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国昌 编辑■王成海
第三天上午在一中参加考试，第一次见这样的大场面，见到城里的同龄人，有些紧张，考题挺难，下午返回公社，后来得知成绩不好。
初二下学期，学校来了几个实习老师，张玉喜、牛生光、孙满，孙满正式分配到我们村，与我父亲搭挡两年，之后调往尚义县哈拉沟公社派出所。
那时学校文体活动不多，没有开过运动会，体育课就是跑步、打篮球，排球、足球、羽毛球、乒乓球都没有，体育器械就是一副篮球架，单杠、双杠也没有。打篮球是唯一的体育赛事，老师和学生都有参与，老师中胡新亮、王有权、乐利喜欢打，同学里张福根、贺旺、贾云是主力，正式比赛赵荣珍老师充当裁判。
公社院里有一个礼堂，砖混结构，很矮，窗户已变形，学校偶尔组织来这里观看电影，周边村庄有放映时，我们也去看，第一次看的武打片《少林寺》、《神秘的大佛》就是在那个时候。
供销社墙边经常有一个卖麻子、瓜子的老翁，不知道他真实名字，他常喊：“挖（读wǎ）上大瓜子……”、“萨拉齐大瓜子”，我们就称他为“挖子”，老人没有秤，用纸筒当量具，瓜子五分钱一小筒、一毛钱一大筒，供销社里的干货罐头买不起，瓜子就成学生们的主要零食，一人买了要给去他同学分一些。
就在这一年冬季，兴和县实行包产到户政策，生产队把牲畜、农具、粮食和土耕地分配到户，队里连续在学校召开会议，研究分配方案，确定生产资料价格和耕地质量等级，我记得牲畜中身价最高的是几头骡子---550元，其次是马、牛，最便宜的是几个月大的牛犊，15元一头，最终各家派代表抓阄决定，我家和三爹、罗生利二爷爷三家分得一头骡子，外号“大骡子”，爷爷和二爹两家也分得一头骡子，外号“红骡子”，至此生产队已基本解体，要“单干”的传闻终于被坐实。
转眼一年过去了，要升初三了，上一届初三是从各大队考上的，成绩好的去大库联中学，差一点来曹四夭中学，两个学校有层次之分，大库联中学属地区中学，资历深、师资强，而曹四夭中学是公社中学。我们这届招生方案改革了，靠近大库联的康卜脑、杨场沟、西号三个大队的学生报考大库联中学，其余的报考曹四夭中学，这样两个学校的生源素质一样了。
我们考场就设置在本校，录取了一个班，当时我考试发挥差劲，升学成绩很不理想名次第八，卫生慧是第六。
同年，我哥考入兴和一中46班，当时家里也做好了我哥一旦考不上高中的打算--学艺、盖房、找媳妇，甚至备好了给我哥盖房用的椽檩。
一部分同学主动辍学了，卫生智在考试前一次回家的路上叨叨说不想继续上了，第二天就没有和我们一起返校。个别的转到兴和县城中学，没考上初三的并不多，留在曹四夭中学的合并为一个班，取编号18班，教室是原17班教室。张荣、高爱生、赵贵、赵芳补习进入我班，后两位是从大库联中学毕业的，还有高凤珍在考试前几个月插班进来，年龄比我们大好多。
进入初三，老师有所调整，数学老师还是乐利，是班主任，语文老师王杰，物理老师赵荣珍，化学老师刘玉明，英语老师冀凤玲，历史老师王有权，地里老师郭生发，政治老师牛生光，生物张德，一段时间后化学老师改为张玉喜。
初三开学时胡新亮老师参军离开，英语老师暂缺，一个月后冀凤玲老师接任，冀老师住在最东边办公室，她来的第一天晚上，我们男生好奇这个女老师长啥样，老师宿舍窗户高，站在地上看不到里面，我们就脚尖离地、双手钩在外窗户沿上伸长脖子偷眊，次日冀老师自我介绍：“我是白家营的。”口音和我们略有不同，我们误以为是“北京的”，心想北京来的老师肯定水平高。
下学期郑维新老师从大库联中学调来，接替张玉喜任化学老师，张老师调往尚义县，郑老师是资深老师，在大库联中学声望很高。
那时候中考除了可以上高中，还可以上初中中专和师范，考师范要求必须是应届生，难度最大的是中专，好多学生为了早上班减去家里负担，就一谋心思考中专或师范，有的连续考了四五年才圆梦，为了达到应届生考师范的要求，只得转户口、改名字。
1983年中考，六区三个公社考场设置在大库联中学，我们骑着自行车、驮上被褥、拿着干粮去的，考了两天住了两晚上。这是我第一次去大库联，父亲、四爹和哥哥都在这个学校读过书。
经过师生努力，得到了较为满意的回报，考上兴和一中的有赵文生、李树金、张荣和我，考上师范学校的有赵贵和赵芳，而上一届是两个，其中一个考上赛乌素中学，另一个是高中毕业返回初三考上兴和一中。这个升学水平与大库联中学水平相当，兴和一中分数线361分，集宁一中420分，我考了393分，英语成绩最低47分，从这时我就坚定认为学习主要靠自己，环境影响不大。下一届进步更快，考上高中近二十个，居各公社前列，被称为“曹四夭现象”。
1981年秋后生产队解散，社员欢欣鼓舞，迸发了难以想象的激情，生产力成指数级增长，村里闲人少了、忙忙碌碌的多了；参与劳作的年龄段扩大了，老老少少不再是闲人了，精神面貌好了，发牢骚的没了，牲畜也倍受优待，变得膘肥体壮。如此甜蜜温馨的劳动场景，是吃大锅饭磨洋工出工不出力时期，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人们实心实意的当起了田地的主人，把劳动比作为一种发自内心的乐趣，身上每一块肌肉里都有使不完的劲。就连过去老弱病残的人们，也自发地走出家门，欢愉地来到自家的口粮田里添把手、出点力！各家自己喂养牲畜，搭蓬圈、置办农具，我们在奶奶家盖了一间圈，供把两个骡子居住，没有车辆，就先做了一个勒勒车（又称疙瘩车），回来改为胶轮车，轱辘是早年弃用的“花车饼”，其中一个是从我大舅家要的，这个时候我才懂得这个压柴草的“花车饼”原来是个车轱辘，为了不耽误农活，启用了好多被淘汰的农具，如打莜麦的梿枷等。父亲在放学后、节假日和二爹、三爹扎草、喂骡子、早晨放骡子。为了让牲畜吃好，草切的尽可能短，添草次数多，二爹三爹半夜还要起来添一次，槽里从来不断草料，但也惯坏了牲畜，每天剩下的草梗也不少。1982年春天开始以家庭为单位耕种土地，有些活父亲不太会，二爹和三爹帮忙操持，父亲上课脱不开身，我们兄弟俩又在上学，母亲、姐姐便是干活的主力 受尽了苦头。在周日、假期，我就放养两头骡子，那几年干旱，草长不高，为了让骡子吃好，就得想尽办法找好草。我的皮肤不耐晒，在外面晒一天面部就明显黑了，也经常被蚊子叮咬，挤出毒水后留了好多疤。（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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