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的诗学：日常镜像与诗歌事境
文/周剑之
在古代诗论中，“切”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字眼。或单独出现，或与其他字组合出现，如“切当”“精切”“亲切”等等。诗学史上不乏以“切”为中心的著名论断，如《临汉隐居诗话》论白居易“善作长韵叙事，但格制不高，局于浅切”[1]，又如《四溟诗话》称“诗不可太切，太切则流于宋矣”[2]等。综观“切”出现的各种论诗语境，以下几种用法最为突出：第一，谈论对偶是否工整精切；第二，谈论用典是否贴切准确；第三，谈论咏物诗是否确切表现所咏之物的特点；第四，从篇章结构角度谈论诗歌内容与诗题的关系，是否“切题”；第五，谈论诗歌内容及艺术表现是否与诗人所处情境相契合。以上几种谈论方式，各有相应的关注重点和诗学背景，本文打算讨论的是最后一种。这种谈论方式在宋以下的近世诗学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且有涵容前几种的趋势，形成了极为丰富的面相[3]。本文将梳理这一谈论方式的具体表现，剖析其所折射的诗学观念，挖掘其所蕴含的古典诗歌艺术特质，并探索“切”应用于当代诗学理论建构的可能性。
一、“切”的追求：清代诗学中的一种突出倾向
上文提及“切”的五种用法，相较而言，前两种用法出现较早，第三、四种用法相对略晚；第五种用法流行最晚，主要是在清代诗学中，但却流播极广，蔚为大观。翻检这一时期的诗歌注本或选本，时常可从注释、评语中看到“切”的身影。不妨略举数列：
《读杜心解》卷三《元日寄韦氏妹》“秦城回北斗”句注云：长安城本似斗形，见《三辅黄图》，回北斗，又是用斗柄东而天下皆春意。既切地，亦纪时也。[4]
《读杜心解》卷三《雨四首·其四》注云：“山寒”“江晚”“神女”“鲛人”，切地而状雨景也。[5]
《杜诗镜铨》卷四评《送翰林张司马南海勒碑》“不知沧海上，天遣几时回”：落句点化乘槎事，切张司马，又切往海上。[6]
《杜诗详注》卷一《题张氏隐居·其二》“霁潭鳣发发，春草鹿呦呦”注云：以霁对春，正切时景。[7]
《清诗别裁集》卷十五评毛师柱《舟中两梦亡妇诗以志感》云：切舟中，切梦，并切两梦，别于寻常悼亡。[8]
诗学领域中的“切”，核心意义是契合、贴切。前文提及的几种论诗语境中，“切”的含义大体一致，主要不同在于具体的谈论对象。清代诸家在使用“切”时，最常见的对象是“时”“地”“人”“事”等，正如以上所举例子，他们强调诗歌所写内容与具体时间、地点、人物以及具体事件、情境等的吻合。这些“切”的评述，几乎都秉持了肯定的态度。
选本及注本中对“切”的使用，属于具体的批评实践，因而最为直观地体现着“切”在此期论诗话语体系中的凸显。相较而言，诗话及其他专门著述中出现的“切”，更具理论价值。仍略举数列：
怀古必切时地。……刘沧咸阳、邺都、长洲诸咏，设色写景，可互相统易，是以酬应为怀古矣。（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9]）
钱郎赠送之作，当时引以为重。应酬诗，前人亦不尽废也。然必所赠之人何人、所往之地何地，一一按切，而复以己之情性流露于中，自然可咏可歌。非幕下张君房辈所能代作。（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10]）
阮亭之诗多牵率成章，与其时其地其人，皆不必切，此即是不解去陈言之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11]）
上而敷陈雅颂，远而咏史论古，迩之人伦赠处，大之山川境遇，细之一名一物一卉木虫鱼，每有托兴，必切此身所处分际，乃所谓不苟为炳烺也。（翁方纲《苏斋笔记》卷十一[12]）
若不切彼我之亲疏情事，而徒知写景，则作者先自不能立脚，而尚何诗之足云乎？（翁方纲《苏斋笔记》卷十一[13]）
诗必能切己、切时、切事、一一具有实地，而后渐能几于化也。（翁方纲《神韵论中》[14]）
以上数条，都强调“切”对于诗歌的重要性。沈德潜认为“切时地”是怀古诗的题中应有之意，不可“互相统易”；与所赠之人、所往之地相“切”是“可咏可歌”的必要条件。方东树则意识到，诗歌若“不切”“其时其地其人”，很可能流为陈言。翁方纲对“切”的推举最为有力，将“切”视为诗歌的基本质素，若是“不切”，甚至不足以称之为“诗”；“切己、切时、切事”是达到诗歌化境的必经之路。
将以上两组例子合而观之，批评实践与批评理论遥相呼应，可以清晰看到一条关于“切”的诗学道路。概括来说，“切”的具体指向是“时”“地”“人”“己”“事”“情”等。每首诗的写作都有具体的情境，包括时间、地点、写作对象、写作目的以及作者的个人情况和思想情志等等，诗歌所写须与以上要素相吻合。这种“吻合”被提到了极重要的地位。
“切”在清代诗学中的凸显，建立在对明代诗学及诗歌创作的反思基础上。明代复古诗学带来的明显弊端，是盲目效古、流于模仿、缺少对现实情境和真实自我的呈现。从明人开始，已不断有人提出“真”的口号，这一呼声在清代日渐高涨，成为清代诗学的主流话语之一[15]。“切”的凸显，实与这一倾向密切相关。
“真”固然已成为众多诗人的追求，但如何做到“真”，仍是一个有待解决问题。诗中要“有我”、或者要有“性情”，这是不少人提出的解决方案。在言论上当然有理，但具体到诗歌创作层面，依然不易落实。仅说“有我”和“性情”，终究偏虚。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何明人亦有追求“真”诗者，却未必真能做到。而当诗论家们从具体的写作层面来考虑问题时，才发现“切”是达成“真”的有效路径。魏象枢认为“古人之诗出于性情”，具体来说就是“所居之地，所处之时，所与之人，所行之事，所历之境，所见之物，至今一展卷瞭然”，这便是“真诗”[16]。而翁方纲主张的“全恃乎诗中有我”，亦需通过“持身立品，因时切地”来达成，正是在对“切”充分讨论的基础上，翁方纲才指出“惟知诗是真境”“未有不真而可云诗者也”[17]。方东树也将“切”与“伪”视为对立的两极。他指摘王士祯的缺点：“所取情景语象，多与题之所指人地时物不相应。既乏性情，是亦伪诗。”[18]
这也可以解释，为何请代诗论家会给予“切”如此重要的地位。“真切”一词也以极高的频率，出现在这一时期的诗论中。如舒位《瓶水斋诗话》称毛奇龄“颇以多为贵，以速为工，故所作少真切语”[19]，又如朱庭珍《筱园诗话》称赵执信“意境真切处，固胜阮亭”[20]。在看待历史上的经典之作时，他们也往往带上“真切”的眼光，如袁枚《随园诗话》以“真切可爱”评价《诗经》[21]，纪昀说白居易、元稹诗佳处在“真切近情”[22]等。
从明到清，“切”的地位有明显的上升。胡应麟曾谈及“工”“切”高下的问题：
权龙褒《夏日诗》“严霜白皓皓，明月赤团团”诚可笑也。然自是其语可笑，非以不切故。使秋夜得此一联，将遂谓佳句乎！如孟浩然“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二语，本秋夜景，即夏日得此一联，将不谓佳句乎！后世评诗者谓吾不切则可，谓之不工不可。工而不切，何害其工？切而不工，何取于切？[23]
在胡应麟眼中，显然“工”比“切”重要。若能写出精美工丽的句子，即便与现实情况有不符合处，也可以接受。而翁方纲不会同意这样的意见。据叶倬玮《翁方纲诗学体系研究》，翁氏虽未直接论及“切”与“工”的高下，但在他具体的论说中，“切”的重要性显然在“工”之上[24]。正如前文所引，“每有托兴，必切此身所处分际，乃所谓不苟为炳烺也”，“若不切彼我之亲疏情事，而徒知写景……尚何诗之足云乎”。在翁氏看来，有“切”方能显现诗人独特之性情，故称：“遇一事而见性情焉，赋一物而见性情焉，所以为言志也。若仅仅晓起夜坐，自说自道之语，古今诗人盈千累万之积愫，虽工何益？”[25]诚然，胡、翁二人论述的针对性有所不同，对“切”的理解也并不完全一致。但从他们的抑扬倾向中依然可看出，“切”在清代诗学的地位确实有了明显提高，俨然成为评判诗歌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
总之，对“切”的追求是清代诗学中的一种突出倾向。这一倾向在理论建构、批评实践及具体创作中都有着非常鲜明的表现。那么，“切”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诗学观念，又折射着古典诗歌怎样的艺术特质呢？
二、“切”的底色：近世诗歌的日常化
“切”在诗学中的凸显，与近世诗歌[26]的日常化趋势有密切的关联。与日常生活的贴近，本就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大特色。吉川幸次郎提到，中国古典诗歌以“个人性质的经验”为素材，特别是“日常生活里的经验”和“围绕在人们日常生活四周的自然界中的经验”[27]。自《诗经》开始，诗歌所吟咏的就多是日常的素材。陶渊明、杜甫、白居易，都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人物。而更为细微的描写，是从宋代开始出现的[28]。宋诗开拓题材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将日常生活的各种细微之处普遍纳入诗歌吟咏的范围。这种趋势在元明清三代不断深化。近世诗歌对于日常生活的开掘几乎无所不至。读书、散步、夜坐、乘凉，皆可作诗，吃饭、梳头、洗脚、落齿，皆可入诗。日常化趋势的不断推衍，使得诗歌成为反映日常生活的镜子，甚至具备了私人生活史、心灵史的性质[29]。
关于诗歌日常化的讨论，过去多从题材入手（也会涉及写作行为、诗歌功能等方面），正如吉川幸次郎所做的那样。题材选择固然关键，不过诗人对题材的处理亦不可忽视。“日常”与“日常化”毕竟是不同的。笔者理解的日常化，不止包括对日常题材的“日常化”处理，也包括对非日常题材的“日常化”处理。比如战争，不能说是“日常生活”，但许多诗人仍能将这样的题材写出日常感。如吕本中《兵乱后自嬉杂诗》，虽涉及金兵占领开封等战事，但就整体而言，却让人看到诗人在此特殊情境中的日常形态。类似情形非常多见。所以说，诗歌对人所共知的日常生活的描写，固然是日常化的一种体现，但与此同时（或者说更重要的），是诗歌对诗人人生中真实经历的“日常生活”之片断的呈现。陈与义《伤春》以“初怪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写开封失守、高宗被金兵追至海上等事，其事并非“日常”，但却在“伤春”的题目之下、在“初怪”“岂知”的情感判断中呈现为诗人的一段“日常”。用诗歌表现日常一己之所见所历、所思所感，这其实是诗歌日常化进程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面相。
沿着这一方向，接下来值得思考的是，就诗歌表现层面来说，有哪些选择促成了诗歌的日常化？
笔者认为，有三点值得关注：第一，诗人对真实呈现日常生活的主动追求。这种趋势在宋代以后尤为明晰。宋人注重诗歌的纪实性，时常以篇幅极长的诗题或诗序来说明作诗的具体情境，以印证诗歌内容的真实。在解读诗歌时，也倾向于纪实的视角。如关于唐诗“夜半钟声到客船”的讨论，无论是欧阳修批评的“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还是朱弁引史书反驳“前代自有半夜钟”，又或是叶梦得所说“今吴中山寺，实以夜半打钟”[30]，都是以诗歌真实呈现日常生活为基本出发点。即便是写荒诞离奇梦境，对于做梦、梦醒的描绘也会极具真实感，陆游的记梦诗就是极好的例子。真实而非虚构，对于日常感的形成是必要的。这一主动的追求，是促成诗歌日常化的重要基石。
第二，对具体细节的呈现。诗歌篇幅相对有限，尤其是近体诗，诗人需要选取最具表现力的片断，以凝练的字句加以表现，这是古典诗歌的传统。就单首诗而言，对日常生活全面而完整的呈现，通常是不易实现的。在此种情况下，选择特定的细节，以准确而精彩字句来呈现细节的具体面貌，不但能凸显诗歌的真实感，而切有利于展现诗歌的独特性。此即诗人偏好具体细节的原因。这些细节来自多种层面：也许是某种特定的风景，也许是某些特定的行为，也包括特定的事件和特定的情感。细节与细节之间未必衔接，有时甚至显得零散、琐碎。但正是零散的、琐碎的细节，却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我们对日常的感受。我们的日常本就是琐细而具体的，有一点无序，有一点错杂。因此，在对细节的呈现中，其实弥漫一种日常化的思维方式。
第三，以诗人的视角为基本出发点。景物是诗人所见之景物，事件是诗人所经历的事件；即便是他人所见所历，也往往会加上诗人的“滤镜”、作为诗人的见闻进入诗中。前所引《伤春》即属此类。也就是说，诗人将所写内容限制在“身之所历，目之所见”[31]的范围——王夫之眼中的这条“铁门限”，揭示了古典诗歌写作的一条重要原则。这种做法，一方面使得各种日常、非日常的题材都能转化为诗人的所见所历，从而成为诗人的“日常”；另一方面，读者容易代入诗歌的情境，仿佛通过诗人的眼光观看世界，从而拥有鲜明的在场感，进而转化为日常感。
以上三点，是诗歌日常化的重要支点。沿着以上三点继续延伸，“切”的追求也就顺理成章。如前所言，“切”的核心意旨是契合、贴切。诗歌内容要与真实情况相符合、诗歌表现的细节要具体不浮泛，诗歌所写要与诗人所见所历相一致——换言之，就是要“切”，要真切、贴切、亲切。
如杜甫《独酌》有云：“仰蜂粘落絮，行蚁上枯梨。”《徐步》云：“芹泥随燕嘴，花蕊上蜂须。”马永卿《懒真子》指出：“独酌则无献酬也，徐步则非奔走也，以故蜂蚁之类，细微之物，皆能见之。若与客对谈，或急趋而过，则何暇视详至于如是载？”[32]蜜蜂、蚂蚁、燕子的行为、情态，都是具体而微的细节。这些细节的出现，与诗人独酌、徐步的情境状态完全契合；这些细节又是如此细腻真切，给人以如在目前的感受。类似的论述在古代诗论中比比皆是。虽然不一定用到“切”的说法，但其本质是相通的。清代诗学中的凸显出来“切”，正处于此种诗学思维的延长线上。
西方文论有所谓的“再现说”和“表现说”，这一说法也曾在国内学界流行一时，并应用于古典诗歌的研究[33]。“切”的观念，某种意义上是近于“再现说”的。但这种“再现”与西方式的“再现”有所不同。西方的“再现说”有一种极为接近的说法——“镜子说”，即认为文学应当如镜子般映照现实，现实有什么，镜子就映照什么。日常化的中国古典诗歌，其实也具有“镜子”的特性，“切”的追求即是明证。不过，中国古典诗歌的“镜子”不是完整的“一面”，倒更像是许多零散的小镜子，错落悬置在空间中，分别从不同角度映照出现实的局部，而诗人掌控并调整着这些镜子的角度，最终从这些分散的小镜子中映照出“现实”。
这也正是“切”之诗学观念的特色。“切”虽然追求真实性，但并不追求对客观现实的完整再现。“切”所联结的，往往是具体的细节。如前文所引《读杜心解》注杜甫《雨》“神女花钿落，鲛人织杼悲”云：“切地而状雨景也。”杜甫此诗作于夔州瀼水西岸，神女即巫山神女，鲛人居于水中，因此这两句雨景描写完全契合诗人所处之地点。又如《杜诗详注》评《严公仲夏枉驾草堂兼携酒馔》云：“五切草堂，六切仲夏。”诗歌五六两句为：“百年地僻柴门迥，五月江深草阁寒。”注释想要强调的是：第五句所写是草堂之独特景象，为他处所无；第六句写的是仲夏景色，故云“五月江深”。[34]《昭昧詹言》评韦应物《自巩洛舟行入黄河即事寄府县僚友》五六句“孤村几岁临伊岸，一雁初晴下朔风”为“切地”[35]，也是因为这一景物描写与“自巩洛舟行入黄河”的地理位置非常吻合。“切”的着眼点正是这类细节。这些细节看似琐细，却与诗人身处的具体情境直接相关，多项细节的组合、叠加，即可大体勾勒出整体情境。也正是有“切”，读者才有可能再现原本的情境，产生“真切如见”“如在目前”的感受。
总之，每首诗的写作都有具体的情境，包括时间、地点、写作对象、写作目的以及作者的个人情况和思想情志等等。一首诗并不需要将以上要素一一呈现出来，只是所写的内容，无论写景、叙事还是抒怀，都应与这些要素中的一种或几种存在紧密的呼应关系。这种呼应关系应当是不可移用的：景物只能是这个时间和地点所能见到的景物；事件只能是诗人所见所历的独特事件；情感只能是该诗人在该情境中特有的情感。这是“切”的本来面目，也是古典诗歌“再现”现实世界的独特方式，众多日常而琐细的片断因此得以呈现。“切”的观念的盛行，进一步推进了诗歌日常化的趋势，更为精细地雕塑了日常化的诗歌风貌。
三、“切”与诗歌叙事性
映照现实世界的“切”，又与诗歌叙事性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妨先看几则诗论：
白乐天《长恨歌》《上阳人歌》，元微之《连昌宫词》，道开元间宫禁事最为深切矣。[36]
崔颢《邯郸宫人怨》叙事几四百言，李杜外盛唐歌行无赡于此，而情致委宛，真切如见。[37]
仆始读杜子七言诗歌，爱其陈事切实，布辞沉着。[38]
陶渊明之诗，切于事情。[39]
前两则提到的《长恨歌》《连昌宫词》《邯郸宫人怨》等都可列入叙事诗，后人论以“深切”“真切”，不难理解。不过，“切”与叙事性的关联并不局限于此。在那些并不以，“切”与叙事性依然存在密切的关联。后两则提到杜甫“七言诗歌”和“陶渊明之诗”，显然跃出了叙事诗的范围。即便如此，后人评论依然将“切”与“事”勾连在了一起。诚然，“切”也会与“情”连用，正如第四则中“事”“情”并提，皆为“切”的对象。又如翁方纲所说应切“彼我之亲疏情事”、《闽川闺秀诗话》称梁兰省诗“按切情事”[40]等，也都“情”“事”并提。但值得玩味的是，当“情”“事”分说时，与“切”直接关联的往往是“事”，而不是“情”：如《带经堂诗话》称唐乐府“缘情切事”[41]，又如《围炉诗话》说戴复古诗自以为“入情切事”[42]等。如此种种，都在提示“切”与叙事性的内在因缘。
当然，这种叙事性与小说、散文中叙事性有明显的不同。古典诗歌叙事性的独特，与古人对“事”极度宽泛的认识有关：“事”既包括相对完整的事件，也包括事的要素或片断；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事”与“物”界限不分明，“事”与“情”相互浑融，不区分“事态”与“事件”。笔者将其称为“泛事观”[43]。诗歌中的“叙事”，也比小说、散文的叙事宽泛得多，可以是表现人物的某些行为或动态，也可以是叙述事物所处的某种现象、状态，还可以是呈现某一事件情境中的相关景物和场景、乃至事件情境中的人物情绪、感受、思考等。
古典诗歌的叙事性是以“赋”法为基础的。“赋”“比”“兴”，是古典诗歌纲领性的创作方式。历代对它们有着极其纷杂的解释，但大体而言，“比”强调托物寓意，“兴”强调以物起兴，“比”“兴”又常常连用，而与“赋”区分开来；“赋”强调直陈其事、铺写物象。如果要从源头上找的话，那么“切”的内在血脉主要是“赋”。“切”体现了诗歌对现实世界的映照（即便这种映照是片断式地、分散而非全面的），其对真实性的注重、对具体细节的呈现，实与“赋”法相通。也就是说，当诗歌以一种“再现”的方式呈现现实情境时，即已包含了叙事性。
“切”与“诗史”说的密切关联，也可以证明“切”与叙事性的内在因缘。“诗史”说体现了一种忠实纪录外在世界的诗学观念[44]。杜诗之所以被称为“诗史”，是因为他“善陈时事”“善叙事”[45]，对外在的一事一物均有如实的记载。“诗史”与“赋”也关联甚密。杨慎曾批驳宋人“诗史”之说，反对以诗“直陈时事”的做法，认为“约情合性”“含蓄蕴藉”是自《诗经》以来的传统。王世贞反对说：“《诗》固有赋，以述情切事为快。”[46]朱庭珍也认为，杜甫诗中自有“直陈其事之赋体”，杨慎不应拿去与《诗经》中的比兴体作对比[47]。正是在这种思维影响下，后人对杜诗的评注才会尤其关注诗歌内容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关系。如元人程钜夫评杜诗：“秦蜀纪行等篇，山川风景，一一如画，逮今犹可想见。他诗所咏，亦无非一时事物之实，谓之‘诗史’信然”。[48]而这正是“切”之诗学的着眼点。杜诗注本中“切”的说法出现得最为频繁，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
后人用“诗史”的眼光解读杜诗，认为诗中的年月、地理、数字、人物一一俱为实录。黄彻《䂬溪诗话》举《北征》“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等诗句来证明杜诗的“史笔森严”[49]，蔡絛《西清诗话》引《送重表侄王砅》“我之曾老姑，尔之高祖母”来论证《唐书·烈女传》中王珪母亲姓氏的谬误，都是秉持这样的眼光[50]。这与清人“切时”“切地”“切人”诸说同一思理。既然“诗史”具备实录的特点，那么对“切”的追求也就在情理之中。“切”与叙事性的因缘也于此可见。
从结果来说，“切”的追求推动了诗歌叙事性的增强。而基于日常化特质而凸显的“切”，则使诗歌叙事性染上了浓厚的日常感。“诗史”内涵的发展演变，也可说明这一点。“诗史”最初偏重对时事的反映，多为关涉家国民生的宏大历史，但到后来，个人生活史、心灵史的意味愈渐突出。明末清初钱澄之亦有“诗史”之称，潘耒即称其诗“情事切至”[51]。钱澄之自称：“遭遇之坎壈，行役之崎岖，以至山川之盛概，风俗之殊态，天时人事之变移，一览可见。披斯集者，以作予年谱可也，诗史云乎哉？”[52]钱氏的诗歌是对自己所见所历的真实呈现，折射着日常生活的种种形态。而这正是他所理解的“诗史”，具备个人“年谱”的性质。
我们还可以从“即事”这一常见诗题中获得更为具体的启示。“即事”自唐代开始作为诗题出现，但数量还不算很多。宋代以降，此题日益流广，很多诗人写过“即事”之作。这是一个极具日常化特色的诗题。“即”有“当下”之意，“即事”对应着当下所处的情况。即事诗的内容主要是诗人当下所处之情境、当下所见所闻所感，这也正是“切”。
“即事”之作，有与某一事件直接相关、叙事性鲜明的作品[53]，不过更多即事诗是没有特定的事件的，仅是对诗人某些日常生活片断的再现。陆游可以作为一个典型例子。陆游以“即事”为题的诗作今存121首（包括“XX即事”的作品）[54]。虽然拥有相似甚至相同的题目，但细析诗歌内容，却各各不同。同为《即事》，“雅闻岷下多区芋，聊试寒炉玉糁羮”必定写于入蜀期间，“归卧已如狐首丘，不妨解剑换吴牛”当作于山阴时期；同是在山阴，有“三更急雨打窗破，正是拥炉危坐时”的夜间，也有“日上小窗东，禽鸣高树中”的清晨。一些诗题给出了较为具体的“即事”情境，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诗歌内容与写作情境的对应关系，《春晚即事》有“老农爱犊行泥缓，幼妇忧蚕采叶忙”的景象，《秋获后即事》则有“社酒粥醲供晚酌，秋菇玉洁芼晨烹”的书写，《九月下旬即事》则是“储药扶持老，收薪准备冬”。诗中那些经由诗人眼光拣择过的具体而真实的细节，充分显现了“切”的诉求，同时体现出极其鲜明的日常感。
以后世的眼光来看，这类诗歌似乎更偏重景物描写和情感抒发，但诗题却偏偏是“即事”，这让我们不得不正视泛事观的存在及其深刻影响。由于对“事”的认识极其宽泛，事与物的界线并不分明，事态与事件也不加区分，诗人不太追求完整详细的叙事，更多借助景物的描摹、片断的事态来表现“事”。而这正是古典诗歌叙事的主流方式。对真实性的追求、具体而片断式的细节呈现以及诗人视角的滤镜，均与诗歌日常化的趋向一致。“切”是古典诗歌的叙事性的重要依托，日常性遂成为诗歌叙事的重要属性。
四、“切”与诗歌事境的构筑
张晖曾指出：“到清初的时候，传统诗学中强调作品对于外部世界忠实的模仿很有可能突破抒情传统，形成另外一套类似于西方诗学中的模仿理论”，不过“终因与强大的抒情传统完全背离，因此难以充分发展出一套模仿理论。”[55]张氏以西律中，难免会觉得不够“充分”。若从中国自身传统来看，则应认为，古典诗歌对外部世界自有一套“再现”的方式。只是主客观并无那么截然的分别，因此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往往处于融通的状态，抒情、叙事也并不像西学中那么判然两途。
基于这样一种映照世界的方式，我们会发现，古典诗歌存在这样一种境界，它是对外部世界的真实反映，但并非整体性的再现，而是多角度的、片断式的、分散式的，诗人通过对各个镜面的调整、对片断细节的选择，呈现出一个真实、具体、具备叙事意味的诗境。这一诗境并非“意境”一词可以简单概括，而更接近古人所说的“事境”：
凡诗写事境宜近，写意境宜远。近则亲切不泛，远则想味不尽。作文作画亦然[56]。
方东树《昭昧詹言》中的这段话指出，“事境”与“意境”是诗歌两种相对应的境界。“意境”偏虚，要写得玄远空灵，给人以余味无穷的感受；“事境”偏实，应给人亲切不泛的感受，故而写作时应以“近”为追求。“切”的诗学，可以说正与“事境”相契合。谢榛《四溟诗话》言：“诗不可太切，太切则流于宋矣。”谢榛是站在学唐的立场下此论断的。他认为“作诗不宜逼真”、“妙在含糊”[57]，因而更推崇不那么“切”的唐诗，反对“太切”的宋诗。撇开扬唐抑宋的取向，谢氏此论实与方东树所说的“意境”相合。相较而言，宋诗确实比唐诗更切更尽，也正是在宋诗中，具备事境的诗歌更多更典型。
翁方纲的论述也值得参看：
诗必切人、切时、切地，然后性情出焉，事境合焉。[58]
“事境”在翁方纲诗学中是颇为重要的一个概念，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叶倬玮《翁方纲诗学研究》都曾论及这一点[59]。在翁方纲看来，每首诗都与特定的事境相关联，每首诗的事境也各不相同，而诗歌应与事境相吻合，“文词与事境合一”。故诗歌当“切”，与人、时、地等一一吻合。事境不真切，便不可能是“真诗”。翁方纲的事境主要指的是诗人所处的情境，是现实的外在世界；方东树的“事境”则是诗歌中的一种境界。二人侧重点虽有不同，但相互连通，最终都深化了“事境”的诗学价值。
站在今天的立场回看，“事境”与“切”的概念都值得重视，它们标识着古典诗歌反映现实世界的独特方式，同时也是认识和把握古典诗歌叙事性的关键入口。上一部分讨论了即事诗，其实即事类的诗歌在古代非常常见，除了“即事”，还有“记事”“纪事”等，更有许多不以即事为题、但写法与即事并无本质不同的诗歌。这类诗歌，从写作目的上说，诗人常有立此存照的心态；从表达上说，这类诗歌的境界往往建立在映照现实的基础上。要更好地解读这类诗歌，探索其艺术境界，揭示其诗学价值，“事境”与“切”是必要的。
“事境”可视为一种独特的诗境。事境具备较为鲜明的叙事性，其生成有赖于“切”，其特色也与“切”直接相关，显示出一种日常化、片断化、既真实又细碎的基本形态。事境追求真实切近的表达效果，因而“切”又可视为评价事境好坏的一条重要标准。翁方纲曾指摘王士祯诗歌的缺点，认为“渔洋之诗所以未能餍惬于人心者”，正在于未能“切人、切时、切地”[60]，如《咏焦山鼎》《咏汉碑》等诗，都是“事境”“未能深切者”[61]。方东树批评王士祯诗“与其时其地其人，皆不必切”，与翁氏同一机杼。对于那些“试掩作者名氏，则一部姓族谱中，人人皆可承冒为其所作”的诗歌，方东树最是厌弃，若“不知作者为何人，游为何时何地何情，与此地故事，交代不明”，那就只是一首“死诗”[62]。而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就是“切”。唯有“切”，才能实现对现实世界的映照，构筑出一个真切可感的事境，成为一首有血有肉的诗。
不过，对“切”的评价还有另外一面。仍是方东树所言：“不切固泛，须知太求切，又成俗人所为。”[63]不切不行，太切也不行。如白居易诗，虽有“真切近情”、道事“深切”的正面论断，但同时也有“局于浅切”的负面评价。这固然是传统的辩证思维，但细加思索，又会对“事境”潜藏的另一项特性有更深入的认识：正因为不追求对现实世界完整的、无距离的反映，所以“切”是有限度的，“事境”依然是区别于现实的。“写事境”虽然宜“近”，但毕竟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若诗歌对现实的映照太过详尽，以至不能与现实世界拉开一定的距离，会让人觉得太浅太尽，也就失掉了诗的特性。把握“切”的分寸，方能构筑优秀的诗歌事境。
本文以“切”为中心，梳理了“切”的诗学追求、发展脉络和本质特性，对其应用于当代诗学建构的可能性也做出了思考。关于“切”与“事境”，还有许多可讨论的空间。比如，“切”在诗歌写作中是如何具体实践的？“事境”阐释效力的范围在哪？“事境”与“意境”的边界又何在？……想要一次性回答这些问题恐怕很难，但愿对“切”的诗学的认识，能够提供看待古典诗歌的一种新视角，以及探索古典诗境的一种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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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7页。
[2] 谢榛《四溟诗话》卷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58页。
[3] 关于“切”的专门研究，笔者管见，仅叶倬玮《翁方纲诗学研究》第四章第二节有所讨论，认为翁方纲将“切”视为“自成一家”的标准之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117页。
[4] 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三，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60-361页。
[5] 《读杜心解》卷三，第506页。
[6] 杨伦《杜诗镜铨》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79页。
[7] 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一，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页。
[8]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623页。
[9] 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44-245页。
[10] 《说诗晬语》卷下，第250页。
[11] 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第110条末补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36页。
[12] 翁方纲《苏斋笔记》卷十一，《复初斋文集》手稿影印本，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8763页。
[13] 同上。
[14]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八，《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8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6页。
[15] 蒋寅《清代诗学研究》第一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7-124页。
[16] 魏象枢《庸言》，《寒松堂全集》卷一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55页。
[17] 《苏斋笔记》卷十一，《复初斋文集》手稿影印本，第8763页。
[18] 《昭昧詹言》卷一第140条，第45页。
[19] 舒位《瓶水斋诗话》，张寅彭主编《清诗话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册，第2323页。
[20] 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二，郭绍虞编《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1983年版，第2358页。
[21] 袁枚《随园诗话》卷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23页。
[22] 见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一，《清诗话续编》，第2348页。
[23] 胡应麟《诗薮》内篇五，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9页。
[24] 参见叶倬玮《翁方纲诗学体系研究》，第114页。
[25] 《苏斋笔记》卷十一，《复初斋文集》手稿影印本，第8760页。
[26] 关于“近世”的概念，笔者取内藤湖南所说：“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见《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0页。
[27] 吉川幸次郎《中国文学史的一种理解》，《中国诗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28] 较早且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见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宋元明诗概说》，第15页。
[29] 张剑《情境诗学：理解近世诗歌的另一种路径》，《上海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30] 分别见欧阳修《六一诗话》（《历代诗话》，第269页）、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下（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0页）、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历代诗话》，第426页）。
[31] 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47页。
[32] 马永卿《懒真子》，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页。
[33] 如钱志熙《表现与再现的消长互补》对宋以前表现与再现两种诗学倾向的消长互补、矛盾统一关系做出了探讨，《文学遗产》1996年第1期。
[34] 《杜诗详注》卷十一，第904页。
[35] 《昭昧詹言》卷十八，第424页。
[36] 《容斋随笔》卷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9页。
[37] 《诗薮》内篇卷三，第51页。
[38] 何景明《明月篇》小序，《何大复先生集》卷十四，《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274册，第122页。
[39] 《后山诗话》，《历代诗话》，第313页。
[40] 梁章钜《闽川闺秀诗话》卷三“梁兰省”条，《清代闺秀诗话丛刊》，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233页。
[41] 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8页。
[42] 吴乔《围炉诗话》卷五，《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18页。
[43] 参见拙作《泛事观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叙事传统》，《国学学刊》2013年第1期。
[44] 张晖《中国“诗史”传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70页。
[45] 分别见《新唐书》卷二〇一《杜甫传赞》（中华书局1975年，5735页）、蔡居厚《蔡宽夫诗话》“荆公选杜韩诗”条（《宋诗话辑佚》，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93页）。
[46]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10页。
[47] 《筱园诗话》卷三，《清诗话续编》，第2390页。
[48] 程钜夫《王寅夫诗序》，《雪楼集》卷十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202册，第177页下。
[49] 黄彻《䂬溪诗话》卷一，《历代诗话续编》，348-349页。
[50] 蔡絛《西清诗话》卷上，张伯伟编校《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页。
[51] 潘耒《钱饮光八十寿序》，《遂初堂集》文集卷十，清康熙刻本。
[52] 钱澄之《生还集自序》，《藏山阁集》文存卷三，清光緖三十四年本。
[53] 如杜甫《即事》：“闻道花门破，和亲事却非。人怜汉公主，生得渡河归。秋思抛云髻，腰支胜宝衣。群凶犹索战，回首意多违。”乾元元年，唐肃宗将宁国公主下嫁回纥，不久后回纥却举兵相向；乾元二年，可汗死，公主终得归唐。杜诗所写即此事。参见《杜诗详注》卷七，第604页。
[54] 据北京大学《全宋诗》检索系统统计。
[55] 《中国“诗史”传统》，第270-271页。
[56] 《昭昧詹言》卷二十一，第504页。
[57] 《四溟诗话》卷三，第74页。
[58] 《苏斋笔记》卷十一，《复初斋文集》手稿影印本，第8725页。
[59] 参见张健《清代诗学研究》第十五章《学人之诗与文人之诗的理论总结：翁方纲以宋诗为基点的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97页）；叶倬玮《翁方纲诗学体系研究》（第153页）。
[60] 《苏斋笔记》卷十一，《复初斋文集》手稿影印本，第8725页。
[61] 翁方纲《神韵论下》，《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82册，第87页。
[62] 《昭昧詹言》卷六，第171页。
[6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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