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之七十四：英国牛津运动2
与福音觉醒运动不同，牛津运动是公教虔敬的复兴。他们讨厌宗教改革者的思想，也不接受任何新鲜事物。在他们看来，所谓宗教自由主义是一种叛教，因此，他们致力于古代信仰、礼仪的恢复。但牛津运动也不纯粹是教父神学的简单复原，而是创造性地重新表述古代理论以适应现代的需要。
关于教会的权威，书册作者们到教会古代传统和团体教导中去寻找依据。他们认为《圣经》是宗派分裂的原因，理性具有腐蚀性，具有怀疑论倾向。教会的传统和历史证明教父传统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使徒承继是一个不容怀疑的事实，而且，这种前后相续的承继，正是权威的基础。" 我们现在看见的每一位教会主教，根据一种精神诞生的秩序，都是圣彼得和圣保罗的直系后裔。……就公教会的情形而论，所说的这个人，即主教，是从其前任获得这种权威的，而其前任又从另一位前任获得，如此往前追溯，直到使徒们自己，再到我们的主和救世主。" 教会传统还是解释《圣经》的依据，传统被神确立在教会之中，作为《圣经》本身的试金石。在确立新教正典之前，教会传统就已经训练了个人的头脑，使之能够正确地阅读《圣经》。因此，书册作者断定，《圣经》以及古代教会的传统是权威的基础。
书册派关于教会权威的理论与关于信仰和理性的观点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理性，他们认为仅仅是人类生命的一项能力，此外还有道德感、情感和想象等等能力。光靠理性是无法证明基督教的，基督教只能依靠信仰的恩典来证明。宗教信仰和宗教真理有时可以由理性来证实，但理性绝不可能造成信仰。宗教认识起源于道德上的顺从，出自对正义的如饥似渴的追求。
信仰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原则。道德意识是信仰区别于理性的标准。与信仰有关的那些事情，不可能度量，不可能证明，不可能论证，而只需要道德判断。书册派赋予道德顺从以重要的地位，把它作为信仰的基础，这使他们对新教关于" 仅仅因信而称义" 的理论产生怀疑。在书册派看来，称义与圣化是一件事情，是一项彼此不可分离的恩典。他们认为，新教偏重因信得救，罗马天主教会强调因服从而得救，两者都有缺陷，英国国教会在新教与罗马天主教会之间采取一条中间路线，最合中庸之道。
书册派关于信仰的理论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它强调通过人人可见的圣事和教会礼仪来传达有圣化作用的神的恩典，证明神的恩典是客观存在的。这些圣事和教会仪式起源于古代教会，代代相传，永恒不变。皮由兹在" 《圣经》关于神圣洗礼的观点" 的第67号书册中，强调洗礼是接受上帝的恩典，免除原罪之害的唯一手段，具有使人重新获得新生的效能。他们还肯定圣餐中基督的真正临在，就是说，通过举行圣餐，信徒真正地在精神上接受了道成肉身的圣子的血肉。因此，经常举行圣餐仪式就成了书册派在圣事方面虔诚的显著标志。这种圣事原则不仅鼓励了对各种形式圣事的重视和运用，向教徒灌输一种对教会更加虔诚、更加尊敬的思想；而且要求教会把自己视作有形的、受神委派的向教徒输送上帝恩典的渠道。它把教会设想为上帝自身在人世间的居留所，设想为耶稣基督的身体本身。只有在教会的圣餐仪式上领取了基督的体和血，教徒才有可能得救。
牛津运动对于教会的虔敬生活产生了持久的影响。19世纪下半叶，在牛津运动的影响下，英国国教会日常礼仪增多，遵循四旬斋期，私下忏悔等宗教礼仪，创立了很多" 笃信宗教者" 团体。牛津运动摒弃了唯《圣经》至上的教义，从而使此后的神学家们在考虑《圣经》权威问题时，必须重视传统的作用。牛津运动对使徒性、普世性和统一性的关切，成为现代普世主义的开始。对于寻求不仅与罗马天主教徒，而且与一切基督教徒重新统一在一个有形的教会组织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牛津运动的神学理论没有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牛津运动的参加者将自己同科学和史学里的新发展隔绝开来，他们求助于古典的传统，无法解决达尔文的新理论和德国的《圣经》考据学正在提出的那些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牛津运动反对现时代的精神，崇尚过去时代的精神传统，使他们不可避免地遭到彻底失败。他们的很多理论也被证明是一种纯粹的时代错误。直到19世纪最后几年，一批具有天主教思想的安立甘宗神学家将天主教神学与新的科学和新的批判结合、协调起来，书册派神学才又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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