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强，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公益慈善周刊》发起人、小云助贫中心总干事
99公益日经过短短三年，已经成为公益界名副其实的重大节日。中国绝大多数活跃的公募基金会和社会服务类机构都积极参与其中。阿里巴巴今年更是在99公益日之前，发起了95公益周。显然，互联网企业已经将竞争的战场扩张到公益领域。在99公益日前夕，公益机构对其充满了极大的期望，但是当99公益日结束之后很多公益组织却充满了失望与沮丧。这种过山车式的集体情绪变动其实暗含着双重危机：腾讯的危机与公益界的危机。
腾讯面对的危机
危机1：配捐激励效应正在减弱
从2015年到2017年，腾讯每年都拿出配捐资金动员公众捐款。2015年腾讯拿出了9999万元，2016年腾讯拿出了1亿9999万元，2017年腾讯拿出了2亿9999万元。与此同时，2015年有2178个筹款项目，2016年有3643个筹款项目，2017年有6466个筹款项目。核算一下，2015年到2017年平均每个筹款项目能够得到腾讯配捐资金分别为4.59万、5.49万、4.63万元。尽管从筹款项目平均配捐额度来看，差别不大，但是从配捐时间来看，相比过去两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今年99公益日的第一天由于腾讯平台故障的问题，从9点开始就没有配捐。在第二天和第三天都是在半小时之内当天的配捐资金全部配完。如此短的配捐时长，使得配捐激励效应出现很大程度的消减。
危机2：公益组织出现的套捐现象
对于大多数公益组织而言，动员公众捐款的能力毕竟有限。从过去的2015年和2016年，都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公益组织套捐的行为，从而能够得到腾讯和其他企业的最高额度的配捐资金。由于公益组织的套捐行为相对比较封闭，腾讯也无法得到相关的证据证实哪家公益组织存在着套捐行为。显然，腾讯对于公益组织的套捐行为缺乏制度上的规制。
危机3：多个公益项目首次出现疑似机器人刷单
根据公益时报的报道，上海真爱梦想基金会、中华儿慈会、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多个筹款项目都出现了疑似机器人刷单。尽管目前看来，这样的疑似重复刷单性小额捐款还没有看出对腾讯平台的负面效应，但是对于上述基金会的筹款项目无疑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公益时报的这篇报道得到了大量的转发，说明了这一点。到目前为止，腾讯并没有对此现象给出调查解释。
公益界面对的危机
危机1：公益界缺乏与腾讯有效对接与协商的机制
从2015年到2017年，公益界对于99公益日的参与呈现出个体化的特征。对于影响近万个公益组织的平台型事件，公益组织没有形成一个代表公益界整体利益的协调机构，向腾讯表达公益界的集体诉求。在过去两年，一定数量的公益组织对于腾讯不断修改配捐规则、不向公益组织公开公众捐赠人的相关信息等诉求并没有传递到腾讯，并对其产生制约作用。
危机2：公益组织的熟人筹款难以真正走向陌生公众筹款
国内公益组织的筹款历史经历了从过去以国际NGO为主，进而转移到以国内基金会、政府、企业、公众等多元筹款主体的发展。应该说，大多数国内的公益组织对于公众的筹款历史无论是在线下，还是在线上都是非常短暂。当公益组织始终面临着资金压力的时候，腾讯99公益日伸出了橄榄枝，公益组织为了在99公益日筹得更多的资金，大多数都是动员公益组织周围的亲朋好友等熟人关系。这样一种熟人关系如果长期连续性的筹款，必然会出现高比例的衰退。因为支撑这样的筹款背后不是认同筹款项目理念，而是基于人情、面子等关系资源的交换。这样的交换从本质上来说就无法实现重复性捐赠。
危机3：公益组织正在弱化社会动员的能力，抽离成了资源动员与投放的能力
公益组织缺乏资金是世界性的普遍问题，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我在美国访学期间，走访了多个公益组织，都在讲述机构的资金不足的问题。但是我对美国的公益组织观察，他们当然非常重视筹资，但是这些组织更加重视机构的支持者与服务群体，而且支持者与受助群体要么是同一群体，要么是居住在同一区域。因此，美国公益组织的支持人都具有长期性特点，并且与受助群体保持着长期的“面对面连接”。99公益日无疑对于公益组织的筹资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另一个层面上拉大了公益组织支持者与受助群体的空间距离，实现了相互之间的“虚拟连接”。这样，公众支持者就会想当然的将每年短短三天看做是支持公益组织就足够了，剩下的事情就是公益组织花好钱的事情了。在99公益日的无形塑造下，公益组织弱化公众支持人与受助群体的“空间连接”，更为看重公众的捐赠能力，而不是公众的参与能力。无疑，这样的公益组织被简化成了公众资源动员和投放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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