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泊船瓜洲》中的一个“绿”字，据说作诗时有过一番考究。
王安石写《泊船瓜洲》，这一“绿”字是否真的经历了一番考究，现在恐无法求证。其事之记录，见于宋人洪迈的《容斋随笔》，说是初为“到”，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春风何时至，又绿湖上出，始定为“绿”。人们据此判断，“绿”字乃诗人反复推敲所得。
至于这“绿”字到底好在哪里，翻阅教师用书，或者“百度”一下，答案不知从何时有了惊人的共识：“绿”字好在表现出了春天生机勃勃的景象，形象鲜活，春意盎然，读来仿佛有阵阵春风扑面而来。还有论者，说王安石当时意气风发地想到变法的伟大成果，“绿”正是他眼中神州大地因变法而一片繁荣之景象的形象写照。其牵强之意，十分明显。
现代诗人臧克家《臧克家古典诗文欣赏集》：这“绿”’字，在视觉上是给人以色彩鲜明的感觉，在人心上，引起春意无涯的生趣；但我嫌它太显露，限制了春意丰富的内涵，扼杀了读者广阔美丽的想象。如果不用“绿”字而用“到”或“过”，反觉含蓄有味些。
臧克家觉得“绿”字用得并不好。我到不这么认为。
说“绿”好在表现出了江南岸春意盎然的景象，似乎这是一首赏春赞春的诗，而不是一首表达浓浓思乡之情的诗。说“绿”不好，也是当成了写景诗来看待。实际上，这是一首大家公认的表达思乡之情的诗。既然诗人要表达的是思乡之情，而且诗的后两句将思之浓情之切表现得那么直白那么淋漓尽致了，这“绿”字是否应该与这思乡情有着密切的关系呢？
从《诗经》开始，古诗就有比兴的传统。“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以蒹葭、白露起兴，引出的是心中的伊人，是那份忧伤而幸福的追寻。以自然之物兴心中之情，这一传统慢慢沉淀出了许多意象，如月亮，如鸣蝉，如杨柳，如春草，也如这儿的“绿”。
以春草之翠绿繁盛兴浓浓离情别绪之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离骚》中的“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后来王维、白居易都曾借用过这一典故。白居易在《赋得古原草送别》中写道：“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王维在《山中送别》中写道：“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这些都是表达离别和思念之情的，都写到了绿意盎然的春草。巧的是，王安石的《泊船瓜洲》，写的也是春天的“绿”，而且也有一“又”字。文化传统是通的，这情也是通的，“绿”的深意，也就很明了了。
其实，春草生离情，在中国古代，是与人事紧密联系的。因为朝廷任命官员，多在立春之时。在这春草萋萋的时节，许多文人墨客，都要到新的地方任职。古时交通不便，一次离别，不知何时能再相见。因此，春天也就成了离别的季节。欧阳修的《踏莎行》，上阕写行者的离愁，下阕写思妇的别恨，开头即洋溢一片春天的气息，到最后“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春意愈浓，离情别绪愈浓。
所以，窃以为，“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中的“绿”字，其妙当从“意象”角度、文化角度来揣摩，而非从字面简单地望文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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