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战事频繁，关系各国生死存亡，上至国君，下至士人，兵家、法家、儒家、道家，莫不研究战争与指导战争方法，军事思想取得了辉煌成就。
春秋末年齐人孙武所著，13篇，6000余言，每篇各有主题，构成一完整体系。该书思想大体如下：
一重战。开卷即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计篇》）。为此他考察了战争胜负的五个因素，即道(人心背向）、天(天时）、地(地利）、将(将才，包括智、信、仁、勇、严）、法(军法军需等）。将战争与政治、经济、自然、将才诸因素综合考察。
二慎战。孙子重战，却不好战，谓"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应"非危不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对于兵事，"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火攻篇》）。
三备战。战争受经济制约，他说："兵法，一曰度(土地大小），二曰量(物资多少），三曰数(兵员多寡），四曰称(军力强弱），五曰胜(胜负）"。五者关系，是"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形篇》），故应加强战备，无经济后盾，绝难求胜，"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备战另一内容是治军，治军之法，在于"合之以文，齐之以武"，军纪军令与政治教化相结合。既要"视卒如爱子"，又要信赏必罚。
四善战。此为孙子兵法之闪光点，包括战略战术两方面。在战略上，孙子提出：(一）"先计而后战"；(二）"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三）"自胜"，即先充实国力，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境，尔后方能制敌取胜；(四）争取主动，"致人而不致于人"；(五）"兵贵胜，不贵久"，即速战速决；(六）"伐谋""伐交"，争取"全胜"等。在战略具体运用上，提出了许多战术原则，如造势任势、"因情任势"；"以逸待劳"、机动灵活；"相敌"观敌、"因敌制胜"；兵不厌诈、"出奇制胜"；"虚实结合"、"避实击虚"；诱敌骄敌、调动敌人；攻防结合、因敌使阵；"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等。此外，对行军、地形、火攻、用间(反间计）等也作了论述。
重战、备战、慎战、善战并非孤立，而是相互关联，其目的在于"安国全军"。
《孙子兵法》内容十分丰富，对后世军事理论有深远影响，在我国乃至世界兵学领域占有崇高地位，是兵学鼻祖、兵经，我国后世兵书，莫出其范。
《司马法》约成书于战国中期，作者不详，全书155卷，今存5篇。该书内容有：
(一）"以战止战"。战争的目的是"讨不义"、"诛有罪"，因而提出"以战止战"的战争观。《仁本篇》说："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杀一个人可以使别人得到安全，可以杀掉他）；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
(二）"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故宜随时备战，做到"五虑"："顺天(顺应天时）、阜财(广集资财）、怿(yì）众(合乎民意）、右兵(重视兵器）、利地(利用地形）"，这是制胜的五因素；此外还要建"大军"与"求厥技(广罗有专门军事技术的人才）"。
(三）治国以礼、治军以法；以文治民，以武治军；重视兵教，"士不先教，不可用也"，要做到"以仁为本，以义治之"。
(四）"战相为轻重"。即根据敌我实力、采用适当的战略战术，这是用兵原则。如主张"称众、因地、因敌、令阵"等。另外还提出"兵不杂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等兵器配合使用原则，已浅涉协同作战的原则。但也记载了一些诸如"不鼓不成列"之类的旧兵法。
应当注意的是，《司马法》虽书成战国，反映的却是西周、春秋时代的军事思想，为论述车战的权威之作。
《吴子》相传为战国初期吴起所著。共48篇，今仅存《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6篇。
《吴子》将战争起因归为五种：争名、争利、积恶、内乱、因饥。并由此将战争性质分为义战("义兵")与不义之战(强兵、刚兵、暴兵、逆兵）。吴起反对"修德废武"、"恃众好勇"，提倡"内修文德、外治武备"。这是其思想核心。
修文德一要"先教百姓而亲万民"；二要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三要使"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官长）"；四要君民同心，一致对外；五要君王谦逊，善取忠言。
至于加强武备，吴起提出要"聚卒练锐"，"先戒为宝"，加强戒备以及慎战等主张。
在治军思想方面，强调"不在众寡，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简募良材"；"信赏必罚，严刑明赏"，使"进有重赏，退有重刑"。为将者应做到"五慎"，掌握"四机"。"五慎"即理(治军有方）、备(戒备）、果(决心）、戒(警惕）、约(命令简明）。"四机"即气机(士气）、地机(利用地形）、事机(运用谋略）、力机(提高战斗力）。军队通过严格治理，就会"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在作战思想上，强调"审敌虚实"、"因形用权"，随机应变。
《吴子》是对《孙子兵法》的继承和发展，对世界军事思想有一定影响。
《孙膑兵法》为战国中期齐国人孙膑所作，30篇。
孙膑慎战，以为"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社稷危也"，故反对"乐兵"好战，"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应"不得已而后战"，"恶战"方为"兵之王器"。不过，他并不反对正义之战，"卒寡而兵强者，有义也"。战争胜负在于"天时、地利、人和"，他尤其强调人的因素，"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
战略战术思想是其军事思想之精华，这是一种以"贵势"、"造势"为特征的机动灵活进攻战法，具体内容有：(一）"事备而后动"，方能"兵出而有功，入而不伤"；反之"无备者伤，穷兵者亡"。(二）"必攻不守"，攻其不备。(三）"抚势造势"，争取主动。(四）寡可制众，弱可胜强。(五）"料敌计险(了解敌情，利用地形）"、"胜不可一(取胜不可固守一策）"。(六）巧用"谋""诈"，乘敌之隙。(七）"有锋(前锋）有后(后援）"，善使阵法。
在选将、建军、治军等方面，与孙子所论大同小异，不过，他更重视君、将、士三者的配合，"将"除具备智、勇、忠、信、敢等将才外，还需得君信任、"得众"、"左右和"等，方能"恒胜"；反之，则"恒不胜"(《篡卒篇》）。
《孙膑兵法》是对战国中期以前战争经验的总结和提炼，是对《孙子兵法》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战国时尉缭所著，全书24篇。
尉缭慎战，认为"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提倡"诛暴乱禁不义"的义战，"凡挟义而战者，贵从我起"，反对"争私结怨"而致战。
在作战指导方面，提出不少新思想。"兵胜于朝廷"，"欲战先安内"，即先要国治民安，国富民强，方能"战胜于外"。
战法上提出"道胜(谋略取胜）"、"威胜(兵威取胜）"、"力胜(兵力取胜）"三种，尤重"道胜"，认为应"先料敌而后动"、以实击虚；"蚤(早）决先定"、争取主动；"若计不先定，虑不蚤决，则进退不定，疑生必败"。提出了三种攻守原则：攻城原则是"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没有绝对地把握攻下城池，就不要进攻）"；野战对阵的原则是"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守城原则是"守者不失其险(城外要地）"，要求攻守结合，反对消极防御。其用兵原则是兵"以专胜，分力者弱"，反对分散兵力，若"分力"，则"进退不豪，纵敌不擒"。
在治军方面，主张"制必先定"，"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强调"刑上究"，"赏下流"，"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当杀而虽贵重，必杀之，是刑上究也；赏及牛童马圉者，是赏下流也"。
《尉缭子》把政治、经济、法制、军事等融为一体，综合论述，是依法治军的典范之作。
传为周初姜尚著，实成书于战国晚期，作者不可考，含《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6卷，凡60篇。
《六韬》慎战，认为"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最好是防患于未然，"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胜敌者，胜于未形"。注重"文伐"，主张以谋略取胜，其阴谋手段有12条，如"因其所喜，以顺其志"；"亲其所爱、以分其威"；"阴赂左右、得情甚深"；"收其内(臣）、间其外(臣）"；"辅以淫乐，以广其志，厚赂珠玉，娱以美人"等。这样，对方君臣离间，廷无忠臣，我方"乃成武事"。
其战略战术亦颇有见地：
(一）示弱迷敌、出奇制胜。"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使敌不知我备"，而后"欲其西，袭其东"。
(二）"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即了解敌情，乘机而入，"疾击其不意"，"见其虚则进，见其实则止"。
(三）"见利不失，遇时不疑"。即把握战机，不能优柔寡断，"失利后时，反受其殃"；"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
(四）"用兵之法"，在于"分合之变"。
此外，《六韬》对军队编制、装备、训练、通讯、将才等建军、治军方法以及野战、攻城、反攻、追击、突围等战术也作了广泛论述。
《六韬》内容庞杂，先秦各家军事思想在其中均有所反映，其突出贡献在于阐述了阴谋家的思想，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战国时代的文武分职和步、车、骑三兵种配合作战的经验。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