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占元直系军阀主要将领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王占元的第三协奉命编入第一军，南下镇压革命。10月27日，在冯国璋的指挥下，王部伙同他部清军从革命军手中夺取汉口，纵兵烧杀抢掠，极为残忍。11月末，王部又配合李纯等部军队攻陷汉阳，使革命军孤守武昌，陷于严重困难。王占元因此受到清政府的赏赐，由统领晋级为第二镇统制。 [1]

荣任师长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原来进攻革命军的北洋陆军各镇改为师，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王占元继续担任第二师师长，驻保定。1913年春夏间移驻信阳，参与镇压“二次革命”。1914年3月，兼“豫南剿匪总司令”，在信阳以东地区围歼以白朗为首的反袁武装。

11月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闹学潮，反对校长赵理泰，陆军部调集驻扎保定的北洋军第二师王占元部鲍贵卿混成旅包围了军校，强行解散学生，王占元以保定警备司令官名义指责军校学生闹风潮，扰乱地方，进行了弹压，后来由于国会议员的质问和各省军事代表的调停干预，陆军部才宣布再行开学。 [1]

镇压革命

1913年2月12日特授以勋三位。4月宋教仁案发，5月第二师移驻河南信阳，准备镇压国民党。7月16日王占元被任命为第一军（军长段芝贵）右司令。7月20日，北洋政府令王占元加陆军上将衔，带兵参与镇压“二次革命”，8月1日给予二等嘉禾章，25日攻占湖口，革命军败退，二次革命在北洋军队的镇压下失败。

1914年1月8日，白朗起义军在新安店与北洋军队激战，陆军总长兼湖北都督段祺瑞令王占元向固始进军，兼任“豫南剿匪总司令”，2月23日在信阳以东地区围歼白朗起义军，结果被围困于商城，幸驻麻城的第六旅张敬尧部援救才突围。4月24日北洋政府令王占元帮办湖北军务，7月18日加将军衔。12月1日袁世凯令王占元代理湖北军务。 [1]

督军湖北

湖北督军王占元

1915年，袁世凯策划称帝，王占元积极拥护，曾列名段芝贵等人的劝进电。10月，袁世凯授以壮威将军。 [1] 12月底，云南护国军起义反袁，王向袁表示忠诚不贰，袁又授他以襄武将军督理湖北军务。1916年1月，正当袁世凯遭到全国人民的不满和反对而精神沮丧时，王占元还借湖北宜昌附近山洞发现龙骨化石之机，编造离奇的神话，向袁献媚说：“当此一德龙兴之日”，“天眷民佑，感应昭然”。这种为袁世凯称帝捧场的丑行，成为当时人们谈话的笑料。2月18日，王占元又以血腥手段镇压了武昌南湖陆军第一师炮队的反袁士兵。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7月，授王占元以湖北督军兼民政长。王表面对黎恭顺，暗中附和实力派。

直奉混战

不久，黎、段之间发生“府院之争”。1917年5月，吉林督军孟恩远在段的唆使下，串通各省督军，领衔要求解散国会，向黎施加压力。王占元曾与孟恩远一道列名通电。之后，黎特意召见王、孟二人，恳求他们向各省军阀进行疏通。5月下旬，段祺瑞被免职，九省督军宣布独立，王占元表面未曾列名，实际上仍然与各省军阀沆瀣一气。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日益明显地分化为直、皖两系，王占元站在直系一边。9月，孙中山在广州联合南方各省实力派，建立“护法”军政府，反对窃据北京政府的北洋军阀。这时，直、皖两系由于利益不一致，在对护法各省的和战问题上发生分歧。冯国璋依靠王占元等长江直系三督军的支持，高唱“和平统一”政策，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

11月14日，北洋政府驻防湖南前线的两师长王汝贤、范国璋在冯的授意下，首先通电撤兵，主张和平解决南北争端。接着，18日，王占元又同李纯、陈光远、曹锟联衔发出相同的通电。在直系的和平攻势下，段祺瑞的“武力统一” [1] 政策受挫，军事行动随之失利，皖系的湖南督军傅良佐被赶出长沙，段辞去国务总理职务。冯国璋取得暂时优势，但由于皖系的牵制，对和战犹豫不决。

南北和议

王占元为保持他在湖北的统治，对和战采取观望态度，企图左右逢源。1918年1月27日，打着“护法”旗号的湘桂联军攻占岳州，2月11日，冯国璋免去被联军击败的北洋第二师师长王金镜的职务，由王占元兼代。

王占元和江苏督军李纯以南北议和调解人的身份展开活动，示意联军勿再进逼。湘桂联军并无真正实力，总司令谭浩明为了争取湖北中立，向王做出“不入鄂境”的保证。南北对峙的局面暂时稳定下来。

联合讨段

1919年3月30日陕西战事停止，4月1日李纯、王占元、陈光远、吴佩孚联名电请重开南北和议。12月冯国璋病死，曹锟成为直系军阀新首领，王占元等附和曹锟、吴佩孚共同对抗皖系军阀。1920年1月1日，北京政府奖叙对决策参加一战“厥功甚伟”者，王占元被特授勋一位。

1920年3月31日，鲁籍军人王占元、卢永祥、吴佩孚及镇守使师旅团长四十八人通电反对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主交国际联盟解决。

1920年4月8日，王占元出席在保定召开的直奉两系联合会议，部署反皖系。5月31日吴佩孚从湖南撤兵北返到达汉口，王占元慷慨资助军械及军饷六十万元，6月5日吴佩孚离汉口继续北上。6月13日，北京大总统徐世昌在曹锟示意下任命王占元为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7月12日，曹锟、张作霖、王占元、李纯、陈光远、赵倜等联合通电讨段，言辞谴责段祺瑞为“全国之公敌，惟有秣马厉兵，扫荡妖氛，以靖国难”。

1919年12月，冯国璋病死，曹锟成了直系首领。王占元附和曹锟、吴佩孚共同对抗皖系。1920年4月，他出席了曹锟为部署反皖在保定召开的直、奉两系联盟会议。5月，吴佩孚从湖南衡阳前线撤兵北上，路经湖北时，王占元慷慨资助饷械。6月13日，北京政府的总统徐世昌在曹锟的示意下，任命王占元为两湖巡阅使。7月，王又乘直皖战争之机，扣留了皖系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并收编了吴的军队，从而扩大了他在湖北的军事实力。

直皖战后，奉系张作霖把触角伸向长江中游，想方设法拉拢王占元。北京政府也想依靠他调解直、奉两系间的矛盾。1921年4月，国务总理靳云鹏在天津召集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曹锟、张作霖分别代表直、奉两系外，还邀请了王占元，一时称为“四巨头会议”。王占元在会上大肆吹嘘，捏称“湘川黔滇不日北附”，想以此向北京讨取更大的好处。当时，广州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另立政府，王占元尾随曹、张等北方军阀一起通电反对。

倒王运动

王占元在湖北的残酷统治，引起人民的强烈反对。由于他克扣军饷，1921年前半年湖北境内连续发生兵变十多起，其中以武昌、宜昌的两次为最大。变兵烧杀抢掠，人民遭受惨重损失。因此，湖北倒王运动迅猛高涨。7月底，倒王运动主持人李书城等联络湖南军阀赵恒惕，以湘军第一师师长宋鹤庚任援鄂总指挥，统率第一、第二两师，由岳州进攻湖北。王占元任命第十八师师长孙传芳担任前敌指挥，进行防御和抵抗，但不到十天，防线就全面被突破。8月7日，王占元被迫辞职，携带他在湖北搜括的大批财物，逃往天津。

王占元被逐出湖北后，派人串通张作霖、曹锟、吴佩孚、靳云鹏等军阀政客，企图东山再起。他经常往来京奉道上，极力巴结张作霖。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他又把赌注押在曹锟、吴佩孚一方。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曹、吴失势，张作霖重返北京，对王占元极为冷淡，王的活动才稍加收敛。

下野退隐

晚年的王占元

1926年9月，王占元应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邀请，到南京就任孙的训练总监，与孙共同抗拒北伐革命军，并一度幻想北伐军和吴佩孚两败俱伤，由孙传芳坐收渔利，让他再回湖北。北伐战争的胜利，摧毁了王占元的美梦。但他还要做垂死挣扎，配合英、日帝国主义的阴谋活动，偕同靳云鹏奔走于南京、天津之间，撮合张作霖、张宗昌和孙传芳捐弃旧嫌，共同抗击北伐军。但历史作了无情的回答：北伐胜利了，北洋军阀被打垮了。王占元只好逃回天津，托庇英国租界的保护。 [1]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吴佩孚在两湖迅速失败，9月13日靳云鹏、王占元运动张作霖、孙传芳合作，援吴佩孚“讨赤”，王占元应孙传芳的邀请，到南京出任“五省联军训练总监”，抗击北伐军。11月北伐军击败孙传芳，王占元只好逃入天津租界。

1928年4月17日任陆军检阅使，24日与内阁总理潘复一起到济南与张宗昌、孙传芳等商议军事。6月北伐军攻克平津后，王占元隐居在天津英租界14号路（今烟台道新华路交口），经营实业。

1931年，王占元以王子春名义任天津救济水灾委员会干事、天津市慈善事业委员会委员，他还是河北省各省水灾筹赈分会的会员。1933年夏，鲁西水灾损失惨重，王占元等16名在津鲁籍名人准备救灾。1934年5月，王占元等联名以山东旅津同乡水灾急赈会的名义向天津商会发函催捐，为家乡赈灾出了力。

人物离世

1934年9月15日，王占元在天津寓所病死，终年七十四岁。

人物评价

编辑播报

在北洋军阀中，王占元算得上一个大地主兼大资本家，善于搜刮敛财。

王占元曾经用搜括来的钱，先后在北京、天津、大连、保定购买了大宗房产；在山东投资于纱厂、煤矿 [1] ；在直隶投资于面粉厂、电力股份公司；在湖北等地开设银号，垄断军用品，贩卖黄金，倒运铜元；在直隶南部、山东西部乘灾荒之年购置大量土地；还把大量金钱储存在外国银行。

词条图册更多图册

概述图册(2)

参考资料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人物传》（第6卷）：中华书局，2011年：3831-3835页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