憎恨为前提，所以无法信任

公元68年，罗马暴君尼禄自杀，元老院选举了西班牙行省总督加尔巴为新皇帝。

加尔巴其时已经71岁，老成持重，系出名门，又有几十年的地方执政经验，人们满怀期待，希望他能带领帝国脱离混乱，重建秩序。

但他随后的一系列行为，倒行逆施，昏招频出，让民众逐渐失望，进而引发怨恨，最终点燃了所有民众的怒火，仅仅七个月，便被推翻下台。

历史学家塔西佗在评价加尔巴时说道，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

人们将这段话又做了进一步的引申，当一个人失去了信任时，无论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他都会被认为是在说假话、做坏事。

怨恨、反感的情绪一旦在人们心头滋生，信任将不复存在，此为塔西佗陷阱。

信任比黄金还珍贵，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人类社会是建立在各种有形无形的契约之上，个体之间的信任度越高，交易成本越低，合作效率越高，参与其中各方的收益便越丰盈。

同时，信任又是人际交往中的最美好的一环，相信一个人，把后背交给对方，互相依赖与托付，一种极其愉悦而难得的安全感。

但信任又是极其脆弱的，杀死信任的有不经意间的怠慢、郁积愈深的误会或者极大诱惑下的蓄意背叛。

背叛一旦发生，那种两心无猜的信任便自此不在。双方可能会言归于好，但再也无法恢复到先前的默契与坦诚。

心头的刺若隐若现，提醒着某一方，对方曾经欺骗过你，以及他以后还会欺骗你。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如此脆弱，人与组织之间只会更甚。

一个组织或者某个大人物，一旦步入塔西佗陷阱，便很难有翻身的机会了。

商鞅开始变法时，第一件事情便是在都城南门口，立了根三丈之木，贴了布告，谁能从南门搬到北门，赏十金。

围观群众啧啧称奇，但没有人愿意去尝试。

把赏金加重到五十金，有人便冲将出来，把木头搬到了北门，商鞅立刻兑现了赏金。

一场别开生面的营销活动，首先抢占了秦人的心智，建立起“新法说到做到”的初步印象。

再往后的各种法律实施过程里，同样做到一诺千金，故而产生了一言九鼎的效果，新法因此能够贯彻落实，并影响深远。

如果真能坚持徙木立信，便肯定不会出现塔西佗陷阱，从根源上解决信任危机。

但这种持之以恒的诚信，很少有人能够一以贯之。

于是，大人物们会选择走出塔西佗陷阱的另一条道路，即，不要让我的人民憎恨我。

如何让人民不憎恨我？

一种是取悦人民，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牛奶和蜜糖应有尽有，用物质换来民众的喜欢。

另一种则是充分利用自身的光环效应，构建精美高明的谎言。

而这些谎言，说出来的观点能够逻辑自洽，让人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不住地点头。

又充分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而能够轻松引导受众的想法。

同时，大人物的光环效应，又会强化受众的认知，因为人类具有天然的从众心理，目的是为了减少思考和规避风险。

如果做不到以上两点，那至少要保证人民惧怕我。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写道，对于一个君主来说，被人惧怕比受人爱戴，更为安全些。

爱戴一个人，靠的是恩义这条纽带，而人性是恶劣的，在任何时候，只要对人有利，人们便会毫不犹豫地斩断这根纽带。

可是畏惧一个人，是由于骨子里害怕某些利益的必然失去。

人们会去冒犯一个他爱戴的人，但绝不会轻易反抗一个他畏惧的人。

拿破仑一步步走向巴黎，人们对他的称呼，也从“来自科西嘉的怪物”，渐渐变成了“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

恐惧会让人们放下憎恨。

憎恨为前提，所以无法信任，是为塔西佗陷阱。

破解的方法，一是建立信任，二是让对方不愿或不敢憎恨。