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记者节，推荐一本讲媒体历史的书：《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两千年》。本文是我写的书评。
西塞罗（古罗马政治家）很像一个喜欢微信聊天的现代人，他热衷于给朋友们写信和阅读朋友们的来信，甚至建议朋友即使没有什么事情也写信给他：“给我写信……每天都要写”，“如果你没得可写，就写信说没得可写。”
很容易想象古罗马人接收来信时那种愉悦，就像我们打开邮箱或者微信查阅消息。那时候，“每个人匆匆忙忙的赶往海边”，翘首盼望来自远方的信件。对社交网络的痴迷即使在那个古老的时代也引起了智者的忧虑。哲学家塞内加就对于这种状态予以了嘲讽。
在古罗马，人们如何转发文章、撰写评论、频繁互动？古人的生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像西塞罗一样的大V们常常把同一封信的副本寄给不同的朋友，方便他们抄写分享、向大众朗读。很多信并不私密，而是类似于公号文章和公开演说。最激烈反对凯撒的小加图自杀后，西塞罗等人撰写的悼词，就是那个时代的爆文。被人们誊抄分享、广为传播。
公元前59年，凯撒当选罗马共和国执政官，下令“元老院议事和人民讨论的情况须每日汇编发布”，这项新事物被称为“每日纪事”——这就是报纸的源头，它每天只出一份，张贴在罗马的公共广场上。誊抄与传播都是读者们自发的事情。有生意头脑的人很快就注意到，这个东西可以雇人誊抄进行贩卖。媒体商人由此诞生。
不在首都的精英们同样需要《每日纪事》，他们请在首都的朋友们帮自己寄过来，这些转发过来的新闻经过了筛选，加入了评论，收信人会在阅读后抄写传播、回信讨论……这其实和我们今天的社交媒体生活颇多相似，只是从前的日色慢，车马邮件都慢，不像我们今天点击手机就能看到。不过，古罗马的邮件，未必像诗人想象的那么慢。富有的精英们通过社交关系传递信件，往来方便快捷。“这使得西塞罗得以和某些人，比如他的朋友阿提库斯，每天都保持联系。”
在古罗马时代，书稿和《每日纪事》一样，也是靠着人们的互相分享而得以传播。没有大量的转发，就没有“经典永流传”。作者想要自己的书成功，“就必须利用社交关系网，争取引领时尚潮流的大人物的认可，在有用的人当中引起骚动。”这就是两千年前的炒作与求转发。书商在摊位售卖的也是最受欢迎、最容易卖的书的抄本，可见人们重视畅销书，自古皆然。
那时候的书稿写在莎草纸上，一本书的字数，未必超过今天的一篇长文。“罗马的作者都想自己的书被别人抄录，抄的人越多越好。”这就是两千年前的作者们对于阅读量的追求。常有人装腔作势的感叹这个时代写作者热衷于十万加的庸俗与肤浅，却不知道人性亘古不变。
人性亘古不变，从古罗马的日报到今天的脸书、推特、朋友圈，不变的是人的社交属性。人是社会动物，不是在天地间独往来的野兽。人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倾听、被回应，希望思想能够碰撞、情感得到共鸣。人期待了解他人，了解世界，与他人建立联系。无论社交媒体随着技术的革命如何演变，它们始终是社交的工具。古罗马人在广场上看日报、法兰西人在咖啡馆里讨论新闻、今天的人们打开推特或者朋友圈关注热点。这些行为的本质，并没有太多不同。
今天的人们有推特和朋友圈，罗马的老百姓则有墙。他们在大小城镇的墙上写下各种帖子，从心灵鸡汤、政治口号到商业广告。并且经常回帖、评论甚至相互争吵谩骂。旅馆的墙上还会留下差评：“店主人，你把好酒留给自己，却只卖给我们水。”
人们在墙上@某人，从爱人、朋友到情敌。一些发帖还抄写了诗句，甚至配了图画。像不像今天的微博和朋友圈？古罗马的墙上帖子很符合当代的互联网精神，在庞贝发现的一条留言说：“不管是谁，想写就写。”
今天的各种政治力量都擅长运用社交媒体来为自己宣传造势，从政治家的推特到恐怖分子的网络视频。这种传统源远流长。凯撒用《每日纪事》来打击政敌，基督教的使徒们则擅长用书信来传福音。《新约》27篇中有21篇都是信件。教会领袖的书信像20世纪的元首讲话一样能够统一思想、协调冲突、激励士气、鼓舞人心。那些重要的信件被不同的教会当众宣读、集体学习、广为传播。使徒保罗是古代最有影响力的书信作者，人气甚至超过了西塞罗。一位学者则把基督教的文件分享系统称之为“神圣互联网”。
印刷术出现之前，用羊皮纸制作的书异常昂贵，1074年，一位神父用一本有插图的祈祷书换了一座葡萄园。这是真正的书中自有黄金屋。1424年，剑桥大学图书馆也只有122册藏书。古登堡和他的小伙伴发明的印刷机则改变了这一切。书籍从奢侈品变成了廉价品，阅读从特权变成了日常。
技术的革命常常引发政治的革命。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把批判赎罪券的爆文贴在了教堂的大门上。各地的印刷商纷纷印刷这一爆文，一场伟大的宗教革命由此发生。路德一系列主张宗教改革的小册子在十年间出版了200多万册。支持者与反对者也纷纷撰写小册子赞美或者批判，围绕赎罪券这一热点，双方的论战如潮水一般，时而学术探讨，时而攻击谩骂，和今天的公号大V一样，路德喜欢引经据典，也喜欢爆粗口，对反对他的人破口大骂。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公知哀叹语言的粗鄙和沦陷。
一篇爆文印发了一场群众运动，正是因为无数普通人的点赞、转发、评论和支持，路德才得以赢得这场信仰之战。而这场群众运动，有赖于当时的媒体：小册子。如果没有印刷机的普及，路德的声音就不会传那么远，影响那么多的人。这么说并非宣扬一种“技术决定论”（相反这种理论非常可疑），而是让我们注意到：
新形式的媒体本身并不能触发革命，但它们可以使意在变革的人更容易协调行动，同化意见，召集群众支持他们的事业。路德对小册子的运用是这方面的第一个例子。
已有之事，后必再有。路德的小册子引发了宗教革命，潘恩的小册子（《常识》）吹向了美国独立的号角，法国的报纸在大革命的前夜传播自由平等的理想，希特勒用广播来动员民众，突尼斯年轻人用脸书和推特来反抗暴政，埃及的革命也被称之为“脸书革命”……社交媒体常常成为政治变革的重要工具，也理所当然的成为管制的重点。
在17世纪（及以前）的英国，人们因为撰写攻击国王或教会的书籍而被砍掉右手、割掉耳朵；在17世纪的法国，当咖啡馆成为社交平台，弥漫着各种新闻与公共讨论，查理二世甚至试图取缔咖啡馆。各种各样的小册子混杂着各种各种的真相、谎言、真理、谬误，让人们眼花缭乱。人们要求政府管一管，利益集团（印刷出版行业协会）为了减少竞争，也不遗余力的游说政府。1643年，英国议会恢复了出版许可制度，也是同一年，弥尔顿非法出版了他的伟大著作：《论出版自you》。
这是值得父母读给孩子听的闪光文字：
各种学说如旋风吹遍大地，而真理必在其中。规定各种许可和禁令是对真理力量的怀疑。让真理和谬误互相争斗；谁见过真理在自由公开的争斗中败过阵呢？
1695年，英国的出版许可制度终于寿终正寝。弥尔顿和同代人倡导出版自you的观点激励了十八世纪的法国和美国的革命思想。《论出版自you》成为美国xian法第一修正案的部分基础。这些闪光的思想，在后来的岁月里成为了普世价zhi的一部分，成为了构建人类基本权利的基石之一。
书稿算不是一种社交媒体？对于古人来说，是这样的。都铎王朝的贵族们在同一份手稿上创作、评论、分享，书稿成为他们的论坛。当时的人们用传抄的方式来转发，用邮寄的方式来分享，用批注的方式来评论和回复评论。手稿也相当于个人网站，人们用它来自我表达，自我推销。人们与他人交换诗文，把自己的诗作献给大人物以“求关注”。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法兰西的诗人和大唐的诗人并没有太多不同。今天的我们也在继续使用社交媒体达到同样的目的，写作的内容也许依然是文学、旅行、深夜加班的辛勤，只不过我们的体裁不再是诗歌。
公元1600年，伦敦出现了大量的“新闻信札”，知情人士把自己收集的新闻与流言写信寄给外地的朋友们。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从中看到了商机，订阅服务随之出现。这些收费的“新闻信札”很贵，每年要5到20英镑。“一个新闻写家如果有几十个订户，日子就能过得非常舒服了。”
18年后，第一份新闻报在荷兰出现。早期的报纸只有一页，正反两面印着各种重要的新闻，以及各种奇闻怪事，流言蜚语。便宜的报纸流通量当然超过了昂贵的新闻信札，但便宜往往也意味着劣质，新闻贩子们为了满足顾客的兴趣，不惜编造各种假新闻。
1665年，为了方便世界各地科学家交流的《伦敦皇家学会哲学学报》出版，国际科学交流平台由此诞生。1991年，为了改善从事科学研究的同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物理学家蒂姆·伯纳斯-李创建了万维网。创办《哲学学报》的奥尔登并非一位科学家，却为科学革命做出了伟大贡献；万维网本来是供学术界交流，却演变成为了大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大概就是哈耶克所谓的自发秩序，人类社会的“发展”，即使最伟大的头脑也无法设计规划，更无法准确的预言每一个即将到来的“未来”。
1690年，北美的第一份报纸《国内外大事记》面世。这些早期的报纸没有专业的记者和编辑，《波士顿新闻信》的创办者靠和水手、旅行者、当地官员、邮局顾客的聊天来收集新闻，《新英格兰新闻报》邀请读者们发表意见。“早期的报纸是一种形式的社交媒体”，它更像互联网论坛。
18世纪的法国出现了一批新闻编者，他们用手抄的方式编辑、售卖各种新闻。这些人时不时的因为违反相关法律而被政府逮捕，直到1788年政府取消新闻审查。热衷于教育人民的法国启蒙派公知天然的热爱媒体，孔多塞相信报刊能使现代政体“达到完美境地”，米拉波认为报纸是国家真正的保障，这种天真乐观正像今天一些人鼓吹的“互联网自由”一样不靠谱。当媒体自由实现的时候，法国的报刊上最火爆的内容是政治家互相抹黑，鼓动人民要求处死政敌。这相当于大字报的时代，“大鸣大放”，文字的批判常常伴随着肉体的消灭。孔多塞躲过了断头台，只因为他提早死在了监狱中。美国国父之一亚当斯在孔多塞的著作上留下了充满质疑与批判的批注，正如今天的人们开始怀疑互联网是否真的会让这个世界更自由，还是让管制更便捷？
专业记者的存在并不符合媒体的古老传统，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新闻的编辑与传播本身是社交活动的一部分，自古以来人们通过信件传播新闻，通过交换书稿交流思想，媒体不是少数人的工作平台，而是自大众的参与。专业记者的出现源自第一批大众媒体的兴起，当报纸卖的足够多，利润就激励老板们雇佣专门的人员去搜寻值得发表的故事。议会的辩论、国外的新闻、法庭审判和犯罪故事。1836年的《纽约先驱报》报道犯罪现场的文风，接近于那些渲染滴滴女受害者悲惨遭遇来增加阅读量的公号。这些报纸“不遗余力的渲染盗窃和谋杀的细节，这种更煽情的报道方式深得大众喜欢。”时光流转，记者越来越多，报纸从大众喧哗的论坛变成了编辑、记者、报社老板等少数人从事的专业领域。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两百年，然后被互联网改变。
1844年，莫尔斯把在巴尔的摩举行的辉格党全国大会的结果用电报发到了华盛顿，19世纪的报务员们工作之余在线上聊天、下棋、撩妹，还举行大规模的工作会议。他们玩电报如同我们今天用群邮件和微信群。因为发报成本高，需要搞共享经济，纽约的媒体联合起来形成了美联社，路透社的形成也基于同样原因。电报带来了一个信息高速流动的年代，一些人为此心忡忡，觉得时代的步伐太快。电报让新闻报道变得更加容易，报刊的受众越来越多，媒体人开始成为意见领袖，他们的报道与评论能引发战争，影响政治走向，无论那些内容是真相真理还是哗众取宠的偏见与谣言。媒体的集中化令一些人担忧，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认为从前的媒体意味着公众的参与，众声喧哗，现在却变成了一小撮专业人士提供内容，大众被动接受，这不是一种进步。
广播的出现增加了人们对于媒体的担忧，希特勒之流政治家运用媒体来愚民，英国的垄断企业BBC则用广播来教育人民。电视的出现更增加了人们对于新媒体的热爱与忧虑，这是最伟大的发明，这是最糟糕的发明，乐观者看到了科学的奇迹，悲观者看到了娱乐至死。
“比起使人们能够创造、传播、分享以及重改和交流信息的媒体系统来，（让人们被动接受信息的）电视属于另一个世界。它是社交媒体的反面。”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忧虑也是。对电视的担忧并没有持续太久时间，历史的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宠儿，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靶子。靶子和宠儿常常是一回事，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受多少追捧就要承受多少诋毁。电脑和手机取代了电视的位置，成为一种新的日常和一种新的忧虑。
不同之处在于互联网打破了专业媒体人的垄断局面，恢复了古罗马以来社交媒体的传统，论坛、博客与脸书更接近古罗马的广场、伦敦的小册子和法兰西社交圈里流传的诗稿。微博、朋友圈的转发和古人把重要的消息用信件抄送不同的朋友异曲同工。这是技术的革命，也是传统的归来。
古罗马的人每天去海边等候信件，今天的人们每天早上在办公桌前打开邮箱。无论我们自称进步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我们都生活在传统的延续之中。我们是文明的继承者，我们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酷。在历史里，我们今天拥有的一切都有其源头，我们今天面临的一切阻碍都曾经发生。我们今天忧虑手机占用了太多时间，古人也曾忧虑无聊的小册子和报纸浪费了太多光阴；我们今天思考碎片化阅读和纸质书孰优孰劣，古人也曾担忧印刷的书籍没有抄写版更经典纯正。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忧虑，只是每一代人的忧虑也常常相似。过去的人们担忧专业记者对媒体的垄断是一种危险，今天的人们则担忧个人媒体的兴起让狗血与谣言满天纷飞。我们总是活在变化之中，也总是活在忧虑之中。从来没有什么完美的事物，从来没有完美的社交媒体。有的，只是我们亘古不变的社交需求与社交活动。
今天讲述的内容来自汤姆·斯丹迪奇的作品《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斯丹迪奇就是那个写了《上帝之饮：六个瓶子里的历史》的作者。和《六个瓶子里的历史》一样，《社交媒体2000年》也是那种让我惊讶叹服的杰作。我在豆瓣上给这本书打了五星，并且评论道：这就是那种伟大的著作，它让我们了解复杂的事物如何演变，让我们看见我们此刻握着手机阅读信息的生活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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