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宁夏》讲述宁夏人自己的历史
1955年年初，妈妈从位于银川南关的面粉厂调到位于新城的毛厂担任副厂长，全家随迁至此。
我因为小学一年级学期未了，跟着奶奶在南门城楼西南侧的车马大店里租了一间客房凑合了几个月，满心欢喜地来到新城毛厂。
那时从银川老城到新城要通过现在西关清真寺旁边的唐徕渠老桥走石子铺成的老银新公路，奶奶和我坐上厂里的胶轮马车一路向西，透过路边排列的柳树看着农田和村落，还路过了农科所和气象台，颠簸了十几里路，向右拐进了新城南门，就是现在的福州街北京路口，往北再左拐就到了毛厂的东大门。
厂门正对着大礼堂，礼堂南北侧各有一片空地，北边是厂办公科室，一砖到顶的，办公室东边是通往生产区的车行道大门，西侧是工人们上下班出入的小门，小门外与办公室相邻的是工会、医务室、俱乐部、广播站一排房。
礼堂南侧空地往南是职工业余学校，西南是厂幼儿园和托儿所，幼儿园的西墙外就是厂家属院，这道墙向北延伸到家属院的小门，再往北就是被称为“马号”的低洼草地湿地，当然，家属院和马号也是用东西向的围墙相隔，整体上的西墙则比较高，那是与银川电厂的界墙，在马号和电厂之间，设计者还留了一扇门，一般是打不开的，马号的北墙东西分别连接生产区和电厂的北墙，电厂的西北角就是新城的西门了。两厂占据了差不多新城西南四分之一，只沿南城墙留出到西南城墙拐角的一溜儿空地。
银川毛纺织厂是宁夏省并入甘肃省后的一项重点工业项目，着眼于银川周边地区的畜牧业优势、开发地方资源，厂址选在了新城。
新城原称新满城，是前清宁夏八旗系列官兵及其家眷们驻扎与生息的地盘。
因为乾隆三年大地震毁灭了旧满城（今满春），朝廷专拨皇银修建的，可惜被辛亥革命后的一把火烧了个精光，旗人作鸟兽散，那时的革命者或许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解除民族压迫的快感吧，但是当地的汉人、回民还要生活呢，于是逐渐在南门外形成了新的街区，百货公司、供销社、杂货店、饼子铺、饭馆、粮站、肉铺、菜摊、旅社、银行一应俱全。
白底黑字的大牌子挂在厂门口，“地方国营”竖排成两行，刻在“银川毛纺织厂”上方，别小看这四个字，面粉厂的牌子上只能写“公私合营”呀。
毛厂的对面是银川汽车修理厂，这也是当时国计民生的必需，占了新城东南区的西部，城的北半边那时还是空的。
银川电厂建成后满足了当时银川地区的各项电力需求，与面粉厂一体的南关发电机组被拆除了。
因为是住在老城南关，没有见识过城里的保育院，妈妈说你可以先到厂幼儿园跟班儿，于是我这个城里的“土包子”混进了厂里的 “洋学堂”，第一次滑溜板，翘翘板，打秋千、玩跳马，和小朋友做游戏，惬意极了，在这里结识了亚刚和安琪几个比我小一点的伙伴儿。
短暂的暑假过去了，我到新城完小二年级报名，交验了铅印的暑假作业本和作业本要求完成的双菱形相扣的剪纸作品后，就转学成功了。
学校看来很有些年头，校园绿树成荫，生气盎然，就是课桌老旧些，桌面下没有放书包的隔段。
比起南关小学来这儿离家可远多了，上学出新城南门过银新公路往南分叉路口走西南方向，穿过小巷，途经三圣庙、关帝庙和一处经常演秦腔大戏的半露天小剧场，走农村小路沿灌溉毛渠到达学校东门。
次年新建成了新城二小，原校改名为新城一小，银新公路以北的学生划归二小。
不知道是因为我们年级以上的生源少还是新校师资不足，新城二小只招了一年级新生，从原一小转来二三年级各一个班，我们三年级成了最高班，同厂的刘鹏程、米国光、郑新华、史光、曹秀清、杨静珍和汽修厂的韩复成、吴云山等一起转来，我们中的大多数后来都成了新城二小的首届毕业生。
厂里除了生产区外，其它的区域小孩子们是可以自由走动的，不过也有例外，拿着澡票可以走进生产区的小门到水塔北边的澡堂洗澡，顺便观赏一下路边的蓄水池，弥补一下算术作业里边注水边放水之类题目造成的脑洞。而小路东边锯齿形大屋顶的车间挂着“生产重地闲人免进”的牌子，小孩子们是进不去的。
直到五年级下学期，学校一本正经地组织参观，这才跟着老师同学们拿着保卫科的批条得见车间的庐山真面目。
毛纺织的第一道工艺是洗毛，把卡车拉来的沾满沙土和羊粪的羊毛依次通过钢制水立方清淘干净，烘干后送入毛纺车间。
厂里的主要产品是毛毯和毛呢，来自不同的羊毛原料，用纺机做成毛纱进入整染车间。分别把织毛毯与毛呢使用的各种毛纱放进填满各色染料的水泥池里着色，穿着防护服的工人师傅不时地还会下池反复搅匀踩踏，成色后的毛纱送进机织车间的不同织机，从织机落下的就是精致的毛呢和鲜艳夺目的毛毯了。
毛毯和毛呢都属于羊毛的粗纺织品，但都是当时的抢手货，毛呢似乎属于高档产品，大部分外销或出口，提花毛毯大致分两色相间的大花图案和方格图案，内销用滩羊牌商标，出口用的是国产外贸统一注册的天鹅牌，直到1990年代这毛毯还荣获全国纺织品银质奖呢。
新城二小坐落在新城的西北城墙拐角，加上东南两道校墙就圈成了一个大院子，正对校门是五开间的办公室，两旁各一个三开间的教室，加上的后排两座四个教室，简单明了，一个年级一个班，我们开进来时总共三个班。
办公室和教室的后边有大片的空洼地，东边是开水房和老师们做饭的厨房。同学大多是新城各工厂、商贸单位职工和周边市民、农民的子弟。
上学时一般不约伙儿，出厂门沿东墙伴着排污暗沟走到四城门交叉的位置，以斜线穿越就能直达校门。
排污沟里流淌着洗毛车间和整染车间的污水，虽说是暗沟还间或留出用来清理水中碎毛渣的露口，暗沟到了北城墙外可能就会变成明沟，灌溉那里的洼地。
冬日昼短，上学与回家路上能够看到满天的星星，逐渐对星空首先是北斗星座有了感性的认识，空气透明度极好又没有光污染。
四五年级时，天空中出现了一颗彗星，大大的尾巴伸展开来，两三个月才落入贺兰山阙，一时间农村的同学们传来消息，庄子里不少人跑到永宁海子湖舀水喝避扫帚星的邪。
星空让人充满了遐想，生活的现实也很热闹的。
早中晚的空闲，厂里的高音喇叭总是响个不停，接送我们上下学，骑兵进行曲、歌唱二郎山、拉兹之歌、芦笙恋歌……后来还有社会主义好等名曲，每逢周六不是放电影就是办舞会甚至会有精彩的文艺演出，工厂的业余生活可真丰富哪。
电影当然是露天放映，礼堂北边家属院东的广场有预埋好的木杆子挂上个白银幕就得，而且前后侧都能观看，时尚的国产新片几乎场场不落，苏联等外国电影就更受欢迎了，区委书记、勇敢的人、夏伯阳、山中放哨、勇士的奇遇、流浪者等等。
中西合璧的舞会乐队，二胡、小提琴、扬琴、手风琴，来者不拒，因人设事，小伙子挽起纺织姑娘的手旋转。
电厂、汽修厂的同伴们也不时地光临，这也体现了设计者的初衷。本来厂南墙外到城墙的空地还建有一个三厂联合食堂，甲乙丙三种菜，伍分一毛一毛五，这大礼堂原先说好是三厂共用的，无奈礼堂在毛厂大门之内，把门的警卫一夫当关，就限制外厂的人进门了。再后来联合食堂关张，礼堂向北伸出灶房，平时就变成食堂了，联合食堂旧址建起了邮政所，算是新城通信事业的起步。除了舞会周末还会有不少的演出，厂里具备文艺细胞的人才济济，加上工会的栽培，“网红”不少，“粉丝”更多。演出有诸如“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一类的活报剧，歌舞倒不是太多，经常有情节完整的眉户戏出台，声乐器乐并茂，服装也够得上专业。
甘肃省文工团来银川巡回演出时也不会忘记光临毛厂礼堂的，有精美多姿的歌舞，还有讲述藏民爱情故事的歌剧《草原之歌》片段，至今还记得女主角向往穿着露出一只胳膊藏袍男生的一声“阿布扎……”那充满深情的呼唤。
礼堂南边的空地上还会搭起杂技艺人的棚帐，耍把戏、卖膏药，甚至会有跑马和狗熊表演，气功大师的肚子上放一块石磨，大锤打下去砸开来。
每晚俱乐部都有象棋、跳棋、克朗棋、扑克等娱乐项目，人少时我们也有机会进去掺和掺和，工会干部马宽曾经拿到过银川市象棋比赛的冠军。
远在新城的毛厂并不与世隔绝，厂篮球队会“杀到”邻厂和老城，有一次放学回家听到几位垂头丧气归来的队员甩着网兜里的篮球说，真倒霉，TM输了5个大球！我想，这篮球比赛输篮球？赢那么多篮球干啥呢？后来同学告诉我，小球就是1分，大球是2分，那场比赛输了10分呗。
妈妈调到毛厂时，原先的厂长兼书记李彦，一位级别颇高的陕北干部到了省上，妈妈虽说也来自陕北老区，搞过土改、干过公安、当过县妇联主任，但比起人家的资历差远了。接任书记的蒋木舟伯伯好像是山东人，妈妈是副厂长，后来还兼任副书记，那时讲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厂子的管理由妈妈负责，记得厂里发大布告，落款都盖着妈妈签名“高静媛”的大字印章。
那时候银川市内没有公共汽车，厂里也没有小汽车，到老城开会妈妈经常骑自行车来回跑，每年参加省上工业口的会议，妈妈搭乘班车到兰州去，带回的油炸大豆和肉松，包兰铁路通车后也会去北京参加纺织部的会议，带回三姨给我的新书，妈妈为我订阅的是《小朋友》、《儿童时代》、《少年文艺》等上海版刊物，而三姨的那本《鲁滨逊漂游记》却让我爱不释手。蒋伯伯一家三口，儿子比我的年龄小，住在家属院独栋平房的第一栋，屡屡提出要和我们家换换，妈妈只好照办。这独栋面积并不是太大，砖垛土坯墙白灰粉刷砖铺地而已，可在那时候已经算是高大上的了。
第二栋里住的是副厂长郑伯伯一家，他早年当过宁夏省工业学校的校长，他家全是儿子，大宝、二宝、三宝、四宝……，四宝和我一个班。郑伯伯是知名的党外高级知识人才。我经常跟着四宝到他家看小画书，柜子里一摞一摞的，他家有不同号码的冰鞋，冬天经常光顾马号水池结出的冰场，四宝以滑花样冰为主。
郑伯伯家还在双渠口那边的农户果园里包了一棵杏树，收获的果实由他家人全享，这事儿也挺稀奇的。第三栋住胡工程师，他是毛厂筹建时从兰州调来支援的高级工程师，他家也是一群儿子，只有一个女儿，次子亚刚即前述幼儿园的伙伴，低我一级。
开朗、祥和、平静而按部就班的工厂生活遭遇风雨袭来，在1957年的运动中，大礼堂四周挂满了大字报，郑伯伯被戴上“帽子”离开了。紧接着搞大跃进，好在毛厂没有大炼钢铁的指标，加班生产就是了。
次年国务院决定宁夏从甘肃分离，成立回族自治区，恢复银川的省会（首府）地位。
10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率领中央代表团来到银川，作为银川市离火车站最近的学校，我们受命打着队旗敲着队鼓赶到火车站前广场迎接林老一行。林老穿着一身棕色呢子中山装致辞，记得林老最后说“祝同志们身体康健”，旁边的一位女同学发出一声傻笑，我白了她一眼。10月25日在中山公园人民会场召开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大会，老师特意组织我们参加游园活动。
我和小伙伴们在湖边的人群中飘荡，啃五分钱一个的甜面包，喝同样价钱的瓶装汽水，一直到天黑才离开公园，老师骑着自行车来回往复，分别接送我们，回到家已经很晚了，但是心中充满了“幸福感”。林老到毛厂考察是妈妈负责接待的，记述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的纪录片《宁夏人民的大喜事》留下了那珍贵的影像，我做了截屏附插在本文。
隔年，厂里的干部结构发生了变化，蒋书记调离，自治区人委吴副主席的夫人王彬调来毛厂，王彬阿姨的父母和侄女侄儿王焕生、王建新搬进了郑伯伯家原先住过的第二栋。不久王彬代表毛厂以先进集体出席了全国工交群英会。
次年全国文教群英会又评选厂职工业余学校为先进集体，身为校长的妈妈到北京参会。翌年，妈妈离开毛厂被调到新上马的银川棉纺织厂。
棉厂筹建处远在后来的新立织造厂-宁光电工厂那一片，妈妈周日晚上要走火车站穿过铁道和站西的低洼地，沿着田埂和乡间小路回厂，遇到假期妈妈会让我一起走，我便能在厂里住一晚。
我家在毛厂的日子也不安稳，总务科长时不时上门，要我们搬家，倒不是棉厂没有宿舍，问题是我们兄妹几个到哪里上学好呢，天天摸黑溜田埂？妈妈因此去找自治区工业局的唐局长，局长说已经给王彬打好招呼了，可是这位科长还是喋喋不休的。
科长的老婆也是厂里的女工，经妈妈悉心培养，作为工人代表当选以刘格平为首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的委员，这在当时是很高的荣誉了，合影的照片放在宝珍照相馆的橱窗里，鉴于科长的不俗表现，我在这里就不点名表扬她了。
棉厂筹建处没能坚持多久，在低标准的裁剪中下马，妈妈调到了自治区统计局工业处，随后我们家搬回了老城。好景不长，1964年末选址在新市区的银川棉纺织厂再次上马，妈妈又被调去筹建，这都是后话了。
七十年代，妈妈原在的银川面粉厂厂长杨桂山伯伯到自治区工业局主持工作，杨伯伯深谋远虑统筹宁夏纺织工业的布局，先后规划设计投产了第二毛纺织厂、第三毛纺织厂、灵武绒线厂、毛条厂、针织厂乃至生产纺织原料的涤纶厂，迎来了宁夏纺织工业的全盛时期，而几乎所有新厂的行政领导与技术骨干都出自五十年代毛厂的中层干部和那时期从华东纺织工学院等院校分配来厂的大学生们，真可惜这硕大的成果后来被一班不肖子弟搞了个七零八落。
就如那幅“化剑为犁”的名画所隐喻的，银川毛纺织厂和许多知名大厂一起被破产拍卖，改造成住宅区了。
我常想，妈妈那一代人为宁夏工业的奋斗与奉献，出于他们年轻时代的革命追求，坚守在人民赋予的岗位，她用心尽力了，她也胜任了，这与个人的权位名利并不关联，当今的人们每每不能理解，而五十年代的银川毛纺织厂正是她事业的辉煌落点。
2015年初妈妈去世，我为她备写了一副挽联，由于各种原因当时没能用上，不妨在此照录：
一辈子革命生涯从陕北到宁夏毕生奉献终无悔
几十年事业追求住毛厂跑棉厂艰苦创业今何在
谨以本篇献给宁夏工业战线的先行者们！
2022年2月12日 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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