人注解“子张书诸绅”的优点、缺憾相比，由前述所列的现当代学者的观点看出，我们不但缺乏挖掘子张“书诸绅”背后文化根据的动力和兴趣，也没有很好地继承古人注解中的卓见和优点，因为在当前的误解中，似乎明显缺乏对皇侃所言子张“书诸绅”的目的“欲日夜存录不忘”的重视。现当代人的这一缺憾，与清人的困惑相比，显然更值得我们反思：当我们解读古代特别是先秦时期的某一行为或现象时，是否流于“望文生义”、“主观臆断”；我们得出古人行为“雷人”的结论之时，是否我们的解读视野、立场本身就是“雷人”的。
结 语
结合《论语》中出现的绅带，以及绅带在古代服饰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可以明确的判定：子张“书诸绅”并非是匆忙、应急、现场的书写行为，他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单纯记下孔子的言语。他的书写，不但是一种慎重、认真、事后的行为，而且也是一种期望将孔子言语真正付诸实践的心理动机。当前学界将之理解为仓促地笔录孔子之言的认识，不但忽略了孔子与子张对话的基本逻辑，同时也漠视了古代学者对子张“书诸绅”的传统解读，也更没有深入思考子张“书诸绅”行为背后的文化传统。结合古人的注解以及“子张问行”的全章内容，可以明确地看出，子张“书诸绅”的内容仅仅是“言忠信，行笃敬”，他的主观意图是随身携带、时刻铭记，即“欲日夜存录不忘”。与此同时，子张“书诸绅”的行为不但在孔门弟子中并非特立独行——因为子路、子贡也明显存在这种趋同的心理诉求，而且子张“书诸绅”也并非是偶然性的灵光闪现，他书写行为的背后存在着一个绵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即箴铭传统：通过制作衣带铭以箴诫或规范自己的行为。因此，子张的书写行为是文化传统的延续，其主观目的的延续着必然的文化传统。
由于子张“书诸绅”的本意并非记录孔子的言语，他的书写行为也仅仅产生“言忠信，行笃敬”六个字，所以子张的书写与现代学术体系下的《论语》编纂学关系不大，不但不能作为孔门弟子“笔录”孔子言行的重要证据，也不能以此认为“子张问行”章的书写是由子张完成的：“子张书诸绅”的行为，与“子张问行”的书写是两回事、不同过程，而非同一行为、同一过程。现当代学者对子张“书诸绅”的解读，既没有“子张问行”的文本根据，也没有古代学者注解的根据。这一认识产生的过程及原因，值得我们好好反思。
滑动查看注释
【1】详见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36页；钱穆：《论语新解》， 北京：三联书店， 2005年，第1页；陈桐生：《孔门七十子开创的学规门风》，《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陈桐生：《从出土文献看七十子后学在先秦散文史上的地位》，《文学遗产》，2005年第6期。三位学者的观点，也可参见拙文《<论语> “子张书诸绅”的本义与文化依据》，《孔子研究》2014年第4期。
【2】参见拙文《<论语> “子张书诸绅”的本义与文化依据》，《孔子研究》，2014年第4期。
【3】秦飞：《孔子晚年遗说研究——以“哀公问孔”材料为研究中心》，《东岳论丛》，2014年第4期。
【4】石毓智：《非常师生：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05页；石毓智：《汉语春秋：中国人的思维软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18页。
【5】在此之前，笔者已发表《<论语>“子张书诸绅”的本义与文化依据》（《孔子研究》2014年第4期）一文加以辨正，但限于篇幅体例及文献等原因缺乏必要的展开及充分的论述，而且有些文辞也需调整、修改，此文重在弥补这些缺憾。为避免重复，凡前文已充分之处，此文仅标参见。
【6】在行文中笔者对“子张书诸绅”与子张“书诸绅”做了区分：前者是“子张问行”文本的一部分，代表着“子张问行”叙述者的角度；后者强调的是子张书写的行为，代表着子张个体的行为方式和目的。总之，两者的行为主体不同：一是“子张问行”的叙述者，一是子张本人。
【7】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517页。
【8】黄怀信：《论语汇校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371页。
【9】朱熹云：子张与孔子问答，“犹问达之意也”、“犹答干禄问达之意也”。见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62年。
【10】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495页。
【11】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929页。
【12】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20页。
【13】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495页。
【1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1页。
【15】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74页。
【16】参见拙文《<论语> “子张书诸绅”的本义与文化依据》，《孔子研究》，2014年第4期。
【17】《孔子家语·五仪解》也有“然则章甫、絇履、绅带、搢笏者，皆贤人也”。王聘珍：《大戴礼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页。
【18】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067、1068页。
【19】参见拙文《<论语> “子张书诸绅”的本义与文化依据》，《孔子研究》，2014年第4期。
【20】关于子贡、子路的心理动机，参见拙文《<论语> “子张书诸绅”的本义与文化依据》，《孔子研究》，2014年第4期。
【21】石毓智：《非常师生：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05页；石毓智：《汉语春秋：中国人的思维软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18页。
【22】“金人铭”郑良树认为是春秋之季的作品，详见《诸子著作年代考》，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第16页。《国语》、《左传》、《说苑》的文本分别见于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52页；向宗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58-259页。
【23】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93-195页。
【24】姚鼐：《古文辞类纂·序》，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第3页。
【25】过常宝：《先秦文体与话语方式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64页。
【26】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501页。
【27】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031、1673页。
【28】王璧：《关于“行气”铭文玉杖饰的几点看法》，《天津历史博物馆·创刊号馆刊》，1986 年12 月。
【29】参见拙文《<论语> “子张书诸绅”的本义与文化依据》，《孔子研究》，2014年第4期。
【30】卢文昭云：“虽夜解息，其容不可以苟。带于寝先释，故因言之。”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第106页。
【31】 高明：《大戴礼记今注今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18页。
【32】裴駰的集解、孔安国的注、何晏的集解分别见于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678页；程书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375页。
【33】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678页。
【34】程书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372页。
【35】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16页。
【36】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74页。
【37】黄怀信：《论语汇校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374页。
【38】清赵佑：《四书温故録》，清乾隆刻清献堂全编本。
【39】清赵佑：《四书温故録》，清乾隆刻清献堂全编本；程书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375页。
【40】程书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375页。
【41】赵尔巽等：《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3291页。
【42】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16页。
原发表于 学术界2018年11期
作者介绍
刘全志，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文献与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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